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誕放假運動始末（上）——運動背景、決策考量、運動過程與運動成效

釋昭慧（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 前言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七日，筆者南下高雄，應法印講堂住持見岸法師之邀，作了一場演講：「佛誕放假運動始末」，當時佛誕放假運動結束未久，一切都印象猶新，以一介當事人立場來陳述運動始末，非常真切而感人，因此受到很好的迴響。該次演講的內容，事後由蔡惠如、江幸珍整理而成講記，傳送電子檔給筆者潤稿。第一階段修訂於八十八年八月六日，時筆者正在暑期禁足中。由於事忙，修訂不到六分之一，竟然就此擱置，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直至去（九十六）年十二月，因中國佛教會上淨下良理事長以公文指示筆者：於七月十二至十三日，在中國佛教會舉辦的「兩岸佛教慈善論壇暨教團、教理、教史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這才在演講過後整整九年（九十七年六月廿七日），重行點出該篇講記的電子檔而作改寫。

        由講記而改寫為論文並不容易。由於個人身歷其境且主導運動，這使得本文的字裡行間，帶著很深厚的「革命感情」，而且經常快人快語。這雖是從事社會運動者身上容易看到的人格特質，但行諸文字時，難免與一般四平八穩而強調「價值中立」的學術論文，風格大不相同。因此它雖屬於質性研究報告，卻不是由第三者依事件始末而作觀察、分析、詮釋的學術論文，而是發起運動的當事人本身，在事件結束後的當年度中，印象猶新之時即追憶事件始末，並予以分析、評述的報導文章。

        在講記中，有一段筆者在該場演講開始時的自白如下：

        由於這半年來，整個運動節奏非常地迅速，工作像潮水一般地湧來，每天都有新的變化，心臟無力一點的人可能都會吃不消，這從《弘誓院訊》近兩期「活動看板」（作者按：指《弘誓雙月刊》第三十八、三十九期）洋洋灑灑的紀錄，也可以窺其端倪。但是現在回顧一下，感覺宛如「明日黃花」，有些事似乎就不太須要再提了，所以我剛才臨上台前，趕快把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性的事項做了一點筆記。」由此可知，本篇所述雖然看來非常詳盡，事實上也只是運動過程中「比較重要的，關鍵性的事項」而已。

        作為佛誕放假運動主事者，在事隔九年之後重讀講記內容，當然較諸演講當日，更有「明日黃花」之慨。許多在運動過程中，佛教界與政壇的互動、行政部門的決策變化、立法部門的各方角力，都有著非常曲折複雜的過程。由於某些內容，涉及教內與政壇當事人的敏感度，因此這些事情不可能在當日媒體與其他文獻中留下紙本紀錄，卻因筆者在運動剛剛結束而記憶猶新之時的一場演講，而悉數保留了下來。即連作為運動主事者的筆者，在復習到這些內容時，對許多相關陳述，竟然完全感到陌生，幾與第三者無異；有的在演講時談述某個過程，為了保留對方餘地，而沒指名道姓的當事人，事隔九年，如今連筆者也想不起來是哪一位。

        因此透過講記而整理出來的本篇論文，容或欠缺「對該項運動保持距離」及「對該項運動持反對意見」人士的觀察與評論角度，而只呈現了運動主事者片面的回顧與觀點，然而佛誕放假運動，作為當代佛教一項重要而成功的社會運動，本文依然具足了「第一手史料彙整」與「主事者以第一人稱追述事件」的歷史意義。更且吾人可以藉此回顧運動過程以及官方決策，從而對當代台灣的佛教生態與政教關係，有著深刻的同情與理解，並且鑑往知來，共同思索：如何建構佛教適切的應世態度與政教關係？

        以下即循事漸進，敘述佛誕放假運動的環境背景、發起運動的決策考量、教內教外的支持與反對力量、運動發展過程、運動瓶頸與各方助力、行政部門的決策過程、立法部門的政治角力與交涉過程、宗教節日政策的後續進展。此中，在佛誕放假運動結束後，宗教節日政策的後續進展與筆者個人的回應，因為延續了前後五年之久，演講當日尚未及見，自是原版講記之所欠缺，這部分是筆者依後續的媒體報導與筆者所擬公函，以及《弘誓雙月刊》「活動看板」之報導，所作的補充敘述。由於事情整個過程都發生在台灣，因此本文採民國紀年。

        演講之末，筆者依運動主事者的角色，對自己在從事社會運動過程中的心境與成長，作了一項非常「個人」的敘述。由於這些內容，假以時日依然可能成為可供參考的史料，因此筆者還是保留了該段演講的內容，作為本篇論文的結語。

二、 佛誕放假運動發起背景

        在追溯一九九九年「佛誕放假運動」的發生與演變之前，先談筆者為什麼會發起「佛誕放假運動」？

        其實就佛教徒而言，多一天假日，少一天假日，並不是那麼重要的事；至於說對特殊節日的執著，很像也不是佛教徒所在意的問題；就連浴佛節慶典，也是「多元化」而各行其是，相安無事的——從北傳的農曆四月初八、南傳衛塞節的陽曆五月圓日，到台灣的陽曆四月八日（受日本殖民文化影響，所有的農曆節日都改成陽曆來慶祝）。還有，許多寺院由於避免非假日很多信徒不能來參加，紛紛彈性調整浴佛法會時間，改成農曆四月初八之前的某個星期天。

        由佛教面對「多元化」佛誕的態度，這使得佛教並不是那麼介意有沒有所謂的「佛誕假日」，筆者也同樣如此。但是為什麼會發起這個運動呢？其中原委如下：

（一） 轉戾點在觀音事件

        學佛以後，筆者注意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耶誕節，被名為「行憲紀念日」，全國放假一天。筆者並不相信它是為了「行憲」而放假的，證諸國際，從來就沒有哪個國家，會因「行憲」而放假。原本佛教徒量大福大，不會對著這一個特殊假日的公平性而呶呶不休。一直到民國八十二、八十三年間「觀音像事件」爆發，筆者對這一天有了新的感受！

        當時台北市七號公園，也就是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有一尊銅鑄的「祈安觀音」聖像，那是楊英風先生的作品，是明光法師所住持的大雄精舍，籌資造像並矗立在那裡的，已經供奉了將近十年。由於這個地方是公園預定地，市府徵收該地之時，民宅紛被拆除，但是那尊觀音像，由於許多居民希望保留下來，當作公園景觀的一部分；還有一些信徒，常常去那裡瞻禮觀音，也已經成為生活中的習慣了。

