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先生生平與學思概述
孫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研究員）
一、徐梵澄的學術貢獻
徐梵澄先生（1909.10－2000.3），精神哲學家，翻譯家。其實，他不僅是一個學者，而且還是一位詩人，文學家，書畫家，藝術鑒賞與評論家；他不僅通曉國學各脈，而且對中、西、印三大文化圈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領域，都有深湛的研究。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傳統的意義上，他是一個純粹的士子；在現代的意義上，他又是一位有著良好修養和深厚學養的全才型的人文知識份子。
1984年，由他翻譯的印度古今韋檀多學之經典《五十奧義書》和《神聖人生論》出版。時有學人稱梵澄「契接玄奘」，說他以一人之力「又重新架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橋梁」。2006年，16卷《徐梵澄文集》出版，又有學者認為他是「鳩摩羅什遙追」。理由是，就翻譯規模而言，玄奘的貢獻當然大於鳩摩羅什，但是，就精神譜系而言，鳩摩羅什著力所傳的般若系經典，與中國傳統發生了真正富有成果的對話與融合。我在這裏想發揮的想法是：若從知識性的譯事工作上來講，前一說法是正確的；精神性的建設工作上來看，後一說法亦也不錯。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五十奧義書》擬再版，時有編輯寫了一篇「前言」，說此書是「東方文化的瑰寶」。梵澄先生看後說「我一貫反對將文化分成東方的、西方的，都是世界的，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奧義書》是世界文化的瑰寶。」並提筆將這話改為「凡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不必再分國內、國外，東方、西方，都應加以借鑒、吸收，為我所用。」其實，他於1952年，在《薄伽梵歌》序中就指出：近代以來，中國人放眼世界，多眺望西方，乃瞠乎歐西後塵。而中印之學術參證，文化交流，亦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路途。1973年，他在《玄理參同》序言中說：「世界五大文明系統，今餘其三，三者各自有深厚的精神哲學。……它立于各個文明系統之極頂。其盛、衰、起、伏，實與各國家、民族之盛、衰、起、伏息息相關。」因為，「學術生命實與民族生命同其盛衰，互為因果」。徐先生的深意在於，通過對中國及世界文化的比勘、創通，構建「心同」「理同」的人類平等對話的思想學術形態，即精神哲學。于此，我們完全可以說他是一個在康德意義上的「世界公民」。
徐先生的學術貢獻大致有四個方面：
1、受魯迅之囑有規模的翻譯尼采。包括《朝霞》、《快樂的知識》、《蘇魯支語錄》、《尼采自傳》和《人間的、太人間的》節譯。
2、系統地翻譯古今韋檀多學一系經典。古典有：《薄伽梵歌》、《迦裏大薩》、《五十奧義書》等；今典有：《神聖人生論》、《薄伽梵歌論》、《社會進化論》、《瑜伽論》、《母親的話》等。此外，佛學翻譯有：《安慧<三十唯識>疏釋》（1947）、《因明蠡勺論》（1952）、《攝真言義釋》（晚年）等。
3、以英文著述中國傳統菁華介紹於西方和世界。有：《小學菁華》（1976）、《孔學古微》（1963）、《周子通書》（1978）、《肇論》（1987）、《唯識菁華》（1990）、《易大傳——新儒家入門》（1995）。
