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利他主義」的臨床檢驗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四八六）
106.10.13
 

　　往花蓮的太魯閣號駛至七堵，然後緩緩出站。我身旁這位不相識的女士已經沉沉睡去。

　　我們都在台北上車。她將行李放妥，坐定之後轉頭問我：

　　「請問，在哪裡下車？」

　　「花蓮。」

　　「我在羅東下車。」她自言自語似地說：「昨晚沒睡到天亮，好睏。」

　　 看得出她略感失望。如果我也在羅東站下車，她就可拜託我到站順便叫她，然後好好補眠。

 

　　這回輪到我沉思了。

　　我於前晚因一樁公務而徹夜未眠；昨晚雖略有補眠，但仍感疲憊。由於今晚要在慈善寺講授《阿含經》，我預備在火車上好好休息，好能於下午備課。

　　但眼前這位滿臉疲憊的女士，她的喃喃自語，還是敲動了我的心。看得出她怕坐過站，而不敢在車上安心補眠。

　　我想主動承諾到站喚醒她，好讓她安心休息，但又不免想到自己的疲憊狀況：

　　萬一自己不慎睡著了，錯過了羅東站 ，該怎麼辦？

　　即便勉強撐著精神，不讓自己睡着，萬一影響到接下來備課與講經的品質，很像也對不住邀請單位與聽眾。

這不算是「利己」或「利他」優先的倫理命題，而是「兩種利他二選一」的難題。

　　依Peter Singer的「有效利他主義」原理，我應照顧「最大效益之善」，優先考量邀請單位與聽眾（依人數估計「量化」效益）。但是「質性」評估很難判斷：她的補眠品質與我的授課品質，孰為「較大效益」？還有，在諸多背景因素不詳的情況下，她眼前補眠對她接續行程的重要性，我也無從評估！

經這一兩分鐘的倫理思索後，我回頭看著一臉疲憊的她， 輕喟着放掉「最大效益」的公式計量，溫柔地對她說：

　　「安心睡吧！到羅東站，我會記得叫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