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知識——與兩位僧侶及一名畫家的法緣

Matteo Pistono著／陳雄財初譯／釋昭慧潤譯

 

一、體現「善知識」的精神

　　綜觀在1960年代末期蕭素樂的人生，就不難看到他的人際關係多麼重要──從追隨者之「精神導師」與「老師」的角色，到他他與「精神上的朋友」的互惠關係，到他與文化界及宗教界的進步人士和另類人物的接觸，這些塑造了蕭素樂不斷發展的視野。

　　而在此時，蕭素樂已經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師，獲得了「阿姜」（Ajarn）的尊稱。學生蜂擁而至，那是由於他願意挑戰泰國的主流文化。而在泰國歷史悠久的傳統中，無論是僧侶還是信徒，精神導師都會向一群追隨者傳授教誨、技能與智慧，「真正教育的整個過程取決於師生關係」，蕭素樂說：「現代教育破壞了這種關係。」

　　學生們經常在蕭素樂家聚會，坐在棕櫚樹庭院的竹椅和墊子上。有大約二十個人與他非常親近，經常會見蕭素樂。其他數百名學生則根據自己的志趣以及具體參與的項目而在他家進進出出。而蕭素樂幾乎總是夢想的統籌、策劃與活動實行者，然而一旦工作項目展開，如出版雜誌或書籍，策劃紀念活動或創建新組織，這時他就會賦予學生主要責任。

　　蕭素樂培育了一個開放性的論壇，該小組可以評價和批判對方的工作和寫作，辯論不同的政治觀點，並發展出友情。直到今天，學生還是一如往常地到他家中聚會，妻子Nilchawee會於上午供應水果，下午供應麵食，並且全天供應炭焙烏龍茶。到了晚間，蕭素樂還會請那些來家中為雜誌而商討或工作的學生們喝上一杯酒。床墊和蚊帳都儲藏在他圖書室的書櫥下，以便學生留宿使用。

　　蕭素樂時常鼓勵他的年輕追隨者，以批判性的角度來審視社會與文化，對權威持懷疑態度，勇於直言不諱。他也提醒學生們，必須真誠反省並自我評估，看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願望與理想。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他賦予追隨者「挑戰老師行為」的自由，這在泰國「阿姜」中是一個非比尋常的舉動，這也使得蕭素樂與其他老師有所不同。「參與公開討論」是蕭素樂的信念，這是依據佛教詞彙「善知識」（Kalyanamitta）的角度而推行的。蕭素樂認為，一名善知識應具的條件，是對自我與他人都要如實而坦承，學生經常聽到他說：「真正的善知識，會說你不想聽到的話。」

　　蕭素樂對「善知識」的當代詮釋，不但是落實在學生之中，也延伸至朋友與工作同事中。他在《宗教與發展》（1986）書中寫道：「一個善知識會發出良知的『其他聲音』，趣於正道，不逃離社會，也不會為了聲稱自己的成就而改變社會。」蕭素樂承認自己有相當大的我執，不過他仍然以寬闊的心胸，來接受他人的批判。他的善知識會針對他的壞脾氣、不耐煩、高壓手段與喜好紅酒而進行批判，即使那些善知識快速指出蕭素樂明顯的失敗，他也勇於承認，就如同他很快指出其他人的缺點一般。

　　蕭素樂對「善知識」的了解，與他共事的人讚嘆不已。即使他最親近的同儕，也無法免於被他尖銳批評。然而，在許多場合，蕭素樂的強烈言行，也使得許多他的圈內人離開了他。泰國一部份相當了解他的傑出社運人士就曾表示：「我希望以有距離的方式支持蕭素樂的工作，但我不希望他成為我的老闆。」曼谷參議員 Rosana Tositrakul 曾是蕭素樂的女性同事，她就指出：「蕭素樂的性格屬於憤怒型，不過他從未停止過對青年的培育，這是非常值得讚嘆的德行。」

　　蕭素樂因《社會科學評論》（編按：指他主編該份雜誌，以下簡稱《評論》）以及他的出版品與演講而人氣直升，名望與尊榮都帶給他極大的滿足感。他試圖保持他的卓越，然而來自青年學子的眾多崇敬，特別是那些親近的追隨者對他的熱切協助，使得「謙卑」對他而言成為一種挑戰。