4、以精神哲學的進路重新闡釋中國古典如《老子臆解》；並以圖確立吾華精神哲學，如《陸王學述》。
二、徐梵澄生平事略
徐梵澄，原名琥，譜名詩荃，字季海，190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南長沙。
長沙東鄉徐氏大族，世業農，族中多讀書人，多工書法。顧於清末仕宦皆不甚顯達。
澄父除料理耕讀外，在長沙經營絲綢業，又與人合夥在上海開「中美一」湘繡館。此外，在家鄉辦「樂群小學」，「仁濟」中醫院，女子刺繡班，以扶助貧困之戚族。
澄父教子甚嚴，家中延請名師啟蒙，其塾師乃近代大學者王闓運（號湘綺）之高足，宗師漢魏六朝古文。並因家傳，習書、畫、篆刻。之後，他被送入新式小學，再後，又入教會辦的雅禮中學。澄父獨鍾于醫學，又讓季子考入湘雅醫學院。但此時的梵澄，已謀自立，值北伐戰爭高潮，他棄醫從文，考入武漢中山大學歷史系。國共合作失敗以後，他又離開武漢考入復旦大學西洋文學系。
1928年5月15日，魯迅到江灣的實驗中學作講演，題目是《老而不死論》。久慕魯迅的梵澄聞訊趕到，終於一睹先生之風采。據陳望道回憶：「當時魯迅先生的演講極有聲勢，每當講到得意處，他仰天大笑，聽講的人也都跟著大笑。」演講結束，梵澄當日整理好筆記，寄出。第二天，魯迅在日記上寫下：「晚得徐詩荃信」。1928年6月22日，受魯迅之邀，梵澄登門拜訪。7月13日，梵澄把自己對復旦大學的感想，寫成文章《談談復旦大學》，化名馮珧並投給魯迅，魯迅登之于自己主編的《語絲》。因梵澄例數了學校管理之種種陰暗面，引發了當局的不滿，故爾魯迅受到了一些誣衊性的攻擊。但魯迅不以為意，每天仍工作不休。然而梵澄卻難以安身了，有人挖空心思地找碴，他本人又無變通手段，唯一的出路，走為上計，出國留學去。1929年8月20日，《魯迅日記》載：「下午詩荃赴德來別」。
梵澄在德國，先就讀于柏林大學，後研習於海德堡大學，專攻藝術史，並兼習版畫技藝。此期間，他為魯迅搜求歐西版畫。1930至1931年，他把自刻版畫《魯迅像》、《高爾基像》、《霧與熱》、《罐梨》、《聖誕老人》、《風景》共六枚寄給魯迅。因創作時間在前，故有人稱徐為「中國現代新興版畫第一人」。在那裏，他又結識了馮至、朱偰、陳康、蔣復璁、滕固、梁宗岱、朱自清、姚從吾、賀麟諸友，時有聚首，多有唱酬。
這時候的梵澄用了很多的時間鑽到圖書館去學梵文、讀佛經。見1931年五月末寫與魯迅四言詩，尾句有：「曰惟後死，我無令人，長慚高標，永傍沙門。」當時國內正值動亂之際，硝煙延及長沙，切斷了梵澄的經濟來源，「寥落一身，瀕於九死」的處境，使他憤慨，寫信與魯迅表示：「”入世”則當革命，雖摩頂放踵，捐生喋血，利天下而為之，否則，不如”出家”」。魯迅告訴他：「……捐生喋血，固亦大地之塊，足使沈滯的人間，活躍一下，但使旁觀者于悒，卻是大缺點。……我常勸青年人要稍自足春華，蓋此也。」梵澄說：「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處對我的一個重要指點」。正如范仲淹警之于張載：「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從此，梵澄堅定目標，腳踏實地地走上了一條平淡沖和、潛心問學的致思之路。
梵澄說他年輕時有點像廣東話所謂的「大鄉里」，是一個只知道並好誇說自己家鄉的傖人，不知天下之大：「我說我們湖南的山水，如瀟湘八景之類，真是好哪！是自古有名。而紹興……沒什麼吧！」魯迅說：「唉！你莫說，到底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了，也有些好風景！」其實魯迅對湖南人頗有好感，總說湖南人愛吃辣椒，脾氣躁。又甚誇「浙東學派」，說浙東多山，民性有山嶽氣，與湖南山嶽地帶之民氣相同。對於梵澄的詩作，魯迅頗有評價：
