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佛教與環保運動
Sulak Sivaraksa撰．陳香蓉譯
2011年《紐約時報》某篇「讀者論壇（OpEd）」的文章中，僧人馬修‧里卡德（Matthieu Ricard）1 指出，從他落腳的尼泊爾隱居處，已經清晰可見喜馬拉雅山氣候變化戲劇性的影響。他描述了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居民，正在面臨冰川融化和與日俱增的乾旱。雖然這些居民可能不知道當今世界氣候變化正如火如荼討論中，但是他們才是生活直接受到更惡劣影響的人。
喜馬拉雅山氣候變化的影響，將遠遠超出該區。喜馬拉雅山脈，乃亞洲諸多主要河流的發源地，為中國、東南亞和南亞的人們帶來了飲水和生命。隨著冰川縮減，這些河流水量之供應將會減少，導致整個地區乾旱與農業衰落，其影響所及，則包括泰國所賴以維生之薩爾溫河（Salween，即中國的怒江）和湄公河（Mekong）的水域。
但是，喜馬拉雅山地區出現的環境問題中，泰國人民至少要面臨以下一些麻煩問題。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必須在其他環境議題中，處理空氣污染、飲水污染、森林迅速濫伐、乾旱、水土流失、生物多樣性消失和廢物處理，特別是手機和電腦等電子產品。這些無數問題中最明顯的原因是：泰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歷了快速的經濟成長。此成長涉及：1、「農業集約化」（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包括推動經濟作物栽培和單一作物栽培、已增加使用之化肥、除草劑和殺蟲劑；2、「城市化」（urbanization），從農村到城市人口的不斷變化；和3、「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這些趨勢，影響到自然環境的條件，也影響到生活在此環境中人們的生活。
對泰國環境問題最富創意的回響之一，是動用了佛教觀念、當地文化的觀念和西方環境與科學的觀念。這種方法乃由少數佛教僧侶所列舉，他們被稱作「環保僧侶」（environmental monks；泰語：phranakanurakthammacha），負責從事地方層級的環保工程。他們宗教所使用之創新方式，反映在正在成長的國際運動身上，這運動被稱為「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泰國「環保僧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入世佛教徒一樣，正在進行反思與重新解讀佛教的實踐層面，以因應經濟全球化與現代化的過程所產生的思想、觀念和壓力。因此，透過他們的重新詮釋，古老的佛教哲學正被證明對現代議題能有所回應。
基於深層生態學中所發現的相互關聯的生態觀念和佛教相互依存的「緣起」概念這兩者，環境佛教的目標是同時強調現代科學方法與古代宗教法則。這樣一來，「環保僧侶」既不是現代的，也不是傳統的。僧侶對「宗教和科學」與「傳統和現代」的詮釋，並未歸屬於明確的範疇，反而是代表著創意方法之結合，此結合正適用於此一不斷變化中的世界。當泰國社會企圖要處理危機時，他們的例子，既複雜化環境危機本身與生俱來的緊張局勢，也彰顯出面對泰國社會的問題。這些僧侶的存在，刺激了泰國各個社會階層面對所謂「現代或傳統」、「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泰國，甚至面對所指涉的佛教徒。
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了成長所推動的核心價值。表面上，動機似乎來自政府，與來自政府想要改善人民生活的渴望。隨著時間更迭，無數輪替的政府，總是號稱他們正在幫助國家進步。例如：聲稱他們遵循飄洋過海而來的模式，模仿美國的資本主義的成長。不過，我們很想問問：這是否是他們真正的動機？很多企業都參與了泰國境內經濟發展的進程，這些企業將從工業化、農業促進和化肥之販售中獲益。
從佛教角度來看，這些都是表層原因。大部分這些原因的潛在動機是貪婪——或者至少有自私的成分。儘管對他人和地球有衝擊，吝嗇小氣者不會為了滿足自身需求而躊躇三思。這現象，反映在無節制的消費主義中。馬修‧里卡德評論說：
未受法治約束的消費主義，操作著這樣的前提：他人只不過是被利用的器具，而環境即是商品。這種態度對其他生物和我們的環境，孕育了不幸、自私和蔑視。人們不太會為了他們的未來和下一代的利益而有動機做改變。他們只會這樣想：「好吧好吧！到時候水來土淹、兵來將擋囉！」他們抗拒這樣的想法：只為了避免災難性的長期影響，就放棄他們喜歡的事物。時間還早別杞人憂天了！