　　儘管如此，蕭素樂認真看待「阿姜」這樣的傳統角色，作為一位精神導師，他支持追隨者並引導他們生活，幫學生們尋求就職機會，安排他們出家，出版他們的作品，尋覓展示其藝術作品的場地。總之，他鼓勵著他們的好奇心和智慧力。蕭素樂說：「從佛法的觀點來看，人們與過去世必然有些業力的連結，但顯然的，他們的到來出自願力，因為我們共同關懷窮苦的人，並且與受欺壓的族群站在一起。」

　　蕭素樂一貫的作風就是慷慨對人，他說：

　　「無論是誰來找我，如果他們來吃飯，我會將桌上的飯食提供給他們；如果他們想喝茶，我會斟茶給他們；如果他們想要閱讀文章，我會將書籍提供給他們；任何他們想要的物品，我提供給他們。我不期待他們給我回報。有些人要求的多，有些人要求的少。金錢不算什麼，如果我有錢，我會給他們，沒有問題。雖然最珍貴的是我的時間，然而多年來，每當他們要求我提供時間，我也慷慨奉陪。」

　　蕭素樂在擔任《評論》編輯（1963-1969）的六年裡，跑遍了整個泰國，訪問學者與住持，並邀請太子、僧侶與詩人投稿，他也時常把助手帶在身邊，讓他們的接觸層面，能增廣至曼谷以外的各種人物與地方，庶幾能對一般民眾敞開胸懷。
二、與三位善知識的深厚法緣

　　就在他擔任編輯期間，他認識了三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不管是他或他的學生，都受益良多。其中兩位是僧侶，佛使（Buddhadasa）比丘與 Prayudh Payutto 比丘，第三位是詩人兼畫家Angkarn Kalayanapong，這三人都深深影響了蕭素樂在1980年代崛起的「入世佛教」（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社會參與的佛教）運動。

　　如果說，1960年代是蕭素樂的知識蓬勃發展期，那麼，1970年代就是他應用知識來幫助別人的時期了。前面提及的三位人士，在不同領域都給予了他莫大的啟發。

　　（一）佛使尊者

　　佛使¹是當時泰國最激進的僧侶，蕭素樂最初對他的佛教改革毫無興趣。在1960年代初期，蕭素樂不是個「找麻煩」的人，他像大多數泰國人一樣，堅持上座部佛教的保守圖像──不強調超越性、個人冥契經驗與哲學探索，而聚焦於一般泰國佛教徒的祈禱、虔禮與日常的「做功德」，如以食物供僧。

　　佛使雖然非常自信，但總不忘保持謙虛。他於1950年代在曼谷舉辦了一系列「佛法實踐」的專題講座，以他獨樹一格的風範震撼了全國上下。與其坐在豪華的高座上，他寧願選擇站在演講臺前；與其面無表情地演講，他寧願使用熱情的手勢。他在演講中指出：佛像正在障礙真實修行佛法的人！這樣的宣言，再次帶來了震撼。因為舉國民眾在數以千計的寺院與聖地，每日禮拜、供養著金碧輝煌佛像。

　　他說，崇拜雕像促進了物質主義與偶像崇拜。他甚至用手杖指向一尊佛像，以進攻姿態吸引觀眾，宣稱：「我們可以把這些佛像都拋入湄南河。」這條大河流經曼谷。這也是佛使比丘的做法──挑戰人們對教條與儀式的盲目信念，倡導個人禪觀體驗。

　　蕭素樂當時還在英國留學，這些惡名昭彰的講座，相關報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到不高興：「佛使說：『佛像好似障礙真實佛法修行的那座高山！』我那時覺得，他走得太遠了！」對蕭素樂而言，佛使的教法太激進了。正如蕭素樂對君主制的觀點一樣，他對佛教的固著觀念要予以重塑，還需要一些時間。