兄詩甚佳，比前有進，想是學漢魏，於淵明卻不像。不佞所好，則卑卑在李唐。……必再閱曆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幾於淵明有些像了……
梵澄與魯迅的交往，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對德哲尼采的翻譯。梵澄之譯，先從《尼采自傳》入手，1933年7月14日，魯迅得稿，非常高興，他推薦給良友公司的趙家璧，並介紹譯者，說梵澄既有舊學功底，又明通德文。可是當時梵澄「行蹤甚秘」，不便聯繫，於是魯迅包攬了校對和提供尼采像等工作。1935年5月上旬，第一本由德文譯出的尼采專著出版。許廣平曾借用魯迅的話說：「他（梵澄）天賦極高，舊學甚博，能作古詩、短評、能翻譯，欽慕尼采，頗效其風度。」並說他當時是一位向上而純潔的青年，所以深得魯迅的賞識，認是可造之材，所以「不惜辛勤設法，並非特有其私」。
1938年「八一三」戰事，上海淪陷。梵澄回到故鄉。其前政府為阻日寇，自焚長沙，梵澄之老屋豐裕堂也成為一片灰燼。尤為痛心的是，魯迅給梵澄的四、五十封信，連同好友馮至存放的書籍，及家中所有的藏書和字畫，全部化為烏有。梵澄隨母親到了鄉下，除了助母料理家事外，還教侄輩讀書、下棋，獨處時，背誦一部法文字典。1939年，國立藝專由湖南沅陵遷至雲南晉甯，他應校長——留德好友滕固之邀，前去就職，教授西洋美術史。後學校遷回重慶，隨滕固離校，並受蔣復璁之邀，入中央圖書館任編纂，掌《圖書月刊》，並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4年3月，隨好友朱偰（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專賣事業司司長）之邀，視察黔、桂，中途因不慎跌傷手臂，養傷數月，後至昆明馮至處，1945年1月返回重慶，遂不再就職，逞報告於教育部，要求赴印參加文化交流。其間蔣複驄為他兩次薦職，都被他謝絕，並言「非簡職不就」。同年8月1日，報告批復。11月乘軍用飛機赴印，時有郭沫若、鄭振鐸機場相送，揮手間笑囑：「要取真經回來！」
梵澄就教于印度泰戈爾大學，嘗講歐陽竟無唯識學思想。1947年，他參以魏、陳、唐三譯本，從梵文譯出《安慧〈三十唯識〉疏釋》；1949年，他又編輯了一本漢梵字典，名曰：天竺字原（佚失）。1949年，國民政府撤走臺灣，海峽兩岸遂成對峙之局。國際大學的中國學者紛紛離開印度，此時的梵澄月薪從三百盧比一下降至五十盧比，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加之他同情印度的獨立運動，所以頗遭排擠和冷遇。幸有朋友幫忙，才苦苦捱過。1950年，他決定離開大學，前往名城貝那尼斯重修梵文，因為他覺得以前的學習不太對路，必須用印度人的土辦法學習一遍。他後來回憶，說：「學得苦呀！每日半天，死記硬背，跟小時候讀經書一樣，靠熟讀，背誦，然後再理解。這樣一年下來，我才運用自如。」其間他著手翻譯婆羅門教——印度教之「聖經」，《薄伽梵歌》。因學研甚勤又生計多艱，故稿之譯成，遂大病一場，時有「抵死孤呻彌海角，填膺靈氣拂雲端」之詩句，又有「蓋揮汗磨血幾死而後得之者也」之慨歎。
