聲塵寂寞係恒常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

         認識徐梵澄先生是在14年以前，那時，我在北京圖書館工作。在任繼愈先生的領導下，我新創辦的《國際漢學》組稿。為此我曾到過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找過蔡仲德先生，也到過龐朴先生家約稿。有一次，任先生對我說：「你可以到徐梵澄先生那裏去約稿」。按圖索驥，我找到了團結湖北里6號樓1門302號，站立叩門。門打開了，一個高挑清瘦的老人出現在我面前，一雙眼睛在鏡片後炯炯有神，「你是北圖的張西平？」「是」，我諾諾答之，「請進」，我躬身尾之。先生讓我坐，他拉開窗簾，並為我沏茶，我隨即環顧了一下房間，看到只有幾件簡舊家俱和櫃子裏書架上擺的書籍。先生說的是湖南話，鄉音頗重，我因為在南方工作過一段時間，所以他的話我大致可以聽懂。第一次見面談的時間不長，他答應給我一篇英文稿子，是關於宋明理學的，名曰《易大傳——新儒家入門》。為了這篇稿子，我又到先生家兩次，這樣我們就慢慢熟了起來。後來任先生告訴我，他是魯迅的學生，我到北圖一查，才知他就是當年翻譯《蘇魯支語錄》的梵澄。而那時節他卻靜靜地在自己的書房裏思考、寫作，仿佛外面的世界與他不相干似的。

         1994年，我赴德國作學術訪問，臨行前去看望他。他告訴我，1929年至1932年，他在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學習，當得知我將拜訪那裏的漢學系時，他說他和該校的鮑吾剛教授相識，讓我代他問好。1996年我從德國訪問回來以後又去看望他，只覺得先生蒼老了許多。那一次他講到了德國漢學家衛禮賢，說他深通中國古典，在所有《易經》的西文譯本中，唯有他的翻譯與原文最合。2000年春天，先生病故，其時我正在歐洲做訪問學者，沒有為先生送別，甚為遺憾。幸有孫波兄擔此重任，收集與整理文稿，歷時四年，《徐梵澄文集》終得以出版。懷想孤身一人的先生，在九泉之下一定會有慰藉吧!

         抗戰勝利後，先生參加中印文化交流，一去就是三十多年。他告訴我，他當年自重慶飛赴印度時，郭沫若和鄭振鐸親自送行，揮手間，他們笑著說要他帶真經回來。先生呢？自然也是這麼想的。見《蓬屋詩存》卷一末詩〈飛印度講學留別諸友〉五律四首，有「儒釋待評量」，「高風懷季子（先生名）」，「他時求妙覺，衡嶽隱雲孤」句。待他1978年底落葉歸根以後，故人多去矣。九十年代初，他的兩個老朋友，賀麟與馮至先後謝世，他更加孤單了。其實他一生都是孤獨的，孜孜矻矻，獨自進掘，把彼國那麼多的好東西都翻譯過來了，如《五十奧義書》、《神聖人性論》、《薄伽梵歌論》等，真如璀燦寶珠，光發爛漫。可是，再大的智者，或說「精神者」，也需要與「君子遊」，示寂之前先生的孤寂，其深沈大概是吾輩所不能測量的吧！

         先生做三大文化會通的工作，明通梵、拉丁、希臘、德、英、法等八種語言。他從來不說，只是做。說他運用若干種文字，那是後來別人「計算」出來的。他從不顯揚自己，但是我們知道他「學問甚大」。他安靜得甚是寂寞，寂寞得非常安靜，他在不聲不響地作著「接續」精神傳統的工作。似乎他在英文《唯識菁華》序裏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在人類歷史驟急的進步中，傳統有時候會被打斷，於是，那些聖人（大學者）們，就把它重新接續起來，並使它「恒常」一貫，因為，這傳統是一個民族文化生命的源頭活水。

         因對他不夠瞭解，鮮有人稱他「大師」，偶有稱之者，他會不高興：「唔，——我算什麼大師呢！」大概在他眼裏，魯迅、阿羅頻多才算得上「大師」。我估計先生可能是在魯迅的弟子中最後一個病故的，當年許廣平在回憶錄中說到梵澄：「他天賦極高，舊學甚博，能作古詩、短評，能翻譯。欽慕尼采，頗效其風度。」然而他甚少談起他和魯迅的關係，也許他怕有「依草附木」之嫌，因，如果有這種傾向，可能對人們一種健康的理解會有減損。

         自晚清以來，中國傳統文脈斷裂。先生那一代人為求索救治方略，或遠涉重洋，就學歐羅巴；或飛越雪山，取經古天竺。為的是兼收並蓄，「拿來」彼國之菁華，澆灌吾華之園地。有他們在，精神之火就在，況且他們又採來銅山之礦，靈山之薪，何愁不會燃起熊熊大火？何愁不會再現大唐氣象？我想，先生文集出版的意義正在於此。

         時至今日，我仍記得：有一次先生送我出門，我看到先生的毛衣右臂處有一個洞，一根斷出的毛線隨著先生的手臂在空中擺盪，我說：「您老人家的毛衣該換換了」，他笑著回答說：「穿得很好嘛！」這情景，歷歷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本文係作者於2006年9月12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成果發佈會暨《徐梵澄文集》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張新鷹副所長提供，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