        原先要建立這尊觀音聖像時，就已有許多基督徒暗中阻撓，如今更是將大安森林公園，視作他們未來傳教的最佳地點，唯恐這尊他們口中的「撒旦」留在該地礙眼，於是全面抹黑、傷害，甚至發動臺灣各地的基督徒聯署，紛紛投書媒體，打電話給市政府與民意代表，並透過基督徒立委、議員向台北市政府施壓，必欲除之而後快！在一個夜黑風高，四下無人的深夜，瘋狂的仇佛信徒竟然潑灑糞尿、硫酸在這尊觀音像的身上！

        這一波又一波的宣傳攻勢非常凌厲，強調這是「違建」、「違法」，透過無遠弗屆的媒體傳播出去。相對而言，佛教這頭則顯得相當弱勢，明光法師只有「挨打」的份兒，面對一切誣衊與誤解，百口莫辯。起先連筆者也信以為真（所以佛教界、佛教徒倘若只從媒體來了解佛教的動態，有時候是很吃虧，也很危險的），到後來明光法師找上筆者。了解實際情形以後，筆者對觀音聖像的處境開始予以關注，並且對當地佛弟子的心情產生了很大的同情！

        特別是潑灑糞尿與硫酸的惡行，給筆者很深的刺激！筆者認為：這樣一種對異教聖像肆意摧殘的心態，如果不加以矯正，後果將不堪設想！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會是中正公園觀音像，再來就是彰化大佛，全台灣公共場合的佛像都有可能受到摧毀。這種惡行、暴行，一定要加以譴責與制止！在這樣的考量之下，筆者義無反顧，全力投入了「護觀音」的行列。

        在投入的過程中，由於筆者幾度在公開場合與相關反佛人士唇劍舌槍一番，這些基督徒因此較不太敢再強調觀音聖像是「違法、違建」，而更改訴求的重點為「宗教平等」。一講「宗教平等」，就激起了筆者的腦力，腦力一激盪！就想起許多「對佛教不平等」的反證：「講平等？貴教的特權可多著呢！」

        八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新生南路紅磚道上舉行「觀音不要走」大集會，筆者特別公開挑明：

        如果要論「宗教平等」，那就太好了！我們來評評理：在台灣，到底哪一個宗教是居於特權的地位？誰敢講他的宗教沒有受到特權的照顧？比如行憲紀念日，全世界沒有國家是為「行憲」而放假的，只有「中華民國在台灣」才有。這一天到底為誰而放？我們心知肚明——它是為耶誕而放！如果再談「宗教平等」，我們一定要呼籲政府：立刻取消「行憲紀念日」放假！

        後來在台北市議會公聽會上，筆者也是如此與那些對立意見的學者辯論。從這以後，對方就不再敢以「宗教平等」為理由；吊詭的是，此時開始在報端出現了一些「居民抗議留住觀音」的廣告，特定宗教團體的操作痕跡相當明顯。

        三月十九日，市府即將開拆觀音聖像，祈安觀音危在旦夕，時任立法委員的林正杰居士與本人，終於坐上了新生南路的紅磚步道，展開了為期六天的絕食抗爭行動。這項行動引發了全國社會的震撼與同情，全國佛教僧俗二眾的團結與支持，於是，祈安觀音轉危為安，在黃大洲市長與星雲大師的共同見證之下，祈安觀音終於留在大安森林公園，成為筆者一向所述「共願可以轉去共業」的最佳見證。

        自從觀音像事件以後，筆者就很注意有關「行憲紀念日」的問題。如果說，後來筆者會呼籲全國民眾，共同注意這個「宗教特權」的問題，真也只能說是「如是因，如是果」了！

（二） 週休二日放假的決策變更
    
        民國八十六年，人事行政局宣布：將於八十七年開始，實施隔週休二日制，並將一些原訂假日「調移放假」於週六假日（換言之，也就是取消放假）。筆者密切注意它要取消掉哪些紀念日的假期，等著看政府會怎樣看待「行憲紀念日」。果然還算滿意，它把行憲紀念日也「調移放假」，那麼當天應該就是不放假的！

        這樣安排是有道理的，連孔子誕、光復節、國父與蔣公誕辰等等都取消了假日，行憲紀念日有什麼理由可以還維持其為「假日」？可是當時就有些基督徒醞釀要敗部復活，把它爭取成為假日。筆者在他們的刊物上看到這種聲音，後來也聽記者告訴筆者：他們團結一致，聯署向政府要求放假。但是他們也深知這種訴求沒有正當性，所以所有動作都鴉子划水，極為低調而機密，外界幾無所悉。

        過了不久，果然媒體放出消息，有人認為「行憲紀念日」應恢復放假。為了這個議題，在媒體上還曾經有過辯論。那個辯論筆者並沒參加，但大體而言「放假論」並沒有得到民間的認同。所以，行憲紀念日顯然並不被民間認定其放假的正當性。而且大家心照不宣，大體知道那是「為何而放？為誰而放？」也就更不樂意這種宗教特權的存在了。

        轉眼就又到了民國八十七年十月間，那時筆者正好到大陸與香港探親兼演講。回台以後，大約是在十一月間，翻閱一本法律雜誌《另眼新聞》，每一期它都會羅列近期總統府或行政院所公布的法令表，當期的那張新法令表，其中「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的修正法案，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原來，絲毫不比其他節慶重要的行憲紀念日，在其他節日紛紛取消放假之後，依然被排定為「放假日」。筆者一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小氣的人，其他宗教各方面擁有特權，筆者也不會很介意，但是，觀音像事件發生之後，情形就不一樣了。原因是，這些宗教人士連一尊五坪地大的觀音像都容不下，那麼數十年來逢「行憲紀念日」必定放假的耶誕特權，怎麼可能讓人不感覺格外刺目！