　　佛使在素叻府的Suan Mokkh 精舍於1932年成立，這裏成為成千上萬的僧俗二眾與西洋學子朝拜的聖地。佛使希望Suan Mokkh精舍成為復興佛法原貌之地，並將其視為社區發展的基地，而非僅是個人禪修的世界。他希望佛法關聯著且適用於現代文化。佛使也過著與大自然相融合的簡單生活，在清晨的叢林中禪修，下午則進行攸關現代性與佛法的寫作。儘管他的教學具有挑戰性，但是，作為一名教師和管理者，佛使以不干涉的模式教學，讓學生探索自己的道路，創造自己的實踐和修習。他以敞開心胸的態度，鼓勵學生學習大乘與金剛乘，乃至其他宗教。在整體而言偏向上座部佛教的泰國，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進取態度。

　　佛使的擁護者出版了許多他的法談與著作，其中包括《遵循阿羅漢之道》一書。1964年，蕭素樂偶然接獲此書，閱讀到最後，他的心靈深受撞擊：「那本書深得我心！他寫得很清楚，特別是當他提出，即使在今日的現代世界中，無論是男性、女性、僧人還是信眾，都可以追隨阿羅漢（佛法途徑的偉大實踐者）的足跡。當時沒有任何老師這麼說，我想見他，他是如此的銳利而先進，他已準備用新的方式來表達佛法。」

　　Grant Olson 教授在他所譯《佛法》（Prayudh Payutto著）一書的序文中寫道：「佛使對佛法具有創意的詮釋，這往往使他成為被批判的焦點人物。」他將佛教與基督教作自由比較，將「佛法」等同於「上帝」，使得許多保守的上座部佛教徒深感不安。

　　蕭素樂決定在《評論》中突出佛使的特點。在他的一位學生陪同下，蕭素樂前往Suan Mokkh，先乘坐火車，然後在叢林裡步行了一個小時，這才見到了這位比丘，那年佛使比丘已經六十歲了。有一個立即性的紐帶──像任何泰國人一樣，蕭素樂向他行頭面接足禮以表達敬意。可是他們之間的紐帶不是師徒關係，而是在於探究精神。他很輕鬆地轉移到他的知識模式，開始以一系列的議題拿來詢問佛使，包括：僧伽素質下降，透過新穎模式如電影、音樂、圖書等管道以宣揚佛法，以及所有宗教如何融合在一個基本點上：盡量將自我的重要性極小化。他猶如一名BBC記者一般地採訪著佛使，並且將採訪的錄音帶保存下來。這項訪談記錄，將在下一次審議期間，附錄在蕭素樂談述佛使的文章之中。也就在第一次見面後，兩人日後的書信往來更形密切。當佛使來到曼谷時，蕭素樂會帶他環繞城市。他還曾陪伴佛使，在兩週的說法之旅乘船周遊泰南島嶼。

　　蕭素樂非常讚嘆佛使的偉大學養、深刻的修持與對佛法獨樹一幟的呈現方式，佛使比丘拒絕了國家資助的大部分僧侶佛學培育課程，並將佛陀的教法脫去神化的面紗。他以一個實用和創新的模式，將個人的禪觀修學與積極入世結合在一起，這套模式適用於僧侶和信徒。對於大乘佛教與基督教（特別是對基督教）的謙卑閱讀影響著佛使。他的教法強調大乘菩薩道，發願將一切眾生（而非僅是自己）從痛苦中拔度解脫，相形之下，上座部佛教，作為最古老的佛教形式，依據巴利語教典，強調以個人證成阿羅漢比菩薩更為理想的精神解脫。就在佛使的影響下，蕭素樂及時調整了他的心靈途徑，採取了更為大乘的態度，終於研究著大乘教師（的教學），包括一行禪師和西藏的喇嘛們。

　　佛使比丘並沒有讓個人的心靈途徑與社會需求脫節。他是泰國第一位教導佛教之政教關係的僧侶。這樣的看法，在佛教的教會層次很難獲得青睞，不過他顯得非常善巧，從不指名道姓地批判任何一名官員或政客。誠如他告訴蕭素樂的：「我不想像耶穌基督一樣被釘上十字架。」佛使或任何僧侶的坦率直言是很冒險的，很有可能受到威脅──被泰國當局或共產遊擊隊逮捕或失蹤。