1951年，梵澄前往南印度之琫地舍裏的室利阿羅頻多學院。對於阿羅頻多的「超心思」哲學，梵澄心儀已久，惜乎阿羅頻多已於頭年（1950）去世。阿氏為印度傳統思想韋檀多學之集大成者，他采挹全部印度古代學術，去其糟粕，取其菁華，重新熔冶，自鑄偉詞，煌煌乎成其「大全瑜伽」之學。他極力倡導《薄伽梵歌》行業瑜伽之精神，一掃悲觀主義之千年的籠罩，把印度民族的精神企向轉引到一正極的光明的軌道之上。故阿氏思想，實為其民族未來光大復興的旗幟，從而受到該民族人民的崇敬和熱愛，同時也贏得了世界各國有識之士的欽慕和仰重。
到了室利阿羅頻多學院，接待他的是另一位精神導師，法國院母密那氏（MIRA）（1878－1973）。密那氏出生于一貴族家庭，其兄為阿爾及利亞總督。院母自小即傾向精神哲學，凡希臘、埃及以至近東的玄秘學術，皆所留心，遊歷所至，總是訪問當地玄秘學界著名人物。一度想訪中國，正值北洋軍閥執政，社會動亂，未果其行。往日本時，途經琫地舍裏，遇阿羅頻多，兩人論學甚契。之後返回巴黎，變賣房產，具備款項，乘輪赴印，於1914年3月29日登岸，從此開啟了六十年的偉大的精神事業。阿羅頻多說：「這阿施藍（修院）是她一手所創辦的。不是旁人給他的，也沒有人能從她手裏奪去。」她把阿羅頻多的著作翻譯成法文，並自著《母親的話》若干集，甘地讀之嘗言：此乃滴滴甘露也。她一手把一規模不大的「阿施藍」，建設成為一世人矚目的「阿羅新城」。
當時印度人對梵澄多有排擠，因為入院的人要獻出自己的一切，而梵澄一無所有，無可奉獻。他們就覺得這麼一位中國人是來佔便宜的，故意問梵澄打算做什麼？梵澄說：翻譯《神聖人生論》，於是他們無話可說了。但是翻了有什麼用？誰給出版？母親當即決定從香港購中文鉛字，並把修院最好的一幢象宮殿一樣的房子撥給梵澄，共十幾間，一半做排字間，一半供藏書寫作並宿用。她又從香港以高薪聘來技術嫺熟的工友，為梵澄服務。母親從未忘記梵澄的生日，也未忘記他抽煙的嗜好，每月多給他二十盧比購買煙草，這是學院的特例。母親還知道他擅長書法與丹青，派人送來自己珍藏的上好的紙、墨、筆、硯，都是極品。梵澄說：「母親待我太好了。我如常發奮地教學，譯著，把印度的精神哲學經典介紹給中國，也把中國的經典介紹給世界。」
1957年，學院出版他譯出的《薄伽梵歌》等。這幾本書由先生好友曉雲法師帶到香港，贈給唐君毅先生，唐先生回信雲：「二十年前友人楊陰謂兄即為弟道及先生，並為介尊譯尼采之書。比來港後又由遊雲山（曉雲）居士處知渠與先生共在阿羅頻多修道院共學修道之情況。久慕高風，惟惜無緣晤教為憾耳！……日來匆匆，惟拜讀尊譯《薄伽梵歌》譯序一篇。先生平章華梵之言，一去古今封蔀之執，感佩何似！弟在其年亦嘗有志於道，唯皆在世間知解範圍中逞臆揣測，舊習殊難自拔。視先生之棲神玄遠，又不禁之愧悚。」
至六十年代，梵澄又啟動了一項大的計劃，即向彼國和西方介紹我國之傳統學術。欲知中國，先識漢字，梵澄動手編輯了也許是中國第一部之漢英字典，名曰：小學菁華。梵澄所制字典，頗有趣味，非常方便于外國友人閱讀與書寫。一個漢字，給出三種字體：仿宋、篆字、小楷；然後是舊式中文拼音；英文對應字；下一行，給出篆字不同的寫法，比如「子」字，就有七種之多。篆字與小楷，皆出於梵澄手筆。大約是先臨摹下字型，然後用刀再刻之於木板，乃第一道工序。他本是書家，在德國又習版畫，這活計可謂得心應手。在那鮮活的字裏行間，躍躍跳動著他那顆赤子之心和文化擔待之使命感。他這樣說道：
在中國，人們閱讀兩千年前的書籍與閱讀今天的書籍是一樣的。而在歐洲，……必須求助於希臘文和拉丁文，……為了獲取中世紀的知識，人們必須借助於古代的和中世紀的英語，或高地或低地的德語，除了現代英語和新高地德語之外，所有這些語言都必須專門學習。
根據過去的發展來判斷，基於一種文字之形體的語言，延續的時間更為長久。一個不斷向前行駛的舟楫所傳送的牢靠的知識——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可以是人類的最偉大的保護者。我這麼說的意思是：我們要贏回我們晝夜流逝的朋友——時間。
