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宗教與社會變遷

演講人：瞿海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整　理：陳悅萱
時　間：99年6月26日　　
地　點：佛教弘誓學院無諍講堂

    昭慧理事長、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很榮幸在台灣宗教學會年會上做專題演講，抱歉的是我沒有提出完整的論文，只是將一些有關「新興宗教」的研究想法、分析架構、以及研究發現，提供出來給大家參考。

新興宗教現象

    首先，「新興宗教」到底是什麼？其實在中央研究院，一個由我所帶領的研究團隊裡，我們取名為「新興宗教現象」，這是為了要更廣義的包括兩個很重要的內容：即一般所稱的「新興宗教」，以及宗教界的一些新興現象。

    什麼是「新興宗教」？所謂「新」就是以前沒有、現在才有，或是某個時間點以前沒有，之後才有，那麼「有」是有什麼？大體上應從幾方面來說：有教義、有組織、有儀式，亦即這種教義、組織、儀式，在這個時間點以前沒有，這個時間點以後才有，才稱之為「新」。假如「新興宗教」是這樣被介定的，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到底有沒有「新興宗教」？

    以台灣的情況來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是不是「新興宗教」？當然不是！雖然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有一些新的現象，但其教義與組織是原本就有的，所以它只是有一些新興宗教的現象，但顯然不是新興宗教。尤其在國內的民主化過程，甚至台灣本土化過程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都扮演了很特別的角色，這是國外所沒有的，因此雖然它很明顯的不符合「新興宗教」定義，但從新興宗教現象來說，似乎又有那麼一點。

    「新約教會」是不是呢？新約教會有些曖昧，它是1960年代在香港，由江端儀所創辦，所以可以說是新的，但真的是新的嗎？也不見得！因為它的教義還是基督教的，只不過江端儀有一些新的啟示與想法，甚至他的女兒張路得，還有後來的洪三期，都是如此，所以從教義、組織、儀式來看，它好像是新興宗教，也好像不是，因為有舊的也有新的。

    再來看慈濟，慈濟到底是不是「新興宗教」？絕對不是！可是慈濟是不是新的宗教現象，當然是！這就是我之所以不講「新興宗教」，而講「新興宗教現象」的原因，因為新的現象就很值得研究，而且它跟社會變遷也有密切關係。

    接下來的例子是「禪宗佛教會」，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嗎？妙天！它是不是「新興宗教」？若說它純粹是新的，也不盡然，因為他引用了很多佛教的東西，如一些儀式、一些教義，同時他也自稱為禪宗俗世弟子七十二代，可是他又很新，甚至包括清海也是如此。

    此外又如飛碟會，是不是「新興宗教」？飛碟會1996年在美國德州的迦蘭市（Garland ，Texas）鬧得轟轟烈烈，宣稱他的弟子一個是佛陀轉世，一個是耶穌降世，以新宗教來看，飛碟會當然是新的，可是也假藉佛陀、耶穌。另外還有一個由一位法國記者所創的雷爾教會，傳到台灣大概只有幾十個人，在台灣是很小的宗教，但至少也是一支。它認為地球是外星人創造的，外星人在一兩個光年之外，設了一個太空站，來控制創造地球的文化，所以從它的教義來看，是更典型新興宗教。

    大體可以看得出來，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直到飛碟會、雷爾教會，雖然愈來愈新，而且一般也都被歸為新興宗教，然而它們的一些教義、組織跟儀式，仍然有來自幾大傳統宗教的痕跡。世界文化的發展是很奇妙的，佛教、基督教在二、三千年前，就已經存在，然而人類宗教的發展，至今也超越不了這兩個宗教，現有的新興宗教，也不過是抄一點舊的，再加一點新的而已，從來沒有一個新宗教，能真正脫開佛教與基督教的影響，如果要認真的尋找新興宗教，實在還找不到一個真正的新宗教，所以我還是強調要研究「新興宗教現象」。