　　1960年末至1970年代，佛使比丘屢屢批評兩大主流思想，他稱之為 「復仇的馬克斯主義」與「嗜血的資本主義」。對於獨裁者所帶來的的泰國社會危機，包括反復的政變，日益增長的軍事和政治腐敗，佛使提倡「佛法的社會主義」，認為這是社會復興之路。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推動的唯物社會主義，而是建立在精神實踐基礎之上的道德制度。它強調縮小自我，並理解「相依共存」的法則。蕭素樂如此描述「佛法的社會主義」：「與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不一樣，而是真正民主、博愛、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像佛陀所建立的僧團。」宗教學家Donald Swearer在他為佛使《佛法的社會主義》（1986）一書的引言中寫道：「這位僧侶長期以來一直是『泰國佛教的嚴厲批評家』，特別關注空虛的儀典與神奇的儀式。他呼籲回歸真正的佛法，以趣向涅槃來替代功德信仰，以理解經典來替代記誦無數類型的阿毘達摩哲學，以禪修來替代神秘儀式的表演，並且以關懷包括在家與出家的整個佛教社區，來替代僧侶本位模式。」

　　佛使在《我與我的》（1991）書中所收集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佛法的社會主義理想，在菩薩的概念中表現出來。菩薩不僅自度，亦能化他，甚至願意捨己為人，佛教堅持這樣的中心思想，因為社會主義的意向，普遍存在於所有佛教傳承。」。

　　隨著佛使的影響與日俱增，當時處於上流階層的 Kukrit Pramoj 下了戰帖，要與佛使公開辯論。正如《泰國歷史》作者Baker與Phongpaichit所述：「Kukrit代表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精英民主、君主立憲和家長式政府，呼籲眾多商人與城市中產階級，建立超越軍事統治的路線。」Kukrit 與其他精英深深依附於嚴密的社會秩序並努力維護它。 他們並不樂見佛使深得人心的信息──將佛陀的教法傳播到社會，因為這會威脅到社會秩序。Kukrit和佛使，兩位知識分子中的巨擘，在1963年至1965年之間舉行了一系列的辯論，吸引了大量的電台觀眾。

　　辯論在溫和的問候中展開，可是Kukrit很快地就感到沮喪，因為他無法將佛使辯倒。從本質上說，他們的分歧停留在：「是否能在生命中透過佛法的薰修與深層的禪觀，而對社會產生積極的貢獻。」Kukrit堅持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引用了Sarit總理的熱門口號：「工作是金錢；金錢是工作」，Kukrit認為，個人的知足不是一個有價值的美德，因為它沒有鼓勵社會的發展。而任何想要邁入正覺之途的人都必須否定世界。佛使則堅信，事實正好相反，為了對社會產生真正和持久的貢獻，最有效的方法，恰是「放下自我」；一旦放下自我，將會深入體認佛法中「相互依存」的法則，從而產生不可估量的慈悲心，並激勵著社會的積極變化。

　　終於在1970年代，Kukrit開始大力抨擊佛使的教法，Tomoti Ito在《現代泰國佛教和佛使比丘》（2012）中寫道：「除了對佛使的情感對立之外，Kukrit還寫了一些散文，特別是在他的報紙《暹羅報》（Sayam Rat）中反對佛使，並且認為這位僧人的教學是『國家發展的一股邪惡勢力』，『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兩人持續撰寫各自的立場與看法，Kukrit發表在他的報紙，佛使發表在他的專書。議題就圍繞著Kukrit的資本主義進行式與佛使所提倡的「佛法的社會主義」。

　　蕭素樂並非同意佛使在《佛法的社會主義》中提出的所有主張；然而在1980年代，佛使的教學對蕭素樂而言，較諸任何思想家或政治家都來得影響深遠，他綜合了佛使的教學，並推動著一種他所闡述的「入世佛教」（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社會參與的佛教）。

　　蕭素樂述提及1993年，佛使圓寂之前，其助理要求他留下遺言，其遺言是：「安住於清明的意念中，閱讀《此時，美好的時刻》。」蕭素樂解釋道：「一行禪師的《此時，美好的時刻》，我已經翻譯，並從英文譯成泰語，這本書已經出版。我感到非常歡喜，自此以後，在不同的政治遊行場合分發給許多人。」
「然而，當佛使圓寂時，我感覺好似山崩地裂，又若森林裡最大的巨木頹然倒下。」蕭素樂說：「然而與此同時，由於我是佛弟子，我藉此機會觀照無常。」