之後，梵澄又用英文寫出了《孔學古微》、《周子通書》、《肇論》、《唯識菁華》（後二書回國以後出版）。他要讓西方人分別瞭解：第一，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第二，新儒家的重新創生；第三，佛教如何通過道家思想植根於中土；第四，由玄奘取回的經典是怎樣被更加豐富與完善的。
1973年，徐先生譯釋的《玄理參同》出版。在與古希臘、古印度思想菁華進行比勘之後，對中國文化作出了檢討：
1.古之「禮」，在孔子以前，以近代眼光看，雙包宗教與哲學。許多儀文，至今只合在宗教中攝。
2.子思出而儒學有獨立之哲學傾向。曾子之儒學傳，下至孟子，儒家哲學卓然確立。而宗教精神亦猶未失。于荀子見一別枝而終場。
3.墨子之宗教精神偏勝。而宗教儀法大被其非難。
4.惠子、公龍子等皆純思辨哲學，與希臘哲學——智論師或遊士派同。
5.老莊出而清談起，哲理勝，宗教精神衰。
6.佛法入，雖本原非宗教亦非哲學（如晚近歐陽大師辨之甚明），而二者之精神並存。
7. 道教興，齋醮盛，天書起，而其哲學衰。
8. 禪宗盛而宗教與哲學雙泯。
9. 陸、王出而二者之精神合。朱子亦然。宋、明理學俱有恢復古「禮」之傾向。
10. 近代中國無似古西洋之哲學，亦無似今印度之宗教。無其利亦無其害。
11. 目前為俱收並蓄時代，一皆取之域外。
12. 將來似可望「精神道」之大發揚，二者雙超。
印度羈留，三十三年；對於自己的工作，他有這樣的概歎：
緣當年入道之始，志切求真，未計身家，情同出世。桑三宿而無戀，瓢一累而猶多。遂以半生精力，盡萃於斯。
徐先生于1978年底取道香港回國，1979年初定居北京，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可謂「落葉歸根」了。1992、1993年，他的兩位老朋友賀麟和馮至先生先後辭世。2000年3月6日9時30分，徐先生因患肺炎病逝於協和醫院。在晚年，他嘗想以文言文對翻《聖經》、《古蘭經》，未行；曾計劃關注與研究湘學，未果；著手翻譯梵文之《佛教密乘研究——攝真言義釋》，未竟。
三、徐梵澄的治學成就與核心思想
徐梵澄先生所治為精神哲學。所謂精神哲學，是關於「心靈」與「性靈」的學問，主旨在於變化氣質，並終期轉化社會與人生。徐先生在《玄理參同》的序言中說：「通常說精神哲學，總是與物質科學對舉；但從純粹精神哲學立場說，不是精神與物質二元；而是精神將物質包舉，以成其一元之多元。主旨是探討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識和學術的根源，其主體甚且超出思智以上。」精神哲學屬於內學，內學首重證悟。悟入精神真理的某一方面，往往為思智、語文所不及。這真理原是由內中修為省悟而得，可以說凡人自知或不自知，皆多多少少生活於此真理中，而人人皆稟賦有此靈、此心、此性、此情、此體、此氣，中西古今不異。
「精神」二字，在韋檀多學的表述中，稱之為「宇宙知覺性」，或曰之為「力」。此「力」指「生命氣息」或「生命力」，非屬物理或物質能力，為一純粹能力，為因，不為果。此「知覺性」或「力」，徹上徹下充滿宇宙，或充滿七層境界；七條原則，七道水流，即物質、生命、心思、超心思和真、智、樂。前者動性大梵和後者靜性大梵。即體即用，動靜往復，乃成「知覺性」或「力」之運動，成「精神」。