新興宗教與新興宗教現象之差異

    從剛剛的定義分析，約略可以知道，新興宗教與新興宗教現象之間是有所差異的，以我的研究的立場而言，在題目的定義上，我之不太強調研究「新興宗教」，是因為可能找不到真正的新興宗教，所以我喜歡講「新興宗教現象」，因為它更廣義，更有社會義意。而從二者的差別，也看得出來，我們對新興宗教或對新興宗教現象，並沒有任何的偏見，沒有給予好、壞，甚或是邪教的評論。以研究者立場，從來不說那個宗教是邪教，因為那是法律上的用詞，甚至法律上也不這麼使用，法律上要判斷的是：有沒有藉宗教的理由去殺人犯法？如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在法律上來說，它犯法但不是邪教。其實邪教是破壞新宗教的一個說詞，很不好，所以我使用「新興宗教現象」一詞，就更沒有這種價值色彩。

新興宗教跟社會變遷

    假若真的存在一個被界定為「新興宗教」的宗教團體，諸如雷爾教會，或是在台灣更盛行的禪宗佛學會、宋七力等，那麼它跟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如何？更廣義來說，對於看起來很傳統的宗教，甚至還可以將與之有關的新興現象，與社會變遷連結起來分析，那就更有價值。在此前提之下，我們也把慈濟或佛光山等，當作是一種新興宗教現象來做研究，如此便更豐富了研究的範疇，也更可以找到跟社會變遷之間的動態關係。

統計數據

    接下來跟大家說明一些統計數據。以宗教社會學來說，這是蠻重要的，雖然宗教社會學的研究不全是量化，但量化的研究確實也佔了大部份。因為學科訓練的關係，國內有些宗教研究學者，對數字有排斥心理，其實量化研究有它的效用及貢獻，數據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現象，不需要排斥。前兩天政大舉辦一個有關台灣宗教經驗調查研究的國際研討會，這是蔡彥仁前理事長第一次帶團隊做問卷調查，因為中央研究院長期在做有關台灣社會變遷的基本調查，所以我們也有合作，那天我很高興，因為蔡教授帶隊來突破質跟量之間的爭議。其實量跟質的爭議，不只是台灣才有，美國、甚至世界社會學界都有，量化社會學與質化社會學之間，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老死不相往來，甚至相互攻擊，有人以典範戰爭（paradigm war」稱之，然而學術界本來就不是量跟質的區別，量有量的長處，質有質的長處，各自都能幫助我們了解宗教，不必如此的敵對。

總體數據

 
    這是向中央政府（即內政部）登記為合法宗教團體的數字，1989年解嚴以後就增加很多，所以我們要探討量的增加是怎麼回事。從圖表來看，1941年到1945年，每年向政府登記的團體都只有一個，1949年只有二個，到1987年解嚴之前幾乎很少，每年頂多一個、二個，甚至於掛零的很多。1987年解嚴了，但是數字卻沒有增加，為什麼？因為《人民團體法》沒有修改，一直到1989年才制訂新的《人民團體法》，開放人民組織團體的結社自由，並且將宗教團體規範為社會團體的一種。

    解嚴前是戒嚴威權體制，每一類宗教只准一個宗教團體登記，以佛教來說，政府只承認中國佛教會，其他的不可以登記，後來居士會勉強登記，當然是透過特殊的政治關係，那時只有透過特殊的政治關係，才可能登記為合法的團體，譬如像天帝教、天理教，都是非常特殊關係，否則是不准登記的。

    1989年之後，有了《人民團體法》，團體數快速的增加，8個、20個的這樣累積。很有趣的是到1996年減少了，前三年是30個、29個、32個，而96年只有23個，為什麼？因為爆發新興宗教事件，有的被撤銷了，有的不敢登記了，可見那次事件是有影響的，而且也影響了登記意願。
接下來又持續增加，到目前為止已經累積了800多個，大家能想像嗎？從1987年十幾個，到現在八百多個，所以膨脹得非常快速，這也象徵整個台灣宗教的蓬勃發展，也表示政策開放，還給人民結社自由後，大家願意出來組織。其實這八百多個團體，不全是增加出來的，有的是原就有的，但是不敢登記，一旦開放了就出來登記。無論如何，從數字上來看是在增加，這跟1987年解嚴後的全面鬆綁有關，也是台灣宗教發展趨勢很重要的數據。