　　（二）Prayudh Payutto比丘

　　第二位與蕭素樂共同合作，並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是 Prayudh Payutto 比丘，如今他被稱為泰國最重要的佛教學者，在2016年被升格到長老會議（Mahathera Samakhom），或稱「僧伽最高委員會」（Supreme Sangha Council），也是泰國僧伽最高治理機構。蕭素樂認識他於1969年，他那時是朱拉隆功大學的行政人員，並不廣為人知。

　　蕭素樂向Payutto邀稿，請他於《評論》雜誌談述如下議題：暹羅社會與泰國佛教通力合作，致力於佛教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Payutto的文章題為〈僧侶地位與行為的問題〉，獲得佛教學者的高度評價。蕭素樂於《評論》中，視他們的合作為Payutto主要工作的「發射台」，並且認為，發掘Payutto 的天賦應歸功於他。他也贊同Payutto的觀點：僧侶在社會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應予大力改革，必須使僧侶進入社會，從事社會工作等活動，而不是呆在城市寺院裡，或孤立在森林秘境中。Payutto認為，唯有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才能延續僧伽的命脈。

　　1971年，蕭素樂要求Payutto撰寫一篇關於佛教哲學的短文，刊於推尊Wan Waithayakon 王子的紀念文集。Payutto後來擴充該文，產生了他的巨著Phutthatham（《佛法》），提純了巴利聖典的基本教法。《佛法》一書被廣泛地視作「具有最佳文字底蘊的上座部佛教當代詮釋」。Grant Olson教授1995年出版的英文譯本，稱該書為「當代佛教學術與泰國文學的傑作」，「過去兩百年來對泰國佛教學術的最大貢獻」。

　　就算是嚴謹的蕭素樂，也少能於該書中找到批判的機會。通過該書作為指引，他認為這是「暹羅認同」最重要的佛教觀點。Payutto經常認可蕭素樂是「創造佛法的原始火花」，兩人成為畢生知交。

　　Payutto持續廣泛地發表文章，從佛教經典與僧團規制的詳細評論，到對現代挑戰的佛教批判，包括環境汙染、科技的適用性，和不公平的國家經濟政策。若將佛使視作一名鼓勵者，則Payutto是一名理論和制度的改革者。儘管佛使參酌其他佛教傳承與其他宗教，以尋求替代方案，然而Payutto 依然選擇依據巴利經典。蕭素樂對Payutto唯一的批判，就是他強烈的宗派意識，至少他不願提及其他學派，特別是大乘佛教。Payutto在體系內運作，而佛使則往外運作。Payutto也避免直接挑戰政要人士，這與佛使挑起軍事獨裁者或政客的憤怒，作風顯有不同。

　　蕭素樂非常仔細地研讀Payutto的文章，並就佛法對社會的適用性，以及如何在發展性和現代性中，促進倫理和價值觀念，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他們討論的主題，包括個人對社會的責任，禪修者對民族、國家的承諾，以及對於較大效益之個人洞察力的應用。正如Payutto在《佛法》書中所述：「佛教兼而尊重個人與制度、個體和社會、外部環境與內在心靈。兩者必須互相配合，相輔相成。」所有這些主題，蕭素樂都融入於他後來所闡述的「社會參與的佛教」（入世佛教）。

　　（三）Angkarn Kalayanapong

　　第三位就其《評論》主編工作而值遇的重要人物，就是深居簡出且有爭議性的詩人兼畫家Angkarn Kalayanapong。兩人在1958年首度見面，當時蕭素樂從英國短期返回泰國。他們一同周遊大城府（Ayutthaya）古都的寺院、僧伽藍遺址並參觀雕像。