        要知道：在台灣，基督徒只有百分之三點五左右的人口，但是由於二十世紀西方政經強勢的因素，以及蔣家在台灣政壇的勢力，使得基督徒長期以來，佔了政壇與學界中，多數而且重要的地位。這是台灣政治的特有現象：少數族群的人在統治多數族群。他們以中產階級為主，有很大的優越感，再加上教義的排他性，所以固然裡面有許多朋友，是筆者非常尊重而人格高潔、心性仁慈的神父、牧師、修士、修女，但是總體來說，基督徒給台灣人民的印象，還是既排他而又有優越感的。近二十餘年來，台灣的佛教復興，本土化運動又使本土宗教抬頭，衝擊著外來性格明顯的基督宗教，於是到八○年代以後，基督宗教的信仰人口不增反減。

        由於信徒人數銳減，難免產生信仰危機，所以有的教會曾發起「二○○○年福音運動」，訂出十年內信徒達二百萬，教會達一萬間的目標。 他們推動聖經中的「千禧年」名詞與觀念，成功到連很多佛教徒當時舉辦活動，竟然也用「慶祝千禧」的名詞，這可見得其宣教的促銷術相當成功！遠在發起佛誕放假運動之前，教會已經特意擴大耶誕慶典，在許多縣市與地方政府合辦「平安夜」，要在台灣「移風易俗」，甚至透過媒體轉播，特意營造一個非常強大的「歡慶聖誕」氣息。

        要知道：一個節日被訂為假日，它確實是可以經過炒作而帶動民間歡樂氣氛的，久而久之，它就會變成民俗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友的努力，確實看到了成果，台灣人民果然開始張燈結綵來「歡慶聖誕」。值得人們敬佩的是：他們積極而用心，確實達到了「移風易俗」的效果。

        但是反觀佛教，筆者不免產生了危機感！想想看：佛誕，不要說是台灣人民沒有感覺，就連許多佛教徒，都不知道它是哪一天呢！農曆四月初八日，只有那些不用上班的家庭主婦與老人家才能參加，那麼，佛陀——我們的教主，我們最尊敬的本師，他的生日豈不早就已被台灣人民悄悄遺忘了？

        以台灣宗教而言，精神上，佛教的因果報應觀念，佛菩薩的慈悲聖德，幾乎已溶入了漢民族的心靈。但是曾幾何時，由於政策的偏頗，竟然連境內最大宗教的佛誕，大家都不再熟悉，少數人口信仰的耶誕，反而經過特意炒作而大行其道！筆者從這裡看到了政治力量的可怕！所以對於「行憲紀念日」這天有沒有放假，筆者變得非常注意。

        也因此，話說回來，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間，當筆者看到《另眼新聞》刊載的「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假日忽然間又加入了「行憲紀念日」，有著說不出的驚奇，也簡直不敢置信！筆者深怕自己看錯了，連忙打電話到行政院（時蕭萬長先生擔任行政院長），詢問一位佛教徒官員，消息來源是否可靠？他向筆者確認：不錯，確實已從不放假的原始決策，改變為行憲放假。

        筆者說：「怎麼可以放假呢？什麼理由呢？」

        他大概也很為難，只好向筆者說：「順應國際潮流啦！世界各國都有放假，我們也沒有理由不放假的。」

        很不幸的，他這句話從此被筆者抓為話柄，筆者可就扣住他說的「順應國際潮流」來質疑了：「順應國際潮流」，可見得就不是為了「行憲」；「行憲」放假，可就不是「國際潮流」；「國際潮流」，一定就是「耶誕」！

        當時筆者立即反問他：「難道你們在更改這個法令時，沒有想到佛教徒的心情嗎？」他說：「啊！這是國際潮流，與宗教無關！」想來人在官場，也沒有說真心話的自由，筆者非常體諒他！

        電話切斷以後——恕筆者沒有修養！從那以後，筆者經常想到此事，就坐不穩，站不牢。晚上只要一想到，就氣得睡不著覺。太豈有此理了！這是什麼時代了？還搞這一套宗教特權，視本土宗教廣大民眾如無物！

        追究起來，即使是中華民國正式「行憲」，也並非這一天。從中學以來，歷史教科書就告訴我們：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定憲法完畢，三十六年元旦正式行憲。這樣，要訂「行憲紀念日」的假期，也輪不到「耶誕」陳倉暗渡，而應訂在元旦。

        更何況，這部「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早已被七折八扣！早先是戒嚴時代，根本就以戒嚴法替代憲法。等到解嚴以後，一次又一次的國民大會，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很多在野人士則認為：這部憲法不應再修，而應重新制憲。再加上中國大陸政權壓根兒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一政治實體……。這部憲法，已儼然成為「爹不疼、娘不愛」的東西，除了藍營的「孤臣孽子」之外，早已沒有幾個人心存憲法，這樣缺乏共識的憲法，還有什麼好慶祝的？

        再者，「行憲」也沒有理由好拿來慶祝放假！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立憲，可沒有哪個國家是「行憲紀念日」放假的。顯然那是在過去蔣家政權的時代，由於總統夫人蔣宋美齡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政府高層處心積慮為「耶誕放假」找機會，為了怕其他宗教會吵吵鬧鬧，要求同等待遇，於是在精心設計下，悄悄改寫歷史，將元旦「行憲」的日子提前一週，為耶誕先行「量身打造」了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行憲紀念日」，然後在國人不注意的情況之下，讓那一天變成了假日。
後來筆者更是從天主教內部刊物 知悉：耶誕放假，這是民國四十年代，于斌樞機主教向政府提議而促成的。

敬啟

（三） 假日不應由上位恩賜

        這種障眼法，相信佛教界不會看不出來，但那是其他宗教受到嚴格管束的時代，大環境對佛教不利，佛教受到政權在各方面的微妙壓制。出家人不准在電視鏡頭中或校園裡出現，宗教法規對佛道二教有著諸多不合理而不平等的監管。像這些事，攸關佛教重大權益，尚且無法據理力爭，宗教節日的特權，相形之下反而只是「小事」一樁，看在大多數長老法師們的眼裡，縱使不以為然，也只有識趣噤聲一途。

        三十多年前，一些中國佛教會長老法師，就已爭取「佛誕放假」的對等待遇，但是政府還是以「其他宗教可能會說話」為由，三兩下太極拳撥了回去，一點也不予理會。

        那畢竟是個戒嚴時代，有些法令不公不義，人民也就只好算了！然而這時已邁入解嚴以後的民主時代，不應姑息特權法規。因此筆者爾後在佛誕放假運動過程中，常常在公開場合激發民眾的運動熱情，告訴他們：

