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說佛法與社會企業

曾昭明（企業社會責任顧問） 

一、佛教修行與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在晚近的台灣漸漸成為媒體關注的話題。許多佛教徒，對這個新生的語詞，自然地感到親切。畢竟，佛教徒對「布施」（giving；dāna）的理念，從來不覺得陌生。布施度慳貪；這是每一個佛教徒的基本修行，是眾所周知的六度或六波羅蜜之一。許多人發願，要以個人微薄力量做到乃至政府都做不到的事。儘管許多佛教徒所經營的乃是中小企業，卻毫不畏懼自己力量的薄弱，願意去協助遊民，去協助貧苦的學生。確實，如果企業經營可以成為布施的道場，每個「社會企業」都值得佛教徒恭敬地發心隨喜。

　　按照台灣媒體中一般流行的界定，社會企業是以提供公益服務或解決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的企業組織。只是，這類企業不靠捐贈，也不靠政府補助；而靠自己的日常營運，在市場法則下自給自足。換句話說，「社會企業」是以商業手法來在教育、生態、貧窮弱勢族群等社會議題上達到公益目的。更為精準地說，社會企業乃是為著特定的社會公益目的而成立的企業組織，是為著特定的公益目的而從事商業，公益的目的居於商業價值之上，而絕非為商業而商業的純粹經濟活動。

　　許多從事商業活動的佛教徒，不論是小商家或知名店鋪的頭家，還是中小企業乃至企業集團的負責人，都有默默行善的習慣。即便不是媒體矚目的大企業家，普通的生意人也可成就讓人讚歎的善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過，我們可能容易忽略：以「社會企業」之名而標舉出來的善行，究竟有何特別之處？為何要將這些善行特別稱為「社會企業」？這個語詞本身有什麼特有的意涵？從佛法的角度來看，對我們完整地省思商業與修行的關係，「社會企業」可以帶來哪些助益？乃至，「社會企業」會不會需要我們去改寫佛教徒對企業的認識？

二、企業公益、企業責任與社會企業：幾個基本的差別

　　最近台灣似乎存在一種傾向，將所有從商的佛教徒所實踐的布施善行都稱為「社會企業」。這個新浮現的習慣是否恰當？可能值得進一步商榷。台灣對於幾個語詞：「企業公益」（或者「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企業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和「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時常混為一談。這種現象，不只反映著語詞使用上的籠統含糊，更嚴肅地說，反映著我們的社會，對企業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缺乏足夠的公共思辨，允許隨性任意的「自利急證」。

　　比如，如果某位篤信佛教的企業家，相信「血汗工廠有什麼不好？只要合乎法令，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僱用了員工，創造了就業，付出了薪水，這就是盡到了社會責任；賺來的錢，也拿出部分做慈善活動，這就是社會公益。」對這樣的立場，我們該如何評價？假如我們跟奴隸制度來比較，奴隸工廠的主人，也是會供給吃住，看起來也是給了沒有工作機會的人一個活路。但我們會覺得奴隸工廠有社會責任擔當嗎？會覺得用經營奴隸工廠的利潤來布施眾生，是如法的公益善行嗎？按照一般的理解，企業如果賺了錢，不問其生財的方法為何，只要企業願意在賺錢之後捐出部分利潤來投入社會公益活動，這就是企業公益。企業公益的舉止，當然值得表揚。不過，我們不該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有企業公益的善行，不等於一個企業就是有社會責任的企業。

　　如果一個企業經常被質疑有血汗工廠的問題，乃至頻頻出現罷工，不管這家企業的經營者如何否認這些事情，我們通常不會認為這樣的企業是善盡社會責任的。可是，假如這家企業的經營者宣布了將捐出一億元協助遊民，這是企業公益的表現。我們可以預期，媒體也會有不小篇幅的報導，認為這是大善人的大善行。又如果，一個企業的營運方式經常排放了有毒性的氣體，因而被學者認為可能是導致眾人罹患癌症的原因，而這家企業的管理者，不對社會懇切說明，不與關切這個問題的人對話，卻直接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妨礙名譽」的民事、刑事告訴，要求學者登報道歉，要求學者付出巨額的賠償，我們多半很難認為這個企業有社會責任意識和擔當。只是，假如這個企業發布新聞稿，說要捐出十億元來推動環境綠化和節能減碳，我們通常也會把這歸類為企業公益。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專業術語裡面，一個在尊重人權上有疑議的企業，僅僅透過對社會福利措施的捐輸來修補形象，常被稱為「漂藍」（blue-washing）；而一個在自身業務活動中不時破壞環境的企業，不力圖如何減少對眾生依托的國土生態所施加的破壞，卻以財務支援保護生態環境的計劃來博得美名，則是被稱為「漂綠」（green-washing）。總之，企業由於自身的決策和營運行為對諸多利害關係人產生的負面影響，這是標準意義下的企業責任問題。這些企業責任的議題，以及企業在這上面的表現，和它是否有企業公益的善舉，是不同層次的兩回事。

