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水的小孩——談道德延伸範圍
Peter Singer‧黃資雅譯
為了激發學生對助人倫理的思考，在課堂上，我請學生們想像，在他們來學校的路上會經過一個淺淺的池塘，有天早上，你看見有個小孩掉進池子裡了，如果你伸手救他，你將弄得一身髒，還要回家換衣服，而且一定會趕不上第一堂課。
我問，你有義務停下來救這個孩子嗎？我的學生們異口同聲說，有。弄髒衣服和錯過第一堂課，完全比不上拯救一條生命，他們覺得在這情形下，沒有藉口不下水去救這孩子。那麼，如果週遭有其他人，但他們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會影響你是否該救這孩子嗎？不會，我的學生們都認為其他人不盡他們應該盡的義務，不代表他們自己也可以。
在了解學生們對義務的看法後，我問，那如果這個小孩在很遠的地方，也許在其他國家，但同樣的，他在生命攸關之際，你有能力去救這孩子——在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絕對不會影響你的安危之下——你有義務救他嗎？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說，距離和國籍不構成任何差別。我說，事實上，時時刻刻，我們每個人都在這路過池塘的處境裡：我們都有能力救人，只要付出一點點的代價，我們可以救很多大人和小孩，他們都在性命危急之中，如果我們不行動，他們都會因此喪命。而這一點點的代價不過就是一張新CD的錢、一件新衣、一頓飯、或一場音樂會。這一點點的錢透過像樂施會（Oxfam）這樣的機構，你能拯救一個在遠方需要援手的人。
討論到這裡，學生們開始提出現實考量：可是，我們怎麼確定我們的捐款可以達到需要的人手上？不是有很多捐款都花在慈善機構的人事成本上，浪費掉或貪污掉？人口暴增不才是核心問題嗎？我們難道不該先處理核心問題再來救人？這些問題都有答案，而我先給你一個簡單的回答，就算有一大部份的捐款被浪費掉，這個助人的成本是如此低，即使只有一部份真正達到需要的人手中，你仍是在救命，不痛不癢地救命。
「在我不需要付出什麼很大代價的情況下，我有義務去救一條生命。」其實，我很訝異幾乎沒有半個學生質疑這個想法。他們似乎都已達到WH Lecky的道德延伸範圍（expanding circle）裡的最終境界。WH Lecky在19世紀末提出，人類對他人的道德感與關切通常從個人開始，適用到家人，擴展到同一階級裡的他人、然後延伸到國族同胞、區域、最後到全人類和非人動物。在這說法下，很驚人地，我的學生們到已達到最終境界，當然，想法和行動是兩回事，而造成行動與想法不一致的原因也很多，我稍後會回到這問題上。
這個世代，是我們人類第一回能以全球角度來討論社群與責任。在古往歷史上，我們只能影響同一個城市或村落裡的人，即使是國王，也通常沒有能力企及其他國家的人。當Hadrian統治羅馬帝國時，他的疆域只涵蓋當時人所知的範圍，然而今日，當我離開倫敦（一個羅馬人不知道何處的地方）、坐上飛機，從羅馬帝國的一端，往另一端橫越，羅馬帝國的版圖連目的地新加坡一半的旅程都不到，更別說，跟澳洲（我的家鄉）的距離相比了。除了對距離的無能外，古往的人也無法像今日的我們，在分秒之間就能與遠方的人互通訊息，他們對於在地球另一端災害、戰爭、屠殺的受難者，很難及時伸出援手、造成任何影響。當他們聽到消息的時候，為時已晚，或者受難者在沒有幫助下倖存。在這樣的情況下，「慈善事業應從自身周圍開始」說法是適當的，畢竟在古往社會，一個人的能力所及，不過就是自身身處的村落或城鎮。
及時通訊與飛航交通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今天，電視機前的兩億人口可以看見饑荒中乞食的孩童，可以看見逃離暴政或動亂、尋求安居之所的難民。這兩億的人口，很多人也有能力可以改善這些他們眼前所見的電視機畫面。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掏出信用卡，打個電話給慈善組織，援助這些組織飛到災害現場，去發送食物和醫療用品。國際間的合作，有如聯合國，也都有能力遣送部隊去保護可能遭受屠殺的人民。
無論世界何處，我們都能參與以及影響當地人民的命運，而這能力，決定我們的責任。今日科技發展造成的公害規模，也是過往史無前例，亟需國際合作來面對的。古往人類的活動難以動搖大氣層和海洋，然而近世紀，我們學到了很多教訓——我們知道氯氟烴會傷害臭氧層，而碳排放使得氣候難以預測地變化，加劇海平面上升。我們一度以為海洋資源浩瀚無窮，而今捕魚船隊已枯竭魚群，海洋資源是否能復原是一個問號。在全球相連的網絡下，洛杉磯的消費者可以從消費行為影響澳洲的癌症患病率，將孟加拉的土地種滿花生，迫使泰國漁民放棄漁業、投入曼谷工廠工作。