各宗教的發展
 
全國性宗教團體數(1941-2008)

    剛剛說明的是總數的成長，但是其中到底那些宗教成長的快呢？接下來看每一類宗教的發展。有關總體的數據，各位隨時可以在內政部的網站找到，但是接下來的數據，則是我們特別從網上下載所有向內政部登記的宗教團體資料，然後再依據分類標準，過錄其成立的時間，屬於那一類的宗教之後，才得到的數據資料。但有時候標準很難掌握，有的團體從名稱來看，並不容易區分到底是佛教還是道教，只好盡量根據我的專業去分類，於是得到這樣的結果。

    以整體佛教來看，在89年之後快速成長，從圖上看得很清楚，最上面是全體佛教，第二條線是一般的佛教，即一般所稱的漢傳佛教，第三個是藏佛－密宗，趨勢一樣，都發展的很快。

    再看道教的發展，也是成長，但是一貫道的成長卻不是很大。我曾經花過心思研究一貫道，據我的了解，因為它的神秘味道，一貫道在被禁的時候成長最好，但是一開放就不稀奇了，所以開放後反而沒有太多成長。

    基督教也有成長，可是成長率（slope）不是那麼高，天主教幾乎沒有成長，至於日本傳進台灣的宗教，支派很多，我大概都訪問過，以總體的個數來看，成長得不是很明顯，民間宗教團體的成長也不很明顯。整體來說，成長最快的是佛教，包括一般的佛教、藏傳佛教。想像中新興宗教應該成長得很多，但就團體數來說，並不是那麼多，在此為大家做一個背景說明。

三個有關的解釋模式

    接著我提出三個有關新興宗教現象的解釋模式。從一個研究過程來說，當研究者觀察到新興宗教的現象後，接著就要蒐集資料，再據以做分析，但是不管研究前或研究後，都必須要有分析架構，事前需提出理論架構，亦即分析架構，事後則需根據資料，整理歸納出一個架構。而此處提出的三個解釋模式，便包含了事前的理論架構，以及據實證研究所發現的問題、可能的解釋，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一）非理性文化的解釋模式

1、五個促成非理性文化出現的因素

    他認為在整個社會結構層面裡，存在一些促成非理性文化出現的因素，第一個是「嚴密組織的社會」。現在社會的組織愈來愈嚴密，不像傳統社會那樣鬆散，例如宗教學會，就是傳統社會所沒有的嚴密組織，目前社會存在著許多這樣的學會，每一個人都被嚴密的納入組織裡，大家可以想看看，自己參加多少組織？不論是宗教組織、社會組織、或其他各種組織，現代的人都在組織裡，因此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嚴密組織的社會，這會對一個人產生人格與心理上的衝擊。

    第二，這是一個「自我毀滅的世界」。從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不但發明核子彈，一直有地區性的戰爭，之後還有冷戰時代。阿多諾研究洛杉磯時報星座專欄現象的1960、70年代，正好是冷戰時代，核子的威脅、人類的滅亡，美蘇兩大陣營國之間的武器競爭，都成為每一個人心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因此他發現自我毀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乃至於後冷戰時代，到現在的北韓、中共依舊沒有放棄原子彈，這些陰影始終都存在。

    第三，資本主義形成的「商業剝削機制」無所不在。在弘誓或許感覺不到，但是一走出去，街上的7-11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剝削機制，員工很可憐，不能坐的，一小時的工資90到100，一天工作八個小時，假如工作二十四天（因為一個月不可能工作三十天，那會累死），算看看多少錢？更不要說像富士康那樣更嚴密的商業剝削機制了。