三、世間言說中的「社會企業」

　　無論如何，就算是一般的公司組織，還是可以在「企業責任」的理念下，去試圖「不為惡」（減少自己的決策和行為的負面外部影響），去試圖讓自己的企業營運本身就可以是為善的力量。許多強調「共享價值」（shared value）的新管理思潮，就主張企業應該放棄傳統追求短期最大獲利的「財務至上」管理典範，而應該要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也創造社會價值，讓企業營利和社會公益並行不悖而融為一體。這些新潮的管理思維，究其本質並非全然新穎的事物，因為許多踏實誠懇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心中對企業經營的理念，其實本來也無非如此。

　　可是，這樣的管理思維，還是要面對不少的挑戰：企業基本上還是非道德的組織機構，在這樣的組織機構中，利潤還是在決策中居於中心地位。在營利為主的企業，要讓企業自身就是行善的力量，有著制度性的極限或者「天花板」：很多時候，「有利可圖的」就決定了什麼是「對社會有益的」，反之則不然。對一般的營利性企業來說，特別是股票上市公司，企業經營活動的「附加公益價值」可以盡量地擴大，不過，不能違背營利的本質。營利性企業的活動，終究必須接受「商業就是商業」的組織戒令，而無法承認社會公益的目的可以高於利潤極大化的目標。比如，如果企業的管理者如實踐行這樣的企業責任思維，按照現在的法律體制，股東是有權利可以直接到法院控告管理者侵犯股東權益的。

　　於是乎，要把企業責任的理念推到極致，我們就不得不尋求一種新的企業理念和組織，可以消除前面提到的以追求最大利潤為最高俗諦所造成的桎梏。這種新的企業理念和組織，就是「社會企業」。這些社會企業，之所以從事某些形式的市場交易活動，目的是要去達至特定社會目標，而非賺取最大利潤；這些社會企業所涉及的市場交易活動，常見的形式有提供公益性的貨品和服務（例如：協助窮人創業的微型貸款、兒童照顧和老人照顧等的社區服務、老舊社區的都市再生、無毒的環境友善農產、以小生產者為主體的合作社），或者為這些貨品或服務提供交易場所或平台（例如許多公平貿易認證的貿易商和零售商）。

　　為著讓社會企業可以充分實現自己的公益目的，就必須採用與營利性企業不同的，可以顯著提升社會效益的組織程序或運作方法。在英國，對於社會企業是有特別立法的，他們稱之為「社區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對主管社會企業的英國貿易工業部而言，社會企業的基本定義就是：「主要追求的是社會目的的公司組織。其盈利主要是用來投資於企業本身或社會，而非為了替股東和企業所有者謀取最大利益。」但是要如何在制度上保證和激勵企業做到這點呢？首先，英國政府對於社會企業的股東分紅是有嚴格規範的。簡化地說，一個社會企業的股東從投資中獲得的財務報酬是有限度的，大致就是以央行的放款利率為準而給予一定幅度的加碼，使得其約略等於或稍微高於一般銀行定存的利息；此外，每年企業的利潤可用於股東分紅的總額，也有上限（例如，總利潤的 30%），超過這個額度的，就必須再投資於企業自身的公益目標。

　　嚴謹的社會企業做法，要求著企業的管理者，在傳統的財務報酬之外，更必須明確地去衡量企業投資的社會報酬。因而，例如在英國，「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s on investment；SROI），就是每家社會企業的企業責任報告都會包含的基本概念和內容。如何衡量企業在投入資源後創造的「非財務面」的公共效益，不論是社會福祉的提升抑或環境永續性的保障，也是投資於社會企業的「道德投資者」（ethical investors）所最關心的事情。

四、佛法與現代商業

　　前面說的，是一般世俗意義下的「社會企業」；可是，對佛教徒，社會企業還可能具有超乎世俗言說的深意。西藏佛教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於慈悲的德性在現代經濟中的命運，曾經這麼說過：我發覺經濟的領域不太能運用這個德性。當然，經濟學家也是人類，當然他們也有人類的愛心，沒有愛，他們也無法生存。然而，如果你一心只想到『利潤』，不計任何後果，那麼販毒者也沒什麼錯，因為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在賺取豐厚的利潤。然而這種行為危及社會和社區，所以這是惡行，販毒者便是罪犯。依此類推，我覺得販售武器的人也應該歸於此類，販售武器是相同的危險和不負責任的。」（達賴喇嘛，《慈悲的力量》）

　　相對於此，社會企業的基本特性，從本質上說就是一種以「慈悲的德性」為本的經濟形態：社會意義和公益目的是放在貨幣價值之前的。用個對比的說法，例如在都市再生的議題上面，對於一般營利性企業而言，企業的真實的或根本的目的，是賺錢，而不是房子本身；不過，對於一個社會企業來說，貨幣以及以貨幣衡量的投資收益不過是個工具，是用以打造房子的工具，可是不是房子本身。

