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管制、宗教自由與宗教立法
林端教授、張家麟教授
■ 林端教授引言（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學務分處主任）
身為社會學家，我個人的專長是「宗教社會學」與「法律社會學」，常在台大社會學所與政大宗教學所開設「宗教與法律」的課程，對於本次會議的第一個主題「國家管制、宗教自由與宗教立法」，有下列的意見：
中華民國在台灣自1987年7月15日解嚴之後，基本上已是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度，成千上萬個本土與外來宗教團體皆可在台灣自由傳教，成為一個「宗教奇蹟」，台灣島幾乎成為一個「宗教島」。但是，在台灣社會宗教自由的背後，台灣多種已經頒佈的法律或行政命令，或者草擬中的法令（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教團體法」草案），基本上都是以「宗教法人化」、「制度性宗教化」為其原則，希望將非制度性特色的民間宗教與新興宗教納入管理，無形之中，對後兩者在宗教市場的競爭，起了不利的影響。他們不易法人化的結果，將會在國家法令之下，成為「事實上之宗教」（religions de facto），而非「法律上之宗教」（religions de jure）。
從「法律社會學」的立場來看，任何國家立法，都必須清楚認識國家法律所屬的社會與文化的特性，否則徒法不足以自行，容易流於「紙上立法」（paper law）。而從「宗教社會學」的立場來看，台灣社會的「宗教奇蹟」，除了原住民多元的固有宗教信仰之外，台灣漢人社會集聚了成千上萬的宗教團體。雖然向內政部民政司宗教科登記的全國性宗教團體，只有二十七個宗教，但是即使沒有登記也可以自由傳教，很多宗教團體是以其他人民團體的名義，甚至連財團或社團都不是，但確確實實在運作的。
中國人自古以來對於宗教就採取相當兼容並蓄、寬容對待的態度，我們並沒有很嚴格只能信一個宗教，或只能相信一個唯一真神的宗教習慣，台灣的漢人社會也不例外。以最興盛的民間宗教來說，常常是佛道不分、儒、道、釋三教合一，甚至五教一同，人們並不會覺得神明之間會衝突與打架。這種漢人社會的宗教文化，我們稱之為「綜攝主義」(syncretism)，在各民間宗教皆可普遍看到。1比較典型化的例子，如大陸傳到台灣的一貫道，還有東南亞的德教、越南高台教也具有這個特色。「綜攝主義」宗教文化的影響，其結果便會使得一般社會大眾，很容易改變他的宗教信仰與宗教認同的對象，而且並不會刻意地只相信一個特定的宗教或神明（多重信仰與多重認同）。在這種情形下，西方人認為「改宗」（conversion）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是在台灣的漢人社會裡，會認為轉換宗教是很正常的，所以有學者稱呼台灣漢人在不同宗教裡游來游去的現象為「游宗」。2
其次，漢人社會的宗教傳統，是以功能普化、「擴散式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為其特色，而非西方社會常見的「制度性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前者的教義、儀式與組織，常與世俗的社會生活與制度混合為一，後者則有獨立的教義、儀式與組織。3所以，我們宗教文化的特性，展現出「綜攝主義」與「擴散式的宗教」特徵來，我們的國家法令就必須要注意到這種宗教文化的特性，是否會被我們的法律規定所拒斥、所扭曲，畢竟法律不能脫離社會文化而存在，法律必須顧及我們社會文化的特性，而做某種程度的因應與調整。
此外，戰後台灣社會逐步邁入現代化，在台灣社會也看到現代社會常見的宗教多元化的現象，尤其是所謂的新興宗教（New Religious Movements, NRMs）4的發展。在一個相當世俗化的社會中，人們會常常看到宗教熱情的復興，這種宗教熱情與宗教熱誠，或多或少會以比較激情與狂熱的方式出現。新興宗教挑戰了過去「文化宗教」或「制度性宗教」的霸權地位，相對於前者，它們常常被看成是異端，但是在迅速發展之下，卻有如鄉村包圍城市一樣，新興宗教的游擊戰策略，常常逼得主流的制度化宗教招架乏力，深深感受到這些散兵游勇般的新興宗教的威脅，台灣社會也不例外。
感受到威脅的不只是傳統的制度化宗教，而且也包括國家公權力與社會大眾的公共秩序。新興宗教往往給人「神魔難分」的印象，把宗教、科學與巫術等，統統混在一起來發展，對於既有的宗教秩序、法律秩序與道德秩序，成為某種程度的具體挑戰。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要在台灣制定類似「宗教團體法」的時候，對新興宗教常常是相當不利的。因為它們的非正式性格，常常無法以「法人」的概念來加以涵蓋，他們就會在一定的宗教法令之下被相對化，即使不是淪為負面禁止的對象，也不會是正面鼓勵的對象。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到制定任何宗教法規的時候，會形成以國家法律來將宗教團體作分類，某種程度可能會違背了憲法所保障的各宗教一律平等的精神。
■ 張家麟教授引言（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教授）
我國在解除戒嚴後，由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變成我國的主要立國精神，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擁有者包含行政、立法、司法的菁英，應該以憲法及相關法律來保護其統治的人民、團體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宗教平等」的基本權利。在此憲政理念下，國家領袖及官僚體系執行公權力時就應該依憲法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精神訂定符合時代需求的法律，當作「依法行政」的依據，保護人民基本人權（human rights）中的宗教自由與平等的人權。
台灣地區對宗教自由的憲政保護，過去只有憲法、大法官會議解釋及寺廟管理條例，缺少法律位階的宗教自由保護法。就憲政維護人民基本人權立場來看，似乎缺了一角，導致政府在維護人民宗教自由過程中，創造許多繁雜的「宗教行政」命令，當作官員依法行政的根據。行政官僚體系主管部門──內政部必須每隔幾年就匯編一套宗教行政法規，當作各級政府主管宗教團體及事物的裁決依據。由於繁複的法規，造成主管宗教官員龐大的壓力，如果官員積極任事，就可能官司纏身，這也是各級政府宗教官員無法安於其位的原因之一。對國家而言，宗教官僚體系流動率過高，宗教行政事務就不易推動，也造成國家宗教業務效能不彰。
此外，當政府官員引用不同法條對同一宗教活動的裁決時，就可能造成依法行政的混亂與不公平，這是法令如毛的後遺症，也是沒有一套宗教團體共同遵循法律的缺失。以新宗教申請登記為國家公文書為例，過去政府的行政裁量新宗教申請案的作為至少有五項之多，形同沒有一套標準來看待新宗教申請案。因此曾導致一個廟（黃宗）申請成為新宗教，被政府核可的荒唐舉措。
為了避免行政官僚體系依法行政沒有一套準則，及站在人民與生具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權的維護，並補足憲政體系法制缺失，此時政府應該積極思考與貫徹宗教自由與宗教平等的法治建設，加速通過宗教團體法。
註
1 參見李亦園，《信仰與文化》，1978。
2 這是宗教學家鄭志明的看法。
3 參見C.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1961.
4 參見Phillip Charles Lucas and Thomas Robbins（ed.）, New Rreligious Movemen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Leg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