    第四，「威權妄想機制」。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至今，世界就存在著很多的威權妄想機制，以前有希特勒，現在也不是沒有，這也是一個因素。

    第五，在這情況下，好像有一個正面因素，就是「普及教育」，西方的教育體制擴張到全世界，甚至傳統佛學的教育制度，都受到西方的影響，所以普及教育對世界有非常大的影響，而在我們的長期研究下，這絕對也是影響宗教的一個重要因素。

2、這些結構因素的影響

    這些結構因素的影響是什麼？第一，「依賴感」。以前的人或許能夠自給自足，天高皇帝遠，但在現代的嚴密組織之下，一個人不可能自給自足，一定要依賴組織，除此之外，還有自我毀滅的陰影，譬如核子彈的威脅，厲害到讓人根本沒有辦法，而商業機制更是如此，所以現代人會產生很大的依賴感。

    第二是「無力感」。嚴密組織會讓個人產生無力感，即使是理事長也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也還是組織裡的一個個體；自我毀滅亦然，尤其是60年代、70年代，人類面臨原子彈、核子彈的威脅，很無力；至於商業剝削機制，則更令人無力了，個人同情7-11的店員能怎麼樣，同情富士康的工人又能怎麼樣，只有靠老闆加薪施捨一下，好像解決一點問題，可是就個人來說是無能為力的，威權機制亦復如此，所以現代人會有無力感。

    此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semi-erudition，我覺得這是阿多諾很重要的概念。erudition是博學，前面加semi，semi-erudition就是一半博學，半博學是什麼意思？就是不博學，對不對？所以我翻成「似有知而實無知」。

    我們知道普及教育使每個人都有知識，所以現代人都認為自己很有知識，但其實每個人都很無知，也很容易被騙。詐騙集團不只騙無知的人，很多教育程度高的人也被騙，甚至於那種似是而非的、很玄的東西，例如星座理論等，一出來就造成大眾風靡，因為現代人並沒有足夠的知識去研判真假，所以教育雖然普及了，可是人類的知識仍然是有限。而且現在的知識體系愈分愈細，以致彼此不懂，著名的語言學者及思想家Norman Chomsky就曾經說過，我們高中時代學的物理學我們都懂，可是現在的都不懂，諸如生物科技、量子物理學等愈來愈尖端的科技，懂的人愈來愈少，知識似乎在增加，但卻使人更無知，所以教育普及所造成的「似有知而實無知」，是很重要的現象。

    這些中介變項，如依賴感、無力感乃至似有知而實無知，容易造成「順從的威權性格」。因為依賴的對象是誰？威權！個人沒辦法，就只好依賴威權，戒嚴威權時期依賴政治威權，政治威權消失了，現在最依賴的就是宗教威權，這是很重要的。無力感也是一樣，讓人要去依靠一個有力的威權力量，而妄想機制就從這裡來的，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提到這裡。

3、非理性文化的出現

    在前面種種因素影響之下，會造成一種非理性文化的產生或發展，即「非理性的文化，經常會提供一個簡化的解決乃至於幻覺。」很多新興宗教或是星座理論，幾乎都是以提供最簡單方式來解決問題。以星座理論為例，只要知道什麼星座，就知道自己的性格了，對不對？但是天下那有那麼便宜的事情！想請心理學家分析自己的性格，要做上一堆的心理測驗，還不一定說得清楚，可是只要上網輸入生日，就會有二、三百字，甚至上千字有關某個星座的有關性格的說明，還有那些星座專家，在電視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說明你的性格如何如何，這就是簡單化的解決，一般人當然都只能點頭稱是。