        假日，不應是上位者對人民的一種恩賜，而應是一種人民集體意志的呈現！一個中央政府的行政機關，憑什麼如此鹵莽滅裂地，硬塞一個與人民壓根兒無關的假日給我們？更何況這個假日，還不見得符合執政者所吹噓的「本土化」潮流呢！

        後來，當筆者發起「佛誕放假」運動，政府官員又打太極拳，告訴吾人：「行憲紀念日放假」是「順應國際潮流」。這時筆者立即告訴他們：

        請注意！這不是國際潮流，這是西方殖民傳統！在亞洲，只要被殖民過的國家，幾乎都有耶誕放假，那就是殖民遺痕，是西方列強在亞洲國家，施展他們的武裝暴力時，所留下來的文化痕跡！

        這樣的法令，是不公不義的法令，它的處理程序也有重大瑕疵！照理說，當年十月間即使法令修改了，也應是從第二年開始實施，為什麼當年十月直下宣布，當年度的十二月就可以立刻開始實施「行憲紀念日放假」？中華民國政府的辦事效率，什麼時候這麼「超速」？對此，筆者一直心頭納悶。
當時輿論一片罵聲，工商界也非常反彈，可是就此不了了之！反正政府也已「吃了秤錘鐵了心」，任誰反對都沒有用，「行憲」就是要放假！台灣人民也很乖順，就這麼無奈地接受下來了。

三、發起運動之決策考量

（一） 不是退心，而是擔心

        筆者於是思維：自己該做些什麼？可是老實說，自己生活非常忙碌——又教書，又寫作，兼而領導僧學團，三不五時還有一些護教與社會關懷事件要出面處理。生活中的時段業已飽和，好像已經塞不進一個「運動」的時間，更何況這勢將是動員全佛教界的龐大運動呢！十年來從事各種社會運動，深知每掀起一項運動，都會讓人幾乎折掉半條命！這種忙碌的張力，若不身歷其境，簡直讓人無法想像。

        所以筆者是「擔心」，而不是「退心」，筆者擔心的是：時間非常有限。筆者常試問自己：「一旦為此事而發起運動，我負荷得了這樣一個運動的工作量嗎？」所以好幾個晚上想來想去，想到睡著。該怎麼發動它？該用什麼樣的主題訴求？甚至每一個步驟該怎麼策劃？筆者都已經「胸有成竹」了，可就還是不敢開始發起這樣的一個運動——「佛誕放假運動」。

（二） 運動訴求之隱藏意義

        說到這裡，筆者補充一下：為什麼會建議運動的訴求是「佛誕放假」，而不是「耶誕取消放假」？因為筆者想到：在民國八十三年的觀音像事件中，基督教的失敗，就在於他們「一定要拆掉觀音像」。既成的事實要把它打破，這是比較困難的。筆者如果提倡「耶誕取消放假」，雖然正當性比基督教驅逐觀音像來得更高（因為「觀音」不祇是佛教的精神象徵，而且已有本土庶民文化象徵的意義），但是一來、基督徒絕對會卯盡全力來對付我們；二來我們那些「心量廣大」的佛教徒搞不好也不會認同，甚至還會認為筆者是一個「小氣鬼」，這樣反將削弱了教內的團結力量。

        筆者認為：既得利益比較不容易打破，但是要凸顯既得利益的不合理，就容易得多了，因此筆者決定提倡「佛誕也放假」——因此設定的主題與標語就是：「佛誕放假，耶誕放假；佛誕耶誕，統統放假。」一來這個訴求最起碼可以凸顯現行節日實施辦法的不合理，讓台灣人民重新注意這個法規的荒謬性。二來「佛誕放假」的訴求，也可以激發起有良知的佛教徒之團結意識；群眾力量一旦凝聚出來，我們才有與政府談判而拒絕它「打太極拳」的籌碼。

        像這些運動策略與步驟，都已經設想好了，連這些策略與步驟所能達成的效果，也都已經預估出來了（事後回想：自己的預估果然很準），可就是顧慮自己的時間有限，而不敢輕易發動。

（三） 機會難得，稍縱即逝！

        但是，此時再不發動，時機可就會錯過了！原因是：第一、台灣人民很健忘，那時才剛開始實施週休二日制，而政府居然宣布「行憲紀念日放假」，民眾都覺得實無必要，工商界也很反彈。所以，那時發起佛誕放假運動，訴求比較容易獲得同情；如果再過個五年、十年，台灣人民搞不好都會覺得「行憲紀念日本來就應該放假」。所以，如果太晚發起這個運動，時間對佛教是不利的。

        第二、後年（民國八十九年）台灣將舉行總統大選，在大選前，政治人物必定會努力爭取佛教徒的選票，因此這個運動訴求，可以用佛教民意做為談判的籌碼，但是如果等到選後，再跟他們講「佛誕放假」，他們很可能會不理不睬。所以思前想後，衡量時機，覺得機會稍縱即逝，再不發起，筆者會寢食難安。

（四） 在觀音鄉，提倡「觀音日」

        在這之前，民國八十七年十月間，筆者居住的桃園縣觀音鄉，鄉長郭榮宗先生伉儷 有一天造訪。在談話中，筆者提及「只有耶誕放假」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問題，郭鄉長聽了，對「提倡佛誕放假」深表認同，於是進一步問：他能做些什麼。筆者於是建議：觀音鄉跟觀音菩薩很有緣，也許可以將二月十九日觀音誕，當作代表觀音鄉的紀念日「觀音日」。因為觀音信仰已不祇屬於佛教，也是民間廣大信仰的象徵；不但佛教徒，連一貫道、民間信仰，都會對此節日產生共識。

        郭鄉長相當贊成這個點子。至於它的內涵，筆者提議：觀音菩薩代表「慈悲」的特德，「觀音日」也可以叫做「慈悲日」。我們可以共同舉辦有意義的活動，例如：舉辦園遊會、義賣會，在慶典中募款，捐助鰥寡孤獨廢疾者，或是發動鄉親做社區服務。在活動中呈顯「慈悲」的意義，然後慢慢推廣，逐步取得國人的認同。

        郭鄉長當下立刻說：「那就把觀音鄉運動會調移到二月十九日，這樣就可以在『觀音日』讓學校彈性放假一天了！」雖然觀音日的政策隨著他任滿而沒有持續，但是郭鄉長的熱忱，還是令筆者非常感動！