　　Angkarn對大城藝術與文化的熱愛與專業知識，以及他那無有節制的古怪性格，讓蕭素樂深受吸引。Angkarn在Silpakorn大學藝術系就讀，Silpa Bhirasri教授是一位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在泰國開創了現代藝術運動的先河。但是Angkarn終被停學，因為大學官員無法忍受他的異端行為。Angkarn也成為一名成功的超現實主義者，他在佛教和寺廟圖像宛如壁畫般的夢幻景觀中，採用了木炭與水彩。在蕭素樂與他結識時，Angkarn出版了詩集。蕭素樂知道他那非正統語言和違反詩文規範的負面口碑，但即使他的詩句被主流評論家罵得狗血淋頭，蕭素樂還是邀請Angkarn於《評論》投稿詩作，並採用了他的碳畫作為這本刊物的發行封面。

　　大多數泰國詩人在1960 -1970年代，為了君主與精英而創作著平凡、單調的作品。還有一些著名的左派詩人，在他們的著作中，不難發現泰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Angkarn 與這些詩人不同，他對蒲美蓬國王非常不屑，時常稱國王為「文盲」，因為國王不讀詩集。他覺得政治很乏味。Angkarn的詩歌，特別是他的nirat，一種遊記流派，深深體現了暹羅文化，並且撫今追昔－－憑弔著四百年前古大城府的輝煌時期。他是一名理想主義者，並通過美學來激發靈感。

　　猶如Payutto一樣，蕭素樂將Angkarn引入公眾關注的場域，並為他的美術、詩歌和散文，提供了一個國家平台，首先是通過《評論》，然後再通過其他出版物與場館，讓他充分展現才華。蕭素樂是Angkarn的首要朋友，也是他的主要支持者與藝術收藏家。Angkarn終於在1989年獲得國家的重視，領受當年度「泰國國家藝術家」榮銜。他有一些最著名的作品，懸掛在蕭素樂的曼谷家中。

　　「他認為我是他的贊助人。」蕭素樂說：「我一直在幫助他，我所設立的基金會支持他。我買了他的土地，讓他擺脫債務；我買了他的藝術作品。但是錢對Angkarn毫無意義，當他有錢的時候，會把錢都拿去購買食物，餵養所有的流浪狗。他很瘋狂，沒有任何抱負，他就是一個如此真誠的人。你可以在他的詩歌中看到這些。他與植物和青蛙對話；他會看著石頭，也可以聽到石頭向他說話。」

　　Angkarn時常在蕭素樂的家中留宿，並且廣泛地接觸到他的助手與朋友，包括知識分子、社運人士、作家、藝術家、僧侶與國際關係。Angkarn有時是反社會的，但蕭素樂卻把他放在自己的世界當中。有一回，美國頹廢詩人Allen Ginsberg訪問曼谷，美國大使館的文化輔導員到蕭素樂家中，詢問是否有任何「泰國頹廢詩人」，好能介紹給Ginsberg。「我知道Ginsberg和Angkarn一定可以相處，我介紹他們彼此認識。他們在一起瘋狂，喝酒並背誦詩歌。」蕭素樂回憶道：「Ginsberg和Angkarn是如此地相似。」

　　Angkarn 與蕭素樂的友誼維持了數十年，直到2012年8月，Angkarn罹患心臟病，被蕭素樂送往醫院。詩人已經昏迷了好幾天，醫生們都診斷，他將於幾個小時內死亡，然而，當蕭素樂開始向他說話時，Angkarn竟然恢復了意識。蕭素樂提醒他：「真正詩人的作品是穿越時空的，你有這種不朽的品質！」

　　「你永遠不會死的，Kuhn Angkarn！」蕭素樂說（以一種普遍禮貌的頭銜，稱呼Angkarn）：「因為你的詩歌是永垂不朽的。」

　　Angkarn笑著睜開眼睛，說：「啊！你看，現在我終於可以死了，因為蕭素樂說我是不朽的。」當他看著站在附近的女兒時，詩人的眼裡閃耀著瞬間的光芒。在蕭素樂走出醫院病房數分鐘後，Angkarn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歷史學家們指出，泰國在1960年代，開始出現振奮的求知欲、懷疑論和創造性的認可精神，這可能得直接歸功於蕭素樂及其朋友圈在《評論》中精力充沛的作品、著述和貢獻。1969年，在擔任主編的六年之後，蕭素樂離開了這個職位，儘管他仍然在編輯委員會裡。他把編輯職位交給了Suchat Sawatsri。 1976年10月6日大屠殺後，《評論》終於被當局禁止發行。