世界各地緊密連結說明了一個全球倫理的必要性，一個對待到地球上每個人都通用的倫理，沒有國族、區域分別。這是一個虛幻的期待嗎？我可以告訴你，不是。
在滿足基本需求後，現今人類社會充斥著空虛徒然的氛圍。宗教和共產主義的敗退下，自由市場與消費主義進駐，寫下我們生活的步調：消費、賺錢、再消費、再賺更多錢。然而，看看那些在金錢競賽上遙遙領先的人，他們不見得感到心靈富足。我們有充足的科學證據指出，當我們基本需求滿足後，更多的物質，並不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這和哲學家千年以來所說的一致。
記得1986 Ivan Boesky的案例嗎？這名華爾街交易致富的百萬富翁，因為內線交易被起訴。Boesky在犯案時，已萬貫家產，他為什麼還要鋌而走險呢？六年之後，內線交易案被破，已和Boesky疏遠的太太Seema在美國ABC Network’s 20/20節目上，與Barbara Walters訪談中，公開她先生犯案的動機。Walters問Seema，Boesky是否是個奢華的人，Seema想想後回答，不是，他一週工作七天，非常投入，根本沒時間享受他所賺到的錢。她憶起，在1982 Forbes雜誌第一次將Boesky列進美國巨富名錄裡時，Boesky看起來很不開心，Seema以為Boesky不喜歡被公開列在雜誌裡，Boesky說：「不，不是，那不是讓我不開心的原因，我們什麼也不是，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在名單最底端，我跟你保證，我絕對不會再讓你這樣丟臉，我們下次絕對不會待在名單底端。」
如果這是成功的定義，我們不該苟同。這種成功不但沒有帶給Boesky心靈富足，更讓世人誤以為這是幸福祕方，忽略這樣追求的背後，代價是社會公義與環境。我們不該繼續把人生目標定為賺錢或消費，留下地球一堆垃圾。
我們通常認定道德倫理與自身利益是相衝突的：那些透過內線交易致富的人完全受自身利益驅使，沒有道德概念。然而，為了自身利益選擇一個薪資較高的工作是應該的，即使這個公司製造環境污染、以及生產沒有真實用處的產品。而那些受良心譴責放棄高薪的人，或將可觀財產做公益使用的人，我們認為他們在為他人犧牲。是嗎？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很多人會說，人不太可能從掙錢消費的生活模式，轉到以道德為基準的人生跑道，相信這可能性的人很天真。但是這樣的轉換，其實是對空虛人生的真實答案。近世紀開始，人生的虛無，不再過往哲學家們論辯生存意義後，令人失望的答案，而是很多人天天面對的現實。這個罪魁禍首很可能是對自我利益的過度強調，或是自我利益這個概念在根本定義上的錯誤。這個詞通常被定義為，個人的快樂與滿足；而自我利益的追求，便是任何著眼於滿足個人快樂的行動。然而，追求自我利益的生活很容易弄巧成拙，古老的哲學告訴我們「享樂主義是自相矛盾的」：愈追求，便愈需求，永不得滿足。人性幾千年來沒有改變多少，這哲學仍然一語成讖。
道德倫理為享樂主義的矛盾提供解決之道。道德的人生，將其他人的利益也考量，賦予個人生命更多的意義。尋找道德與自我利益追求的平衡，這樣的古老智慧，在今日多為憤世嫉俗的人所嘲諷。但是，追求道德的人生，不是無憑據、過於理想的，有愈來愈多的例子向我們指出，具有道德反思的生活，很可能對個人而言，亦是好的生活。在人類旅程裡，從來沒有一刻像現在，在飽暖之後，道德指引的人生，成為人生虛無的難題，一個如此清晰的答案。
在物欲追求為潮流的社會裡，決心過一個道德的人生，可能比你想像的還激進。在與盧安達的食物短缺困境相比，想在澳洲頂級莊園品嘗美酒的慾望不值一提。然而，這不代表道德的人生與享樂完全脫節，這只表示，我們的優先順序改變了。所有對時尚產業的投入與風靡、舌尖味蕾的無止盡追求、名牌跑車的市場創造與支持——只要我們心繫那些我們身手可救的生命，這些追求都可以變成次要的，而非必要的。如果我們能延伸道德的適用範圍，讓更高的道德感普及存在於每個人，那麼我們便很可能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社會。
——原文出自The Effective Altruism Handbook，譯文載於EA中文社群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