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消解與自我完成——「核四公投千里苦行」的文化意義

釋昭慧

        從今年九月二十一日起，核四公投促進會將於每週六、日，共計一年五十週，徒步完成第三次苦行，宣揚「核四公投」的理念。這回的行動，由於時間拉得很長，可以預見的是：它所面對的人性挑戰，必將更形艱鉅。

91.9.21核四公投千里苦行於龍山寺集合啟程（前排左起：鄭先祐教授、昭慧法師、高俊明牧師、施信民教授、高成炎教授）。
        許多人不免要困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是戰場上的用兵訣竅，又何嘗不是群眾運動的動員要領？像本次苦行這種方式，顯然極其欠缺「一鼓作氣」的效果，假使到後來只剩下少數人「踽踽獨行」，將讓政客在核電政策方面，更加有恃無恐。

        再者，「擁核」陣營擁有龐大的公關費與宣傳費，這些龐大經費，無論是用來遊說民代的支持，還是用來對廣大人民進行「洗腦」工程，都已達到了驚人的效果。因此，就算是爭取到了「核四公投」的目的，屆時人民公投出來的結果，還未必就能符合反核者的期待呢！問題是：除了反核人士，又有誰關心「核四公投」政策？「核四公投」的訴求就算是成功了，如果反而讓「核四建廠」具足了民意的正當性，本次運動豈不是反核人士在「自我消解」嗎？那麼，一次又一次的環島苦行，豈不宛若一群現代版的薛西佛斯，一次次將巨石推上坡頂，卻又一次次眼睜睜看著它滑落山下？

        然而，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對「核四公投」運動作一深層的文化探索。

        台灣歷經政治解嚴、解散萬年國會、省市首長直選與總統直選，表象上看來，民主制度業已全面建構，民主化的過程似乎已告一段落，但若探其內裡，我們就不敢那麼樂觀了。

        不同陣營的人，各擁心目中的政治明星，選舉時刻，變成是操兵「造神」的好時機。人民沒有真正意會要如何「當家做主」，而只是意圖透過選舉，來選出代為決定國家前途與人民命運的「救世主」。對政治人物太過一廂情願地信賴包容，其結果就是：代議政治欠缺了影響決策或監督施政品質的強大非政府組織，縱任利益團體包圍官僚與民代，在此情況之下，制定出來的政策，考量的往往是少數人的利益，而非廣大民眾的權益。

        除了上述代議政治在普世民主政體之中會出現的弊端之外，台灣還有其延續自中國文化而薰陶出來的民族性格，那就是：「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大過於重視真理」的處世哲學。這種處世哲學，使得人們往往先決定立場，再為其立場尋求「合理化」的空間。有了這層心理自衛機轉，人們不但可以維持在陣營內部人際關係的穩定性，而且還心安理得地認定：自己其實是站在真理這一邊的。舉例而言，選舉制度原是讓政黨與候選人推出各自的政見，用以爭取民眾的認同。但是台灣的選舉制度已實施有年，至今仍無法擺脫依人際脈絡以「綁樁」的型態。顯然台灣的代議政治所面對的，已不祇是少數利益團體結合政客大剌剌進行「蠶食鯨吞」的金權政治，更是頑強且無孔不入的文化力量。

        這種心態一日不改，民主化的過程就一日不得結束。原因無他，不但政客忙著「選邊站」以黨同伐異，人民也樂意受縛於人際網絡，以維持社交關係的和諧。再加上崇拜「救世主」的心態，使得人民常一廂情願地將自己的命運托付給政治之神。於是，民主化之前的台灣，是由少數權貴在玩利益分贓的遊戲，民主化後的台灣，也只不過是換了更多被人民揀選出來的人來加入利益分贓的行列。「核四建廠」只是這種文化呈現出來的冰山一角。

        冀望一次革命就把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全盤剷絕，這無異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文化之病，從來就不是透過「一鼓作氣」，靠一場「大躍進」或「文革」式的運動，就能從根鏟除的。
        只有當人民思考的不再是「如何拱出救世主」，而是「如何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再是人際關係的和諧，而是公共政策的品質，這時，民主政治才有可能避開「自我消解」的陷阱，而臻於「自我完成」的意境。

        由此以觀「核四公投千里苦行」，就能覺察它深遠的意義：這不祇是一次公共政策的拉鋸戰，而且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文化改造運動」。當代的薛西佛斯，縱使看似在自我消解，但終究是在理想的堅持之中達成了自我完成的願景！

　　　　九一、九、二十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日報》「民意最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