    我們曾經訪問過十位最有名的星座專家，依據專家的說法，也承認星座不能這樣簡單地講。真正的算命，一定要知道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日、時、分，以四分鐘為一個單位，還要知道出生當時的天象及星象，然後才能解讀星盤，一人解一命，半天只能算一個人的命，解讀起來是很花工夫的。所以我們就知道，每一個人命都不一樣，因為沒有兩個人會在同時、同地、同分出生，就算孿生兄弟也可能差個十分鐘，可是在電視上這樣講命理學，誰要來聽？但若講十二星座，在講其中一種時，就有十二分之一的有關，再加上關心和自己有密切關係的人的狀況，那麼聽眾或讀者就多起來了。

    這就是提供簡化的解決方式的一個例子，當然星座跟宗教還是有一點區別，但是這個架構可以提供我們參考，因為有些新興宗教畢竟也類似這種情況。

（二）新興宗教現象的成因分析

    從80年代甚至70年末期台灣就開始有許多社會運動長期抗爭、推動民主化，促成整個社會全面自由化，而台灣愈來愈自由、愈來愈民主，帶來的發展就是「政經的變局」。長期戒嚴體制造成的封閉，因為經濟的變化、人民教育水準的提昇以及與國外的關係，產生了政經變局，於是台灣不得不自由化。我一直強調自由是爭取來的，政權本身不可能讓人自由，由於各種內外在的條件，促使台灣必須民主化。民主化的第一步就是自由化，自由化之後當然產生政治變局，這是相互的，從政治現象的觀察就很清楚，立法院愈來愈不像話，民意也是搖搖擺擺，甚至於整個局勢都讓人很擔心，這就是自由化的結果。

    自由化造成很明顯的「市場化」，即所謂資本主義的現象，社會主義已經行不通了，台灣和世界所走的路子，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化，以現代世界體制論來說，也就是一個資本的世界體系，或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而其中市場化是一個關鍵。在市場化的彼此競爭下，不保證投資結果的確定，因此市場化會造成整個「結構不確定」，此外政經的變局也讓結構不確定，市場化造成經濟結構不確定，政經的變局則造成整個政治社會結構的不確定。

    「教育體系」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因素，這是借用阿多諾的架構。不止教育改革受到自由化的影響，整個世界教育體系的發展，都是在自由化情況下發展。然而相對來說，教育體系也對自由化有影響，最大影響是來自於它在增加人類的「理性知識」，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不管是學科學的，學文學的，乃至學哲學的，基本上教育的特色，都是在試圖增進人類的理性知識。

    教育體系在增加人類的理性知識，但相對來說，若教育體系沒有提供人民充分知識時，即先前提到的「半博學」、「似有知而實無知」，那麼在不充分或專業化之下，教育體系反而培育或給予了「另類知識」的空間。譬如在專業化的教育體系下，一個人得到了某種專業知識，但卻有更多不懂的領域，此時若有人談星座，在他不懂天文學、不懂心理學的狀況之下，自然會覺得很有道理。

    另一方面，雖然現在的教育體制是在增加理性知識，可是也有增加另類知識的力量。從正統的教育內容來看，都是諸如數學、國文乃至於大學各樣學科的理性知識，但是也可以在學校的同學間，學到一些非正式的教育內容，例如非理性的算命等，甚至於更玄的另類知識，譬如對於氣的看法。雖然這不在正式教育的範圍裡，但也是從教育體系內得來的，所以另類知識不完全是從教育體系外來的，教育體系其實也是來源之一。

    理性知識不足造成另類知識的增加，二者甚至會在教育程度高人的身上，產生一些微妙的組合或互動。譬如一些具科學家身份的佛教徒，會試圖用科學知識來解釋佛理，或一些很玄的東西，大家認為很肯定，我卻很不贊成。我認為佛理超乎物理的現象，不應用下層的知識去解釋形而上的東西，用科學的實證、用物理學來解釋佛法的有道理，這樣反而把佛的價值往下拉了。宗教不是知識，而且宗教本身超乎人類現有的知識，因此我覺得這種做法沒有必要，特別在此提出。