里卡德意識到消費主義的問題，也認清它對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影響。他的分析來自佛教而得知，在泰國也有類似佛教的回應。「環保僧侶」嚴格關注國家面臨的環境問題，以及其問題所造成的痛苦。他們了解到，這種痛苦的起因，在於人類自導自演的私慾或貪婪。這樣的人，從開採自然資源的商人，和提升他們企業與自己本身經濟地位的人，到窮鄉僻壤的農民，比比皆是。這些農民為了成為社會地位的指標，而不擇手段地消費物質商品。
傷害野生動物和大自然的苦迫，在生活日益艱難的城市居民與鄉間農民身上，一覽無遺。這些都市叢林居民，要面對空氣污染、用水污染、噪音污染、擁擠的街道和壓力。而對於鄉間農民，他們因為追求經濟作物，則要面臨乾旱、洪水氾濫，而深陷在循環的債務中。有位「環保僧侶」Phrakhru Pitak Nantakhun，總結泰國楠府（Nan Province）農民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一言以蔽之即是：「債務」。他一直在觀察兩家公司和國家農業銀行所推廣的經濟作物和單一作物栽培，他們鼓勵農民以進步為名，在把樹木砍光的新林地發展農業。農民須簽合約，以預先提供他們種子和化學肥料，農民並在收穫後償還這些債務。然而，這些公司嚴格支配農民作物品質之條件，根據特定作物大小、數量和品質，農民往往無法滿足這些要求。他們出售農作物所賺的錢比預期少，故無法償還種子和化肥的債務。為了彌補農民，種子公司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種子、肥料和除草劑。債務就如此繼續循環著。這個循環的一部分，也涉及環境破壞，因為農民經常擴大他們的田地，清空更多的土地，試圖彌補其日益增長的債務。
正是這種苦迫，激勵了「環保僧侶」。他們提出，由於離苦是佛教的主要目標，他們必須對當前的身苦與心苦採取行動。瑯勃拉邦Phuttapoj Waraporn，是泰北德高望重的僧人，過去擔任農村發展工作逾三十載。他經常表示，飢餓的人無法專注於冥想或禪修，禪修可以緩解dukkha，這個字在更深層次上經常被翻譯成「痛苦」。這些僧侶如何為這一目標而努力，闡述了與環境互相關聯的願景，這關聯包括促進社會正義、生態關懷與精神提升。
日復一日，這些「環保僧侶」的行動漸漸顯現出來。至少在七○年代以來，雖然有個別行動的僧人，靜靜地關懷他們道場周圍的環境，但是一般大眾並不知他們的行動，也不認為他們是環保主義者。第一個公開表達關懷環境的的僧侶，是與八○年代非宗教性的環境運動一起出現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抗議在清邁市市區外圍的素帖山（Doi Suthep）建造纜車。身為參與這些受歡迎抗議活動的一部分，少數僧人加入了對纜車建造的批評。他們並不是對抗纜車建造後對環境造成的後果，而是反對可能會破壞佛教聖跡。基於減輕痛苦、基於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以及基於僧侶對社會的責任，他們把自己的參與視為一種道德論證。批評猖獗的消費主義和國家所支持的經濟發展，被置入在他們的參與過程當中。他們參加了與環境牴觸的相關辯論，特別是有關森林的敘述。到底森林的定義是什麼？誰可以利用它的資源？還有，誰掌控了森林？
八○年代出現的環境抗議行動，先是反對素帖山（Doi Suthep）纜車之建造，然後1988年對抗楠府水壩。強納生˙黎格（Jonathan Rigg）描述這些抗議活動為「國家環保運動時代的來臨」。2因為環境論述在泰國政治中佔有關鍵地位，所以在這些成功的抗議活動中，除了僧侶們之外，還混入了激進份子、非政府組織、學生、記者與其他人。當年稍晚，泰國南部水災造成300多人死亡，導致政府於1989年1月實施商業採伐禁令。
同時，在1988年，「環保僧侶」Phrakhru Manas Natheephitak執行了首起「樹木出家」（tree ordination）儀式，以保護其在Phayao省家鄉的森林。針對當地的議題，他創意性的回應，掀起了全國越來越多的樹木出家行動。Phra Prajak在1989年在東埃國家公園進行了一次，Phrakhru Pitak在1990年在南部省舉辦了許多次，以上是諸多卓越例子中的兩個。
「樹木出家」（tree ordination）是創造性地利用傳統儀式，來推銷現代森林保護的觀念。雖然全世界許多佛教環保人士都指出，他們所看到的佛教教義，在某些方面是支持保護森林的（例如佛陀在無憂樹下出生、在菩提樹下開悟、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建立數個僧團和禪修處所、並在森林裡涅槃），但在佛世，並不存在我們今天所遇到的環境危機。學者爭論佛陀是比較關懷眾生的現世生活，還是幫助眾生達到出世離苦的精神目標，以及爭論是否環境關懷有任何的經典基礎。然而，自佛世以來，佛教發展成許多引人側目的新形式。樹木出家和其他環保活動儀式之進行，也可能是另一種方式的證據，證明佛教徒以這種方式，使宗教信仰與修行適應一種新形勢，一種來自全球壓力和影響而得知的新形勢。
