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式新聞與大愛電視的傳播理念

何日生（慈濟文發處主任暨發言人、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新聞媒體的報導宗旨應該是「要報真，也要導正」。——證嚴上人

       隨著社會愈加多元，媒體愈加開放，進入到90年代的傳媒環境，需要的似乎是一種視野更為宏大的新聞理念，更具創造性與建設性的媒體之於公共利益是建構式的新聞學。其根本理念是，所有的思想、報導都是為了建構一個更為理想的社會。

       過去多數媒體總企圖追求自由主義式的公正客觀，讓所有的意見得到發言空間，各抒己見，媒體本身則不做評論、不賦予意見、不做任何所謂主觀的涉入與看法的表達。媒體躲避報導所可能導致之任何社會後果，一味強調中立客觀。如前所述，絕對的公正客觀並不可能，媒體作為社會公益的守護者，應該有其看法、觀點，並且認真思索這些觀點如何才是對社會有正面意義的，對全體社會創造最大的公益。所以，媒體一切的報導不只是傳達有用的訊息、提供發言的空間，或提出解決問題的管道，它更要協助去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要做到這一點，記者首先必須放棄生冷的價值中立角色，亦即旁觀而不涉入。

       假設一個記者在海邊採訪，拍攝海邊的海浪，正當全神投入拍攝過程中，突然看到一個少女跳海自殺，在海裡沉浮，這個時候記者要先拍還是先救？這是個抽象的問題，但在實際的新聞經驗中的確發生過。

       2000年發生在台灣中部的巴掌溪事件，四位工人在工作中遇到山洪爆發，河水突然暴漲，讓四位工人困在河流之中，記者聞訊立刻前往採訪，當時河流湍急，除了直升機幾乎無法救助這四位困在湍流中的工人，眼看河水不斷暴漲，情況十分緊急。由於警方缺乏直升機，因此向某軍事單位調用直升機，但該軍事單位以不符合行政規定為理由拒絕出動直升機。記者在旁也知道這個狀況，但是記者忙著打電話，尋求更多的現場直播車來轉播，沒有一個記者願意或想到要打電話給這一個擁有直升機的軍方單位，告訴該單位主管排除萬難，務必派直升機救人第一。但是記者只負責報導，參與救災本來就不是記者的主體任務。其實只要記者打電話給該單位主管，該主管在記者壓力下極可能立刻派出直升機，但記者寧願調更多的直播車來，也沒有人願意或認為有義務協助調派直升機。就這樣，在集體的冷漠中，四位工人在眾目睽睽下，在二、三十部現場攝影機，十多部SNG直播車，以及將近一百位記者全神貫注的記錄見證下，在數百萬觀眾的凝視中，被河水沖走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新聞尊嚴最大的諷刺和傷痕。

       這是我們當今新聞工作者的邏輯，看到有人溺水，第一個反應是先拍下來，救人得等別人救；畢竟記者只負責拍攝採訪，有人救援記者作忠實記錄，沒人救或救不起來也忠實記錄，救與不救都與記者無涉。這就是當代新聞記者所信奉的中立、客觀、忠實報導。

       在美伊戰爭期間，有一位台視記者蔣任，在慈濟約旦志工陳秋華的陪伴下，採訪慈濟人如何在約旦與伊拉克邊境照顧、幫助戰爭中的難民。蔣記者在採訪中看見一位老人家在零下兩度的沙漠裡，沒有鞋子穿而用塑膠套裹住腳，蔣任便將襪子脫下來給老人穿上保暖。因為記者的心中有著美好與良善，於是他所製作出的新聞便必然呈現與彰顯人性的良善與關愛。心中有愛是建構式新聞最重要的前提與核心價值，而蔣任的心中有愛。

       在嘉義阿里山小火車翻覆現場，大愛電視台記者看到一位受難者家屬；她一面放下麥克風，一面搭著家屬肩膀慰問與關懷。台中七三水災發生之際，慈濟人文志工到災難現場採訪，到達被洪水困住的仁愛部落時，慈濟人一邊協助發放，一邊進行採訪。記者帶著慈濟的慰問金進去，慰問災民、發放、採訪，而後離開。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有愛、有關懷，並膚慰被報導的對象，因此不會生冷地問一位在急救中的病患：「你現在的感受如何？」或是家中發生兇殺案了，還去問對方：「現在打算怎麼樣？」