    傳統宗教體系本身，受到了自由化的影響，如佛教或新興宗教的發展，之前已說明得很清楚。另外我認為宗教體系有二個重要的質素，一個是「傳統宗教」，從二、三千年前就有的佛教、基督教，能夠一直影響到現在，就可以知道傳統宗教的影響力之大。此外也不能忽視民間信仰，民間信仰的傳統更早，而且它始終存在著，會受到佛教的影響，但不會是佛教。我常講民間信仰自稱是佛教，可是似佛、似道、似儒，非佛、非道、非儒，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但卻有其長期的傳承。另一個很重要的質素是「神秘文化」，目前到為止，人類都還有很多不可知的事情，因此不管那個宗教，乃至非宗教，其實都有長期的神秘文化傳統，以上這兩個質素都會有影響。

    前面的結構性因素，加上諸如結構不確定性、理性知識、傳統宗教、神秘文化的傳統等居間的變項，就會造成人類心理的「不確定感」，這是我相當強調的心理因素。世間一切都在變動不居，誰能知道2012年的總統是誰？誰能知道明年政治局勢會怎麼樣？誰能知道ECFA簽了以後，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有的人說不好，有的人說好，到底好不好，也是做了才知道，但知道以後又太晚了，因此不確定感很強。

    政經變局、結構性的不確定，當然會增加不確定感，至於理性的知識，則可能幫助我們減少不確定感，而另類知識也在幫助減少不確定感。譬如一個人碰到倒楣的事情，以理性知識怎麼也算不出來，為什麼會這樣？這時算一算命、卜一下卦、看看星座：「喔！原來是這樣！」於是不確定感就會下降，這是另類知識的作用。

    傳統宗教本來應該可以減低人的不確定感，但反而卻增加了不確定感，這是很有趣、也很值得探討的。因為傳統宗教因襲無新意，形式主義很強，往往失去實質的作用。或許因為信徒本身的分心，乃至於信仰程度不夠，例如一個基督教徒，每個禮拜上教堂，但卻坐在那裡打瞌睡；或是一個佛教徒誦經沒有心，不了解經義，甚或由於一個宗教本身的衰弱，以致無法達到夠強的心理轉換過程，當傳統宗教對個人的心理沒有積極影響，於是反而會促成不確定感。相對來說，神秘文化傳統有時會減少一些不確定感，這把新興宗教放進來看就很清楚了。

    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家庭」，根據美國的研究，如統一教的一些新興宗教，其成員很多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何以如此？因為現在的家庭已經演變成核心化的小家庭，沒有兄弟姐妹，成長過程中非常孤單，使得參加新興宗教團體的人，都好像回到家一樣，而且是參加了一個比原生家庭更友善、更親密的新家庭，所以很容易被新興宗教團體吸收。

    這些成員與新興宗教間的關係，是相當於家人關係的師徒關係，所以很多新興宗教團體的成員都會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他們身上實踐了。」他們對師父的尊重，不止是五體投地而已，而且是整個的投入，因為只有在這種比家庭更家庭的宗教關係裡，才能減少因家庭疏離所帶來的不確定感。

    不管是理性知識或是另類知識，都會影響神秘經驗，當然理性知識會減少神秘經驗，另類知識會增加神秘經驗，而傳統的神秘文化傳統，包括我們的陰陽五行等等，也會增加神秘經驗。所以現在的人講神秘經驗都頭頭是道，因為有其神秘文化的傳統，當然這樣的經驗，對往後的信仰宗教有非常大的影響，那就是新興宗教現象的產生。這地方我借用阿德諾的觀念，因為人的不確定感上升，便要去謀取一種簡化的解決方式，複雜化的解決方式是不受歡迎的，星座是一種，新興宗教是一種，乃至於宗教，也常提供一種比較簡化的解決方式，來減除人的不確定感。
 