　　可以說，在社會企業的範圍內，當我們談到「真實的價值」時，我們所指的不是企業的獲利能力，而是一個道德性的假定：創造社會公益的解決方案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有效地面對飢餓貧困、社會照顧、流離失所和綠化環保的問題，比任何單一的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都來得有價值。社會企業的本質，還是在於經由集聚眾人的財務和非財務投資，來取得這種真實價值。在社會企業中，眾生的真實利益，而非股東或企業所有人的私人利益，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這才是社會企業的「社會性」最極致和完整的表現所在；從佛教徒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社會企業是一種從「我」、「我執」和「我所有」的成見中尋求解脫的組織性修行，是從「即緣起即性空」的「勝義諦」境界來重新看待「何為企業？」。社會企業，非企業，非非企業，是名企業。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僧侶麥可‧羅區格西所著的《當和尚遇到鑽石》，在許多篤信佛教的商界人士中流傳一時。在這本書中，麥可‧羅區格西這位藏傳佛教僧侶，極力在商業領域推展自我抽離和自他互換的佛教修行。他認為，從事商業的佛教徒，應該要在賺取金錢的時候，能夠確信自己也改變了世界，讓世界有了些許的差別。認真地將商業活動本身就看作布施的道場，認真地關注你所布施的每一分錢播種出了什麼樣的銘印，是好的銘印，還是壞的。

　　換言之，布施不是我們離開公司大門的那一刻才能開始，才會開始。對一個真誠的佛教徒，佛陀不會在每天九點打卡下班，然後等你下班了他才恢復上班。我們在眾佛之前是佛教徒，當然，在我們上班的地方，也是一樣。同樣的道理，一個真正如法的企業，不是在公司以外的慈善捐贈中才行布施，而是在公司內，在公司的每一個決策中，每一個活動中，都體現著慈悲的布施，以及深刻的愛與尊重。

　　我們或許可以說，這就是「社會企業」在佛教上的最深層意義：在泯除自他分別的無住布施中，將每一個他人都看成自己，並當成是跟自己的責任有關的世界。在這樣的如法的公司中，在這樣為眾生而存在的企業中，財富的真正來源，獲致財富的良善方法，不是在頑固的人我分別心中去配置、競爭或掠奪資源，而是不斷地去擴展布施的範圍和層次，去留下善的銘印（善業），而為這家公司和與這個公司有關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帶來充滿活力與慈悲的生活，以及真正有意義的財富。

五、企業與布施

　　進一步說，我們都知道佛陀的教導：「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金剛經》）這樣的佛教思維，如果貫徹到底，終將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但是，在企業的布施上，這是什麼意思？

　　每個初入門的佛教徒都知道，真正的布施中，沒有施者，沒有受者，沒有布施的物，沒有布施的行動。真正的布施是看來矛盾的舉動；它不是斤斤計較回報的理性投資或者交易，而反是在不期望回報的、絕對的給予中，才能召喚出慈悲的力量，而在一圈又擴散一圈的布施中，形成遼闊而開放的「慈悲的經濟」，幫助別人得到和自己一樣的平安，成就一個平安的群體。例如，當我們面對消除貧困的問題，我們不是去協助解決「別人」的問題，我們真正在做的，其實是去解決整個社會的「共業」問題，而且不管是否是窮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涉及在這個問題之中。這是「我們」共同的問題，是「我們」要一起面對的問題，而且，「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從這個問題的解決獲得益處。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對消除貧困而做的布施，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何如法的布施才是真正的財富的來源，因為在我們將窮困者納入常態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經濟學的術語稱為：「包容性增長」），我們不但打造著一種眾人皆可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慈悲的經濟」，也是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灌溉善的種子，打開我們每一個人的自在解脫之道。

　　「用佛法來生活，用佛法來面對我們的現實的環境和事物」（聖嚴法師語）；這種「人間佛教」的理念，或許可說是穿透台灣佛教的共通認識。不過，如何用佛法來面對商業活動和企業行為，我們也許還有許多問題要思量，有許多的路要走。《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作為「凡夫菩薩」，修行是自己跟自己的賽跑，而且，還沒有便捷的快速道路，而必然是長途的馬拉松。在經濟和商業的領域展開修行，一種大家共同的修行，更是如此。

　　假使我們能護持利他的菩提心，學習到如何珍視和培育社會企業，也許我們就能夠建立真誠尊重人性與文明的新一代企業，以健全的商業組織來利他而利己。如此一來，即便在日常而看似世俗的經濟活動中，我們也可以做到「留惑潤生」，而自在解脫。因此之故，從企業公益到企業責任，從企業責任到社會企業，我們或許就可看作是廣修利他的種種菩薩行，是不同次第的「布施」修行法門，是今日我們建設「人間淨土」的種種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