       如果記者心中有愛，就不會用這種魯莽的心態去割裂事件本身。因此，記者心中若沒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記者心中沒有一個什麼是更好社會的藍圖，也就不可能提出一個對社會有正面意義的報導。記者心中如果沒有一個確切的價值觀，他如何判斷何種訊息及何種角度將有助於或有害於社會。媒體應該經常思索如何構思一個良善的社會及其理念？他必須思索怎樣的報導更能代表一個社會中普遍的好？而不是一味挖掘弊病、掀醜聞、肆無忌憚的批評。如果一個批評對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是負面的，甚或迫害性的，媒體就不應該選擇作為報導題材，更不該極力挖人瘡疤而認為是在呈現真相。

        當一件社會的弊病發生，媒體不是去報導挖掘該項錯誤誰該負責，而是探討其發生之原因。媒體更應報導同一類事件善的典範。在負面新聞中也能看到善的典範在哪裡，才能給社會一條正向的出路。

       偽善的新聞、負面新聞不要報導，媒體所選擇的題目、所提出的建言，都應該為整體社會長久的美好來考慮、來構思。過度的批評會導致社會的對立；過度強調名人賺大錢而助長了社會的拜金主義；太多的自殺、暴力新聞會造成社會的恐懼，這些在報導上都應有所節制。

       致力於建構式新聞的媒體，不只是旁觀者，不是冷眼的、批判的、尖銳的；而是有愛的、是成就的、是愛護的、是珍惜的、是給予的。

       在西方理性主義的影響下，總讓我們無法避免在了解一件事情的過程中不去破壞它。要了解花，先切開它；要了解青蛙，就得進行解剖。分析的同時已經肢解所分析的對象。新聞報導亦是如此，記者的涉入經常導致對事件或對象的破壞、撕裂，甚至羞辱。

       若我們能換成另一種角度，另一種心理意向，當我們要了解花時，我們灌溉它，讓它成長，在成長中觀察它。同樣，在新聞報導時，不是以理性主義絕對冷靜疏離的方式，而是以一種愛社會、愛受訪者的心情來採訪。當記者赤裸裸地呈現報導對象的缺陷時，只會毀了這個人，同時毀了這個社會。

       2002年華航空難，導因於機身老舊，第二天記者問搭機旅客：「你還敢坐飛機嗎？」「你知道機齡幾年嗎？ 」 這是在創造恐懼。而建構式新聞的做法會是，去訪問把飛機維護得很好的公司，請教他們對於機身老舊的問題怎麼處理。他不製造恐懼，而是提供解決的可能。他會去關懷機師本身的恐懼，給予同理心的支持。記者不該是帶著刀劍的冷血旁觀者，而要像生態的觀察者與營造家，從觀察中了解，從了解中建構並豐富它。所以媒體要從解剖學家漸漸成為生態復育學家。

       當一個官員貪污，我們不是去追究他貪污的歷史，窮追猛打，而是去找幾個退休的清廉官員的實例，彰顯其榮耀，社會有了學習的典範，才會變得更好。醜陋仍須報導，但不要窮追猛打，極盡挖掘之能事。找到問題是否就能把問題解決？其實未必，而只會讓社會更推卸責任。因為一個問題經常不是一個人所造成的，而是一個共生機制下共同的錯誤。當媒體在報導醜聞弊病的時候，經常把整個責任都歸咎在一個人身上，這會造成一個錯覺，認為都是因為這個壞人才產生了這個錯誤。如此，不只是讓真相無法真正呈現，同時讓人民的互信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媒體應該重建社會的信心，人跟人的信心，人民對政府、對機制的信心，因為只有信心才會讓社會變得更好。而要能重拾信心就要彰顯對的典範。建構式的媒體在知道錯誤的同時，應該進一步尋找值得學習的典範，並且對那個犯錯的人要存有一定的憐憫與關懷。