即使宗教與森林之間的關係經常被強調，然現在泰國的佛教徒環保主義，已遠遠超出這兩者的關係。這些僧侶實施的環保活動儀式，使大家注意到環境破壞與其對人類影響的問題。但是，當他們結合更多的實際行動，包括環境教育、整合農業理念、受保護的社區森林以及魚類和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創建，這些活動儀式變得更加成功。身為他們佛教詮釋的中心教義，「環保僧侶」教導人類對大自然應負的責任。
因為這些僧侶投入草根性的環保計劃，參與抗議大規模經濟發展的公開行動，所以他們得以認清單打獨鬥之侷限：光是一位僧人，不能成立組織，不能靠自己處理所有環保計劃的後援工作，也不能光靠自己來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於是僧侶們開始群聚，以茲討論「佛教環保主義」應該呈現何種樣貌，以及討論如何應對他們面臨的種種反對聲浪。許多「環保僧侶」，在這個過程中受到國家非政府組織的支持，這些組織大多是泰國宗教發展委員會（TICD）、泰國野生動植物基金會（WFT），以及當地或地區性之居士團體。
在九○年代初期，針對已經參與或對環保行動主義有興趣的僧侶，國家非政府組織贊助了許多研討會。為了提供培訓和促進行動派僧侶之間的對話和聯網，這些非政府組織主動與僧侶接觸。泰國宗教發展委員會（TICD）組織了「佛法培訓團」Sekhiyadhamma， 這是行動派僧侶之間的一個網絡，此網絡除了贊助研討會之外，也會定期刊登關於他們業務的通訊。從這些研討會中，僧侶們建立了支持網絡和學習了新技術與知識。研討會還提高了大眾對環保主義僧侶所從事活動的認識，加強了這些計劃案的影響，以成為泰國民間社會的一部分。
通過那些研討會，「環保僧侶」將自己與較大型的泰國環境運動區分開來。他們討論了利用佛教提供環境主義的意義，包括方法、哲學及其潛在意涵。一起分享經驗、想法、問題、關懷和解決之道，促進僧侶之間更加團結，也勾勒了非正式的佛教環境知識的雛形。
透過講述自己的故事，透過討論行動派份子的工作所產生的成功與挑戰，這些僧侶發展出自己的環境敘事內容。他們構築了對於生態破壞的環保觀點——主要是來自快速的經濟發展和消費主義——在佛教方面，特別是苦、貪、癡和瞋的概念，互相依賴而生。這些僧侶簡化了生物物理變化之發生，同時精簡了他們所應用的佛教哲學。藉由研討會所產生的論述，主要是佛陀與森林之間的密切關係，合理化了僧侶參與環境問題和對國家發展進程的批評。
這些僧侶正在響應的環境危機，是泰國社會對全球資本主義買單和快速經濟與工業成長的結果。僧侶的響應，採取了某種意識形態——批判這種現代化的立場；這樣主張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現代化，正在使人們脫離心靈上的修行。僧侶們認為，資本主義強調貪、癡、瞋，此乃佛法所說的「三毒」。他們呼籲回歸宗教，回歸以宗教價值觀作為純樸生活的指南，並強調，人們在以社區為單位的社會裡應彼此關心，也應對他們的行為對他人產生的影響提高敏感度。
「環保僧侶」繼續對抗他們認為對社會和對自然環境的潛在破壞力。他們不會試圖把時間倒轉回到某種理想化的過去，在過去村民理所當然地得以供應自己與互相供應。相反地，「環保僧侶」抓住「發展」和「現代」兩種形式互換的機會，從得以適應泰國文化環境的國際環保運動中，借用生態概念與農業永續經營的概念。
這些觀念藉由一連串的手段帶入泰國。學術界、政府官員、跨國企業、泰國本地和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全都扮演著將西方思想輸送和傳播進入泰國的渠道。它們帶來了知識，特別是非政府組織，引進了政府主流側重點的可替代方案。行動派僧侶將這種知識轉化為泰國人民，特別是指泰國村民，所可以使用的形式。
因此，他們也轉型了佛教的修行，亦即，把佛教徒的信條與社會正義和自然環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結合是前所未見的。有鑑於泰國對佛教文化的認同，如此佛教該如何被理解與實踐眾所周知的變化，也會改變佛教對泰國的意義。
這些「環保僧侶」的例子，說明了佛教理論與實踐永不間斷的適應性。身為現代世界積極參與者的泰國人民，期待他們的宗教信仰能夠指引他們，在快速發展的世界中應如何生活。佛教在透過社會正義和社會福利的鏡頭去詮釋之後，佛教靠著自己的方式，在泰國社會已成為因應現代性的一股正向積極的力量。
——2014「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東、西方哲學與宗教對話」國際會議專題演講稿
註1：馬修‧里卡德（Matthieu Ricard）：僧人，攝影師，作家和人道主義者。
註2：Jonathan Rigg, Counting the costs: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ailand (1995), p.13. 該句原文是：“coming of age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he cou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