（五） 整裝已畢，終於出發

        但那還只是鄉裡而非全國性的運動，因此只能稱之為「暖身運動」。筆者內心繼續醞釀，等待時機，準備發起一場全國性的「佛誕放假運動」。直到第二年（民國八十八年）國曆二月初，農曆春節前，在某一因緣下，筆者與新莊佛教圖書館住持自圓法師碰面，向他提起「佛誕放假運動」的理念，自圓法師極為認同。於是筆者進一步提議，兩人不妨各自找幾位認識的長老、法師，來開一次籌備會議。於是在自圓法師的熱情襄助下，二月八日（農曆十二月廿三日歲末），第一次籌備會議在新莊佛教圖書館熱熱鬧鬧地召開；也可以說，筆者心理上長期蘊釀的「整裝已畢」，我們終於上路了！

        很難得的是，我們邀請到了中華佛寺協會理事長淨良長老（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出席第一次籌備會議。長老也是台北縣市佛教會的創會理事長。此外還有慧日講堂住持如虛長老。兩位長老一向非常護教，像觀音像事件，他們都不理會教內的各種雜音。如虛長老在筆者絕食護觀音時，天天前來陪同靜坐；更可貴的是，淨良長老作為教會領袖，無視於教會包袱與黨政官員的人情壓力，幾度來到絕食靜坐現場，給予公開演講的精神鼓舞與財力支持。因此我們敬邀兩位長老列席指導。

        第一次籌備會議，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並且決議：先想好運動策略，並由筆者撰擬企劃案。 筆者當時提出的運動策略是：

        第一步：尋求教內連署。先找教會領袖與德高望重的諸山長老，趕在農曆新年前連署。有了他們的背書，比較具足公信力。其次在新年當中，到各大型道場去請信徒連署。接著利用北中南各教會的新年團拜，爭取由佛誕放假運動發起成員到會說明。凡此種種教內力量之結集，一定要先獲得教會領袖的認同與支持。這是第一步策略。

        第二步：尋求社會菁英、政治人物的簽署支持，特別是拜會明（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年總統大選候選人，請他們表態支持。

        第三步：舉辦「佛誕放假促進會」成立大會，結合教界眾人的力量，合作推動佛誕放假。

        筆者於會中建議：將佛誕取名為「慈悲日」。為什麼要叫「慈悲日」呢？因為耶誕戴了一個帽子，叫作「行憲紀念日」，現在佛誕也不妨戴一個帽子，那個帽子叫作「慈悲」。而且這個帽子更符合佛陀的精神，它也具足跨宗教的社會意義，而不只是宗教意義。我們希望定位佛誕放假運動為全民參與的運動，而不祇是佛教運動。當時我們甚至還與屠宰業公會達成共識：全國禁屠三天，讓動物在這三天之中，免於死亡的痛苦；配合這三天的禁屠，我們期望呼籲全民「三日素食齋心」。我們也希望佛教界在浴佛大典上，鼓勵慈善樂捐，捐給社會福利與急難救助的團體。

        自此以後，佛教弘誓學院於年年浴佛節法會上，都宣佈將浴佛法會捐獻所得，扣除法會開銷之後，全數捐贈作觀音鄉的慈善公益基金。今（九十七）年則由於五月間發生緬甸熱帶風暴，因此宣佈：轉捐法會善款作緬甸救災之用。

        當天在籌備會上，淨良長老推舉筆者當執行長，但是筆者覺得不太合適，因為筆者的形象在教界被認為是「激進派」（其實筆者自認為不是）。「佛誕放假」的訴求不像護觀音事件，在教界曾出現不贊成為護觀音而抗爭的聲音；但要求佛誕比照耶誕放假，這在教界應是天經地義，不應再有爭議（事後發現這種判斷錯誤，教界依然出現反對聲音，只是不敢干犯眾怒，所以較為收斂）。因此執行長應該要由形象比較溫和的人來擔任，好讓「保守派」佛弟子願意投入。所以筆者極力推薦淨耀法師當執行長，自己則接下促進會發言人與新聞組長的任務。加上幾位年輕法師一同合作，「佛誕放假促進會」就這樣展開了運作。

四、 結合教界支持力量

        筆者於會中提到：促進會對外一定要先守口如瓶，一定要在教內先整合好，然後再對外公佈，以免打草驚蛇。這是因為，就筆者在歷次護教事件的經驗來看，如果佛教本身口徑不一致，那些仇佛、反佛的學者、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就會講一些尖酸刻薄的風涼話，這會對運動形成重大打擊。但是如果佛教界團結而口徑一致，那麼社會人士就不敢小覷，最起碼，擔心退報運動的媒體就不太敢批其逆鱗，跟著反對者的言論起舞。因此先在教內作好整合工作是很重要的。

        於是我們先不對媒體發布新聞，鴨子划水地進行運作，等到聲勢浩大後，再行召開記者會。我們計畫：最好的發布新聞時機是浴佛大典，因為每年國曆四月八日，各地方佛教會都會舉行浴佛大典，如果有幾萬名信眾參加，展現出聲勢、力量，在那之前才召開記者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這個議題拋出來，必然會造成不小的震撼。

        於是我們先各自分頭找諸山長老連署。這部分進行得非常順利。

        最讓筆者感動、高興的，就是印順導師的簽署。二月十二日，筆者到華雨精舍向導師辭歲，之前已先寄些資料給導師過目，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那天導師一看到筆者，立刻跟筆者說他「贊同」，並且還特別把那篇〈佛誕放假面面觀〉拿出來，告訴筆者，有幾個地方可以修改一下。 隔天上午，導師就掛著老花眼鏡正式連署。性廣法師將這個歷史性的珍貴畫面拍攝了下來。這是為了向毀謗者宣告：「有照片為證，你們不可再製造『偽造文書』的謠言。」 

        諸山長老也紛紛連署，淨良長老當然不用說，他是從頭至尾關切運動進度並給予大力支持的長輩。其他教界敬重的大老如：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悟明長老、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前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了中長老、法鼓山領導人聖嚴長老 、高雄市佛教會前理事長開證長老、菩妙長老、現任理事長會本法師，持律高僧道海長老、淨土宗高僧妙蓮長老。還有打自筆者於民國七十七年從事護教運動，就一路支持到底的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領袖創辦人星雲大師，他不但二話不說親自連署，還找了時任佛光山宗長的心定和尚與慈惠長老尼一起連署，並且立刻用限時掛號信將連署書寄了回來。所以基本上，這次運動當中，諸山長老及教界領袖，確實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氣勢。