       例如，對於一個自殺的人，我們只去報導赤裸裸的案發現場，卻沒有人去探究他為什麼自殺。其實理解的過程也是對社會與個人的警醒，看到一個負面例子的同時，能透過探究而相對彰顯正面的價值，讓閱聽者自我警醒、思索自己的生命。這才是建構式新聞真正的目的。

       又如，對於一個殺了人的人，我們只報導他殺人，而不報導他內心怎麼壓抑，就像我們把所有死刑犯通通處死，以為就能剷除罪惡，而不去了解他的心理問題。在很多國度裡，例如在加拿大，犯罪、貧窮是政府的責任，人們應該去關懷他而不是譴責他。在美國不處死重罪犯人，而是判處無期徒刑，這是為了讓心理學家能長期研究他為什麼犯錯，是把犯罪、貪瀆當作病人來治療，而不只是當作罪惡來譴責，人們是透過了解來表達對犯下過錯者的關懷。他並不是沒有受到應有的責罰，只是這其中有真正關懷，而關懷從理解開始。

       一個健全的社會，面對犯罪，不應太快地批判它，而沒有試圖去了解它背後的成因。我們急著要犯錯的人悔改，當他立即懺悔後，媒體就給予溫情的原諒，強制讓他表面看起來像是又回到了社會的道德正軌，而不是去理解當初他為何一步步脫離了此一軌道，忽略了不去探究其心理歷程。

       建構式新聞，是同理的、關懷的、溝通的，最後也是正向的；它嘗試在問題的揭示中找出對的典範來，對個人出路的揭示，亦是對社會整體出路的揭示。肯定一個更好的人，即建構一個更好的社會。傳播界應該協助個人去理解自己，同時改造自己，批判的同時也協助社會找到一個良好的典範。例如報導曾經有人犯過錯，但如今他已改過遷善，走出一條新的人生道路，並且告訴大眾其為何與如何悔改。正向的典範能被報導，才是營造一個良善社會的開端。

       此外，由於媒體太過於強調「真」，把一個人的面貌全都呈現出來，也就沒有了善，因為我們沒有去保護別人的隱私與尊嚴。當我們過度求真，其實已經不真了，因其自信、尊嚴已被摧毀了，自信與尊嚴本來是每個人所具足的，如今不在了，如何說是真呢？如果是真，就要看到全然的他，包含其真實之尊嚴與其生命可能性的轉化之成分，而非斷然將其剝奪。不善就醜，就不美，所以真、善、美是協調一致的。怎樣保獲一個人及社會整體的尊嚴，維護一個人的人格與自信，不要像解剖學家在觀察的過程中將之摧毀殆盡？其實只有關懷的心、願意援助的心，才能做到這一點。有了善，才會美，也才會真，而這個真也才有了價值。
 
       因此，對緋聞、醜聞、弊案不該窮追猛打，而是更關注這些現象在個人生命經歷與社會共生結構中的成因為何？是什麼樣的情境讓這樣的人迷失了自己。

       這樣的理解並不是在替某個個人脫罪，他一樣要面對與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刑罰，只是在這樣的探究中讓更多大眾深思如何避免這樣的錯誤再度發生，同時提供一個正確的典範，告訴大眾一個犯錯的人如何有尋找出路的可能。

       唯有建構式的新聞才能真正促進社會公益，它不是各方並陳、不做評斷、避免涉入的自由主義，也不是一定要朝向某個方向的保守主義做法，而是真正提出一種可遵循的生命態度。在建構式的新聞理念中，連惡人我們都給予關愛，透過愛的理解，找出病因且提出建設性的出路之可能性。我們不再是以一種軌道式的道德主義去譴責犯罪，強制他一定要符合這一道德正軌，否則就是十惡不赦的罪人。如果我們對他的嫌惡超過我們對他的理解，或是存心看熱鬧、看好戲，這就不是一個促進公共利益的媒體所應有的適當作為。

       建構式的新聞傳播，是環繞在愛的前提，以同理心為其價值核心，它是關懷的、維護的、給予的、成全的，是願意理解的心、願意找出問題根源的心；而不是建立在批判、分析、撕裂、挖掘之上的。它是否會被普遍實現？尚不可知，但它將會是良善社會之建構，所必然遵循的一種傳播新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