　　創立《評論》五十多年後，蕭素樂認為，那份刊物，是他對泰國社會最重要的貢獻，那也包括將Payutto 與 Angkarn從隱遁的角落提拔出來。他說：

　　「無論如何，Angkarn與Payutto可能已甚受歡迎。然而事實真象是：我最初推出了他們，我是播種者，是這兩位偉人的發起人，因此我深感自豪。」

　　猶如蕭素樂遇到良師益友而受到啟發，反過來，蕭素樂工作圈的助手們又激發了他。認可年輕世代中尚未開發的潛力，是蕭素樂最為敏銳的能力之一。誠如佛教和平團契的Anchalee Kurutach所說：「辨認人們的潛力，這是蕭素樂心態與意念的特質。他並將這種特質連結於學生與社運工作者，讓他們採取行動，在社會上發揮作用。」Komol Keemthong 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充滿著熱情抱負，一個剛畢業於久負盛名之朱拉隆功大學的青年。

　　蕭素樂與他在1971年初次見面時，並沒有把眼光投射在他身上。Komol 與蕭素樂共處一段時日，擔任《評論》學生版的編輯工作。後來他想聽取蕭素樂的建議：應否接受母校所提供的學術講師一職。

　　「我們所做的，很多都是表面文章。」蕭素樂告訴Komol：「你需要深入了解這個國家，認識我們的文化，並向窮人敞開自己。」

　　聽了蕭素樂這一席話，Komol決定在泰國南部開設一所學校，教育貧困兒童。他也知道，離自己教書地點不遠的叢林裡，有泰國共產黨的營區。Komol知道，如果他的存在不受共產黨人的歡迎，他們會警告他離開。蕭素樂在Komol離去之前，很是為他擔憂。Komol隨後寫封信報平安，並且告訴他：辦學非常成功。他提及自己如何將當地的畫家與音樂家請到學校去教學，並透露：他的女朋友也已加入了教學的行列。

　　在一趟曼谷之行中，Komol拜訪了蕭素樂，並向他借用一台錄音機與照相機。蕭素樂叮嚀他，不應該在叢林中使用這些裝置，一旦被正與泰國軍方打仗的共產叛亂分子撞見，一定會被視作來自曼谷的政府代理人。

　　Komol安慰蕭素樂：「請放心！在那裡的共產黨人，至少會有三次告誡我們離開。他們都知道，我只是一名老師。」可是一個星期後，蕭素樂接到電話通知：Komol和他的女友已被共產黨游擊隊槍殺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崩潰了！」蕭素樂自責道：「倘若沒有我，他可能不會就這樣地去世。他想深耕有價值的生活，未料他竟為此殉難。」

　　在悲慘的謀殺事件之後不久，一個為紀念Komol而建立基金會的工作就此啟動。蕭素樂聯同Sanya Dharmasakti教授（曾任泰國佛教會主席的法官兼政治家），以及Puey Ungphakorn博士（著名的經濟學家），共同成立了Komol Keemthong基金會。蕭素樂相信，這是泰國有史以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組織。「我們的宗旨是倡導青年的理想性，使他們奉獻自己以為民眾服務。」蕭素樂說：「我們試圖復興佛教的價值觀。」在蕭素樂看來，Komol就是青年知識份子的楷模，他們正在對自己的文化遺產尋求了解，並且透過教育來提升民眾的素質。為了紀念Komol的火化典禮，蕭素樂發行了少量的紀念專輯，裡面有Komol從泰南叢林郵寄給蕭素樂的最後信函，在這封信中，這位青年理想主義者寫道：

　　「若要在一條澎湃洶湧的河流上建造一座橋樑，我們必須放置第一塊基石。而我，可能就是那一塊基石！」

──摘自Matteo Pistono英文著作《蕭素樂——暹邏獅吼》第四章
 

註1： 編按：依佛教徒的習慣，會稱為「佛使比丘」或「佛使尊者」，但英譯原著大都直呼其名。為保留原著風格，故本書譯文亦直呼其名，省略「比丘」或「尊者」的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