我國古人先講到「神」，孟子說：「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此「神」是動詞，不是名詞。蘇軾曾討論這個問題，結論為「精出為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此正與韋檀學合。我國古人講「氣數」，舍「數」不談。「氣」，英人白尼斯（Banes）譯之為「力」，徐先生說這種譯法最為妥當。「生命力」凡物皆有，只是表現方式或程度不同。而在人，生命之外，還有思想，即思維心，還有情感，即情感心或情命體。但在內心深處，還有一核心，我們稱之為心靈或性靈。是這些，哲學上乃統稱之曰：「精神」。這一核心，孔亦稱之為「仁」，譬之果殼中仁，有如千丈大樹，其發端初生，只是一細微的種子。
對於「精神」的理解，希臘古哲赫拉克立特和近世的黑格爾與尼采與我們最相近。阿羅頻多指出：在西方，知覺性的調和傾向，為分析的和分別的傾向所代替，如希臘哲學後來的智識性特點，「嚴格合乎邏輯，愛好固定性和體系，勢欲成一種思想的幾何學。」這些特點，「決定了後代歐洲思想的整個性格和原野。」但也有特出者，比如黑格爾講的精神哲學，與阿羅頻多不異，即皆是「精神表現的發展過程」。說到「辨證法」，也是玄學的方法。他用的「主體」、「客體」、「絕對」，皆是精神或精神運動。有些表述甚至更為東方人所熟悉：「歷史是精神從不自由狀態發展到自由狀態，從較低自由發展到較高自由。」（阿羅頻多說，人類應從低等自性提升到高等自性）精神所保存下來的東西，是長期教養的結果，「這裏不能進行製作，這是一種隱密的感染作用，它滲入有精神的人們心中，這是一種吹到他們之中的氣息，這種氣息使他們熱情奮發，而無需他們認識到事情是怎樣對他們發生的。」「氣息」，便是知覺性，是力。
欲要瞭解印度之精神主脈韋檀多學，我們就需要通過阿羅頻多的思想平台。他的四論，即《神聖人生論》、《薄伽梵歌論》、《瑜伽論》和《社會進化論》，我們可以把阿羅頻多思想，或說這一綜哲學比喻為一座山峰，以上四論，只是入路不同，依次可為：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修為觀和歷史觀。因為同攀一座山峰，又為曲折而行，故時見路徑交?，階梯合分，似有?轆旋轉，往返不已狀。但其中大有深意在焉，其旨，「超心思」，其歸「人生轉化」。
四、徐梵澄學思之當代意義
1、獨挹印度一系韋檀多學入吾華學林。此一系學說又可稱韋檀多藏，正可與儒家典籍、佛經、道藏比美、並立。此舉不僅為填補空白之功，而且大大美富了我國之學術思想園地。更有進者，為中國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的另外一維路途。
2、魯迅提出「立人」、「改造國民性的理想」，只是一個方向，一個依約的輪廓。梵澄一生致力於這一理想的理論化和系統化，應該說，這一建構已初具規模。在這一過程中，他把魯迅對傳統文化之糟粕批判的鋒芒，折射為對其菁華弘揚的光耀。我們說，傳統有時在歷史急促的腳步中會被打斷，梵澄所做的工作，就是接續傳統，使民族生命有依，社會發展有源。
3、精神哲學倡導個人原則。於我國，個人原則無論在古代、在今代之人們的理解中，偏於消極義。在古代，它為宗法制度所抑制；在今代，它為集體主義所遮蔽。我們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若人人的精神力量仍在自我或他律束縛之中，那麼，歷史難說有實質性的進步，或者說，「有若干進步，亦有若干退步」，結果只是一個停滯的平衡。阿羅頻多期待人類有一個主觀主義時代的到來，梵澄為我們中國人做好了迎接這一前景的學理準備。就近處著眼，時下正熱談中印邦交，我們中華民族可以自豪地說，兩民族之交往，尤其是心理的契接或性靈的相通，我們自有其主動性，優先權，為什麼？因為我們有徐梵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