        本來，筆者想醞釀等到更多簽署以後再行公佈，可是計畫趕不上變化。原來二月廿日，大年初五，高雄市佛教會有一場諸山長老法師雲集的團拜盛會，理事長會本法師要筆者到會說明。不意謝長廷市長竟然到來，大批記者也跟著過來。筆者趁此機會，趕快把「佛誕放假」簽署表拿給謝市長簽署。他可能連看都還沒看清楚內容，但也只好微笑著連署下去。 這樣一來，佛誕放假運動就提前在媒體上曝光了。可是提早曝光的效果，比筆者意料中的要好得多。畢竟耶誕長久以來獨享放假特權，即使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第三者，也會認為這確實違反了公平原則，而體諒佛教界的不平之鳴。
    
        很慶幸的是，在整個運動過程中，筆者一再對外強調，佛教非常團結（雖然其實也不是那麼團結，下詳），也談到佛教徒的連署非常踴躍（雖然其實也還是不夠踴躍）。最起碼，諸山長老的連署名單亮出來可就不假，這次也還真的是佛教界前所未有的大團結。所以第一步對內整合以尋求團結的策略，基本上是對的。

五、 擔任發言人之形勢考量

        再者，筆者自願擔任發言人，這個策略也是對的。當時筆者自願擔任發言人，這可不是「大頭病」發作，事實上敝人也不需要靠這個職銜來出名。之所以自願擔任發言人，實在是因為，筆者向來予人「強悍」而又「辯才無礙」的印象，這樣會有一點壓陣和警告的作用，讓那些反佛的學者與社會人士在意圖攻擊此一運動時，會考慮到他們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猶記得當（民國八十八）年元旦之時，在中國時報有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瞿海源教授發表過一篇文章，說佛教界的迎佛牙與迎玄奘舍利是拜物主義，批評政治人物沒有政教分際，不應該到這樣的場合來。筆者看了頗不以為然。一來禮敬佛陀或高僧舍利，只是睹物思人，見賢思齊，而談不上是「拜物」，這是對佛教非常輕藐而又外行、不公道的評價，二來，確實佛教慶典大可不必找政治人物出席而奉若上賓，好像他們的到來能令「蓬蓽生輝」一般。但是，政治人物有他們的選票考量，有親民愛民的形象訴求，人多的地方，他們就會聚集過來。因此出現在佛教慶典場合是很正常的。

        而且在那十餘年間，佛教的社會力量變大了。早先在蔣政權時代，佛教在政壇受到打壓，高官紛紛信基督教來標榜身份地位；如今反倒是有許多學者文人、高官民代紛紛表態學佛。這顯然是因為民主社會票票等值，他們不能不重視佛教徒的選票。所以政治人物勤跑佛教慶典，在筆者來看，就只是佛教在台灣社會實力展現的忠實反映，如此而已。瞿海源的批評，是偏頗不公而敵視佛教的。

        當時筆者立即寫了一篇回應文〈學者豈能有雙重標準？〉對他的所謂「政教分際」之論提出質疑，大意是說：柯林頓到教堂為緋聞案懺悔，發言時引用聖經，還有歐美很多政治人物，都會在宗教慶典時來到教堂，這哪是什麼政教分際？為什麼你用自己那一套「政教分際」版本，拿來打壓本土的佛、道二教？對佛、道二教言論特別嚴苛，對其他宗教就輕輕放過？這豈不是雙重標準？若要講政教分際，那請問：行憲紀念日放假，裡面就大有文章，你為什麼不敢說話？

        文章刊出以後，瞿海源並沒有回應。我發現許多反佛學者，分明就是「軟土深掘」。看到筆者還算客氣，但對其他出家人可就不客氣了。因此筆者自願當發言人，就是這個作用——當一尊「門神」，讓反佛學者想想，以不公言論來打壓佛教，得要付出代價。

        筆者一向在言論上的「戰力」，果真讓他們忌憚三分，因此不太敢具名表達反對意見，以免在被筆者反駁時自討沒趣。所以這次運動的媒體戰非常地成功，記者在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上的新聞報導與時事評論，都是以同情我們的居多；投書反對的，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人；那些在社會上有某種頭銜的人，這次可都很珍惜羽毛，不敢寫文章來反對我們。

        再者，基督徒這次不像觀音像事件中，大量站出來具名，堅持趕走觀音聖像，因為他們也知道，這回他們已經沒有立場講話。他們是既得利益者，獨享聖誕假日長達五十年，而我們只是指出此一事實，並沒有要求取消耶誕放假。所以雖然還是難免有些對本次運動或筆者個人反感或漫罵的言論，出現在報端與網站，但已經算是很節制的。

        媒體的呈現，筆者覺得還大致滿意。內行看門道，那些讀者投書，如果是知名學者寫的，對我們的殺傷力就比較大，至於劉某某、李某某等從未在報端見過其言論文章的人投書，對我們的殺傷力就比較小。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媒體提早曝光，但是對佛教並沒有構成殺傷力。

        《新台灣周刊》發行人老包，一路支持筆者。早在思凡事件中，當媒體與文人圍剿筆者時，只有他以自由時報副刊主編及副總編的身份，不斷寫專欄文章支持筆者。觀音事件中，《新台灣周刊》業已發行，他在佛教處於媒體弱勢時雪中送炭，給予報導。這次佛誕放假運動一開始，他就叫周刊記者來專訪筆者。第一次專訪，在佛誕日的前後登出，第二次，他又很技巧地支持筆者。原來，南投縣長彭百顯是他的朋友，筆者也曾經幫彭百顯助講，他說：彭百顯很想找筆者當副縣長。筆者說：「不、不，不可能！請您告訴他：絕對不可能，敝人還是重視政教分離，所以不會去佔一個政治的權力位置。」還跟他講了一些政教分離的理念。他沒多說什麼，不料下一期《新台灣周刊》出爐，筆者竟然變成了封面人物，標題是斗大的字：「昭慧法師婉拒南投縣副縣長！」然後順便把佛誕放假運動的理念夾帶進去，以副縣長新聞順便再談一次佛誕放假。