    另外一個直接影響新興宗教現象的因素是政經變局，剛剛講的解嚴之後，或《人民團體法》修訂後的蓬勃發展，這不是個人因素，而是整個結構因素造成的，結構不確定與自由化等，都會對新興宗教產生一些影響。以上是初步架構的說明，在論文集裡都有，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三）新興宗教對社會變遷的影響

1、組織運作

    一個很重要的新興宗教現象是「組織運作」。很多新興宗教團體，或是傳統宗教團體的新興化，包括最有名的四個，或更多的新興佛教團體，其組織運作都各有巧妙，非常重要。以一個客觀的角度來觀察，慈濟甚至於妙天，其組織運作都相當的不得了，在組織的運作之下，這些團體吸收很多信眾成員、很多資源，因而會透過組織，發揮其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組織自然而然的影響「政治」，每一個候選人，特別是總統候選人，哪一個敢忽略星雲？敢忽略慈濟？當然現在還沒有辦法很精確的指出，台灣的新興宗教現象的影響到底多大？但對政治影響是很明顯的。

    所以這值得進一步去推敲研究，怎麼樣影響？影響多大？政治影響有二個層次，一是影響「政治權力的操作」。台灣有許多擁有眾多信徒的宗教團體，在選舉為主的民主社會中，就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些有勢力的宗教團體就會有一些主動的或被動的政治權力的運作。例如在選舉期間支持或不支持某個候選人，或宣稱不介入政治。新興起的大型宗教團體也就成了候選人必需爭取支持的對象。
另一是組織運作影響了政治，然後影響了成員或信徒的「政治態度與行為」，這裡我用一條細線，表示從我們實證的研究，初步發現沒有影響，應該再進一步推敲。

    此外組織運作也會影響「社會福利」，我印象很深刻是的，早期昭慧法師其實也批判過證嚴法師，把社會福利大部份資源拉過去了，後來我也覺得蠻對的。（編按：昭慧法師近年曾撰「慈濟現象的活水源頭——《慈濟法髓——慈濟40周年紀念專書》推薦序」一文，修正當時的批判論點，可參閱《弘誓雙月刊》第81期，頁88-91）

2、宗教修行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宗教修行」，宗教修行在台灣有它的特色，包括佛教及一些所謂的新興宗教團體，都很強調修行，修行法門亦各自不同，影響很大。第一，影響社會福利，以慈濟為例，其修行主要目的就是社會福利，至少我感覺是這樣，甚或影響一些其他的社會事業，譬如環保之類的。

    此外，宗教修行也促成一個很重要的動機──「助人」，這從慈濟及其他一些宗教團體，可以看得很清楚。結合了傳統功德會的想法，於是在助人的動機下，便要做與社會福利相關的事，且助人的行為也經過很強的組織化動員，所以不限台灣，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慈濟，這就是組織運作。

    宗教修行本身也直接影響「公民素養」，由於時間關係，我無法詳細說明它的影響，只是在此提出來。美國一個教授叫做Richard Mason，寫了一本書Democratic Dharma，篇幅不大但很暢銷，其中就提到慈濟、佛光山、法鼓山乃至於行天宮的例子。有關於此，基本上Richard Mason認為有影響，但是中央研究院的林毓生院士卻不認同，因此宗教修行對於公民素養的影響，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我認為很值得探討。
最後就是宗教修行會直接影響「社會價值」，而宗教界的社會福利工作也會影響社會價值。

幾個有關的片斷想法

    下面還有片段的想法，有的引自於阿多諾的說法，有的是我自己的研究發現，我覺得還蠻有意思。包括民主社會到底怎麼回事？現在大家只會騙選舉選票，在金錢利益及政治權利誘惑之下，利用非理性的朝野爭議或其他種種議題，使選民喪失理性，以理性的算計勝選，這樣的現象對於整個宗教會有影響；還有依賴心的增加以及簡化的解決和幻覺；最後提到台灣新興宗教產生的前後，政治與宗教之間互動狀況，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多說了，這些在論文集裡都有，給大家做個參考，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