        記者來採訪時說：「我們社長告訴我：若是別人來提倡這個運動，那只會喊喊而已，如果是釋昭慧，那一定是沒完沒了的！」就因為這種可以沒完沒了地與逆境纏鬥的性格，所以筆者自願擔綱為發言人。

六、 教外、教內擴大連署

        緊接著我們積極地尋求各寺院繼續擴大連署，以展現更大的信徒力量。此外也開始尋求社會菁英與政治人物的支持。淨耀法師向來與國民黨政治人物較為熟悉，很多的民代與政府官員，都是由他找來加入連署的。

        筆者個人雖然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但長期以來在護教、護生等社會關懷與社會運動過程中，難免跟在野人士比較接近，體制外向體制內施壓，希望他們改變看法、思想與制度。也因為這個緣故，跟民進黨的一些社會菁英，難免有一點同志感情，這是社會運動理念相同所培養出來的「革命感情」。所以筆者找民進黨主席與在野清流立委幫忙連署。

        筆者投入運動積極到什麼地步呢？平時筆者不是很喜歡應酬，可是那段時間，只要哪裡有應酬的邀約，筆者一看，這個應酬好像有些名人列席，就趕快過去參加，為的是找那些名人連署。其實在民主社會，名人與一般人是票票等值的，可是名人簽署，還是會在社會上形成更大的動員力，因此筆者自是不能免俗地尋求名人的支持。

        記得有一次，桃園縣呂秀蓮縣長（後來被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在當（民國八十八）年三八婦女節之前，大約是三月六日，於台北晶華酒店舉行了一場「女性百傑宴」。這種宴會，筆者平時肯定是不會參加的。但那次筆者眼睛一亮：「女性百傑」？那豈不表示有一百位傑出女性到會？如果扣掉筆者，那也還有九十九位了！於是筆者趕快前往參加宴會。果然，不但是女主人呂秀蓮縣長，還有性解放運動的何春蕤，民主運動的賀德芬，女性主義的張小虹等等，許多人都慨然幫筆者連署，讓筆者大有斬獲。而且台灣教授協會辦公室主任黃淑慧女士還向筆者說：「這份連署表與發起本項說明書，請傳到台教會辦公室來，我會幫忙發給所有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台灣教授協會是獨派色彩濃厚的學者組織，其中有許多具足人文素養與本土意識的學者，如黃宗樂、沈長庚等前後任會長以及李筱峰、楊維哲、李永熾、許陽明、管碧玲、陳儀深等教授，就很大方地連署支持了這項運動。

        在這擴大連署過程中，一些社會人士的鼓勵支持，情節特殊而值得一提。
        八十八年三月五日，中佛會當年的仁王護國法會在臨濟寺盛大舉行，促進會法師們與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相約在此會談佛誕放假事宜。聽說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即將到來上香禮佛，筆者因此特別留下來等他。待陳水扁先生一來到，就立即請他簽名，他也非常爽快地簽了下去。淨心長老向他說：「你們是好朋友。」陳水扁回應道：「昭慧法師不祇是我的好朋友，她是所有人的好朋友！」

        早在去（八十七）年市長選舉之前，他以現任台北市長身份，舉行了一個佛教座談會，請佛教界諸山長老法師懇談，看佛教界對市府施政有什麼意見，筆者當時就講到佛誕放假的問題。筆者提議說：「佛教界很不滿意這種宗教不平等待遇，因此建請由台北市率先將佛誕訂為假日。」當時還沒發起佛誕放假運動，但陳水扁市長還是表達了他的重視，答應回去看台北市政府在法令上，有沒有這個權限。倘若可以，他當然願意配合。後來筆者才知道，市政府確實沒有這個權限，因為只有已明訂佛誕為「紀念日」，地方政府才可以調移放假，如果連紀念日都不算，市府不能無中生有地，把任何一天當作節慶假日。

        有了前面的會談因緣，所以筆者請陳水扁簽署，他二話不說立即簽了大名。而筆者之所以請他簽署，當然是因為，他將是明年的總統候選人之一，這個簽名，不只是給民進黨人看，其實是給國民黨的政治天王看，請他們注意一下，他們是不是也要考慮佛教徒的民心向背。

        至於立委施明德先生，是台灣反對運動領袖，也是天主教友，三月十二日，筆者陪同淨耀、自圓、蓮海、蓮懺、自性、悟真法師一行前往新台灣辦公室，與立委施明德先生深談。施先生當場簽署，並且針對「佛誕訂為慈悲日」深有同感，表示：

        台灣人欠缺的正是佛陀的慈悲精神與耶穌的寬恕精神。台灣人民須要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人與動物、人與自己的和解。我願意提一個法案，乾脆就訂四月八日為「慈悲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寬恕日」。

        以一介天主教友，有這樣的心胸，願意提這樣的法案，是很難得的。由於他在立法院人緣非常好，提案也應該會獲得有效的支持。

        三月二十七日，適逢玄奘大學校慶（後來校慶改在十月三日，亦即玄奘舍利迎請回校的紀念日），筆者到校時，創辦人了中長老說：「咦！你怎麼來到了？」。筆者說：「對、對、對，校慶嘛！應該來報到。」可是筆者的背袋裡，可就塞了很多佛誕放假運動簽署表，因為筆者知道：那天肯定有些政要會到來的。突然眼睛一亮，新竹市蔡仁堅市長來到了。於是筆者趕緊過去請他簽署，長老看著只是微笑，也不以筆者這種突兀而喧賓奪主的行動為忤。諸如此類點點滴滴的支持力量，回憶起來非常溫馨。

        還有教內居士李元松老師的支持，因緣也很殊勝。前一年（民國八十七年）藍吉富教授就告訴筆者：「李元松老師很欽佩法師，很想跟法師見面談談。」筆者事情一忙，竟然一直擱著。八十八年二月底，他又跟筆者談起此事，筆者心想：佛誕放假運動，或許可請李元松老師大力支持。因此趕緊抽出時間，於三月三日下午，由藍教授陪同，到象山社區拜會李老師。當時李老師正在方便閉關狀態，現代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白櫻芳醫師，親自駕車與藍教授同行，前來迎接筆者和性廣法師。

        李老師與現代禪的朋友們，詢問了一些他們的疑惑，包括從事社會運動的理念、對政治的態度等等，還有一些教義、戒律方面的看法，筆者都一一答覆他們。與李老師就這樣徹夜長談，而且竟然暢談六個小時，還意猶未盡。中間過程且不細表，當時李元松居士與現代禪教團，在佛教界還是很有爭議性，但是他很有英雄氣慨與領袖魅力，而且思辯敏銳，胸襟開闊。談到最後，筆者提起佛誕放假運動，詢問是否可以請他幫忙連署。李老師非常「阿沙力」，不但當場連署，而且五天以後，現代禪教團就拿來了三千五百多人的連署名冊，讓筆者感受到了現代禪教團的珍貴友誼與強大力量。

七、連署人數的瓶頸與突破

（一） 佛教徒的普遍心態

        雖說是佛教界空前大團結，但長期從事護教運動的經驗，使筆者深知佛教徒與基督徒的特質不同。基督徒很重視公義，因此視社會公義為己任，對運動的參與比較熱情。佛教徒則不然，許多佛教徒，滿口「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執著、不顛倒，壓根兒不可能去管這檔子事；即使只不過是請他們高抬貴手簽一個名字，他們都會覺得你太罣礙、愚癡了。連署尚且無法踴躍，更遑論是主動積極地投書呢？

        大是大非就以「不執著」、「無罫礙」作為搪塞之詞，面對自己道場或私人利益時，可卻未必那麼灑脫。因此當日連「佛誕放假」要爭取哪一天放，都眾說紛紜。我們一貫的想法是：爭取農曆四月初八作為放假日，一方面符合漢傳佛教傳統，一方面便於信徒在四月初八到寺院參加浴佛慶典。然而有的長老法師較為傾向陽曆四月初八，認為那是各地方佛教會避開寺院法會來浴佛的慣例。

        有的長老法師更是誇張，公開向寺院法師進行反宣傳：說我們爭取農曆佛誕放假，是在「搶寺院飯碗」，一旦爭取成功，寺院法會信徒，將流失到地方教會浴佛大會之中，因此建議不必動員支持我們。這種言論，真是讓人歎為觀止。他們面對「佛誕」，心中想的到底是佛陀，還是鈔票呢？

        正由於筆者相當了解佛教徒的普遍性格，所以十年從事社會運動下來，筆者已對「佛教界踴躍加入佛誕放假運動」，不敢心存幻想。沒有太大的期待，所以也就沒有太大的失望。

        筆者原想要在國曆四月初八浴佛大典上，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在此之前，只要有記者詢問： 「現在簽署的人數有多少了？」我們的制式回答都是：「陸續擴大連署中，我們會擇期公布。」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最後一定還是得面對連署人數的壓力。如果連署人數與佛教人口不成比例，政治人物也就不會太把我們的訴求放在眼裡；他們會選擇「一動不如一靜」，省得為了少數佛教徒，來得罪社會勢力頗為龐大的基督徒。

        然而簽署的進度確實不容樂觀。即使中央教會領袖已經表態支持此一運動，但許多地方教會依然有所顧忌，不願動員寺院；很多寺院主事者也覺得這是無須執著與罫礙的事；有的法師甚至暗中掣肘。凡此種種，都讓筆者再次見識到了佛教界的「一盤散沙」。

（二） 星雲大師的大力支持

        這時，佛光會領袖星雲大師幫了大忙。原來大師全球弘法，極其忙碌，筆者不太好找他，於是在佛誕放假運動初期，曾寫了一封信給他，稟明目前形勢，是推展此一運動的大好時機，敬請他大力支持。大師當即簽名，並請心定法師、慈惠法師一同連署，將連署表掛號寄回給筆者。待到後來，簽署人數沒什麼太大的成長，筆者心想：可能還是需要再次敦請星雲大師站出來了。

        過往在每個關鍵性的護教場合，星雲大師都肯不計利害地站出來，給予大力支持。第一次就在民國七十七底的「思凡事件」，筆者公開反對國立藝術學院公演「思凡」崑曲，認為這將有辱僧尼形象，並且聲稱將發動佛教徒，到公演現場的基隆文化中心靜坐抗議。為此，筆者面對著來自藝文界與媒體的圍勦。很意外的是，大師有一晚忽然打電話過來，安慰並鼓勵筆者，說佛光會將會動員信徒去基隆文化中心，靜坐抗議「思凡」公演，這給筆者一個很大的鼓舞，不必擔心自己坐唱「空城計」。

        到民國八十三年發生觀音像事件，有的教界大老忙著向政府交心表態，表示他們不贊同大安森林公園的觀音像留置下來。星雲大師的黨政人脈很多，一定也面對很大的壓力，但是他卻站出來義助筆者，成為留住祈安觀音聖像的關鍵性人物。筆者一向習於獨往獨來，未曾組織信眾，結構成龐大團體，因此只能凝聚媒體的力量，讓媒體把輿論轉變成同情佛教的立場，觸動台北市民及全國人民的同情。但那些還都是「空氣票」，看不出它對即將到來的市長選舉，會有什麼影響。

        真正讓政府忌憚三分的還是：有組織動員力的佛光會站出來了。

        記得星雲大師在護觀音那場戰役上，親自帶了慈惠法師、慈容法師，來與市長黃大洲先生展開談判。他說：「我在三月二十九日，會帶佛光會信眾前來，參加大安森林公園啟用典禮。」當時黃市長問道：「請問你們要來多少人？」慈容法師說：「不多，只有三百台遊覽車！」黃市長一聽馬上就說：「拜託！拜託！拜託你們千萬不要過來，三百台遊覽車會搞得我們台北市的交通癱瘓！」此後市政府態度日漸明朗，黃市長終於決定留住觀音，當作公園一景。筆者也因此而免除了以身殉教的重大危機；為此內心對星雲大師一向深表感激，認為他對筆者有著救命之恩。

        當佛誕放假運動的連署人數出現瓶頸時，著急之餘，筆者於三月十二日再度函呈大師，分析教內、外形勢，期待大師能慈悲指示佛光會動員簽署。佛光會方面立即將信函轉到美國洛杉機佛光道場，老人家立即打越洋電話給筆者，他說：「昭慧法師，這個運動很有意義，我們會全力配合。」

        緊接著有三場佛光會的萬人大法會，分別是八十八年三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八日，分別在屏東、彰化與林口體育館盛大舉行。星雲大師請佛光會秘書長永富法師配合，由我們派志工過去，邀請大會信眾踴躍連署。這算是佛誕放假促進會成立以來，人數最多的連署活動，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鼓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