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送炭大師風範
——緬懷星雲大師
昭慧法師
一、學佛的啟蒙恩師
個人自學佛開始，就蒙星雲大師覆護義助之厚恩，這段深厚的恩情，不能或忘。
民國六十六（1977）年暑假，透過高醫廖敏洋學長（現於豐原懸壺執業）的安排，我抱著「到山上玩玩也好」的態度，參加了佛光山夏令營，在那裡第一次見到大師，並聞其慈祥溫煦的開示，內心頓生對佛法的景仰之情。可以說，大師正是我此生學佛的第一位啟蒙恩師。
這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出家人與正統佛法。佛光山師父們活潑熱誠、善說法要，給我很大的震撼，因為在此之前，我對出家人還是停留在灰色的刻板印象，自此卻完全改觀。回家之後，就逐漸看佛書，素食。並趁大師有一次至中山堂弘法時，報名參加了集體皈依。
二、思凡事件極力相挺
爾後如前所述，另有剃度因緣，竟沒有在佛光山出家。一晃眼，十年都不曾見到過大師。直到民國七十七（1988）年底，我帶領著中佛會護教組，掀起了全國轟動的「思凡事件」，緣此才與大師有了第一次單獨的接觸。
那時大師還完全不知我與佛光山過往的一段深厚因緣。他只是從媒體中知悉：我為了維護佛教，不容崑曲「思凡」的內容扭曲佛門尼師形象，而與國立藝術學院、教育部和許多傳播媒體、藝文界人士都槓上了。為此他大為讚嘆，乃於雙方僵持不下，氣氛緊繃的某個晚上，以電話告知：
「昭慧法師，我會全力支持你！包括去基隆文化中心抗議，你看須要發動多少人？我們就去多少人！」
這通電話，讓我吃了顆定心丸。要知道：當時我不但被許多傳媒醜化為大魔女，連教界許多知名法師，也都為了維持他們「與世無爭」的社會形象，對我不是敬而遠之，擺明了絕不動信徒一兵一卒，就是說些「何必如此？自己做好就好了」之類的風涼話。所以大師的支援，對我而言，是不折不扣的雪中送炭。
事件結束後，民國七十八（1989）年初，我到台北普門寺向大師禮座，這才告知自己在佛光山的學佛緣起。大師更為歡喜讚嘆，於是命我為普門寺佛學講座講兩次開示。此後因事忙緣故，與大師還是疏於聯絡。但當他知道我離開了汐止慈航堂時，有一次竟打電話來福嚴佛學院，關心我的居處，並主動表示，願意無條件提供居所。那時因已在景美落腳，覺得環境還差強人意，所以並未即時接受大師的雪中送炭。但是想到家業如此龐大，終年國內外奔波宏法的師長，竟還會關注一位與他距離如此遙遠而又疏於向他請安的晚輩，內心不禁又驚訝，又感動，又慚愧 。
三、護觀音大師鼎力相助
民國八十三（1994）年，觀音像事件爆發，事件的起因是：有心胸狹隘的宗教信徒將大安森林公園預定地上，楊英風先生雕刻的「祈安觀音」，當做是「魔鬼撒旦」，必欲除之而後快，故結合其在政界的廣大人脈，向市府施壓，要求鏟除觀音像。
幾經努力護像無效，護觀音人士找我幫忙，並準備在二月十九日，於新生南路七號公園（正式名稱是「大安森林公園」）門口的紅磚道上，發起「觀音不要走」大集會活動。我趁寒假的春節期間，到南部敦請諸山長老響應，但發現到：除了高雄市佛教會理事長會本法師仗義力挺之外，其他長老法師似都有所顧忌，反應冷淡。
我生怕集會活動人氣稀薄，會讓官方與該宗教人士，更是無所忌憚，鏟除觀音聖像。想來想去，只好鼓起勇氣打電話給大師，向他簡報事件緣起，請他鼎力相助。他老人家沉吟片刻，乃慈悲告知：「當日在台北道場本來還有法會進行，但既然你昭慧法師關切此事，我答應你：當天會來到現場，也會發動信徒聲援。」
就這樣，二月十九日下午，不但佛光會有眾多法師居士先行來到，而且在集會進行的淒風細雨中，大師翩然蒞臨現場，獲得集會大眾的如雷掌聲。他不卑不亢地表達了「佛教徒應該護像，觀音像應予留下」的基本立場，演說內容，擲地有聲！
此後，他持續關切觀音像事件的發展。當一切努力均告無效，觀音像拆在旦夕之時，我們徹底絕望，於是立委林正杰與我，決定在新生南路紅磚道上的觀音像前，以「絕食」的方式，做最悲切的抗議。而且我答覆媒體：若市府魯莽動粗以拆除聖像，我會讓他們鬧出國際新聞！那時心裡已有了「與聖像共存亡」的最壞打算。
大師又一次出現在關鍵時刻。他到台北道場，親自召開佛光會幹部會議，請佛光人全力動員來支持護像行動。至今印象猶新的一幕是：我絕食期間，有一次他透過行動電話與我聯繫，當時正是氣氛最為低迷的時刻，電話那頭慈祥的聲音飄入耳際，我忍不住哽咽了：
「大師，我的性命就交到您的手上了！」
「昭慧法師，你放心！我會全力聲援你的。你聽到了沒有？大家在這裡向你鼓掌的聲音，你聽聽啊！」
就這樣一通電話，讓我心裡篤定下來，而且隱約感覺：有了大師力挺，事情必有轉機。果不其然，佛光會挺身而出，大師以「三百輛遊覽車將於三月廿九日來參加公園開幕」的實力，與台北市長黃大洲先生展開溫和而堅定的談判，讓我們在絕食六日之後，終於成功地留下了這尊台北佛教的地標——永遠慈悲俯瞰著台北蒼生的祈安觀音 。
那一次，由於教界部分法師「放冷箭」，使我深深承受著內憂外患的艱苦，要不是大師以其豪氣俠情極力相挺，我早已屍骨無存了。所以我常常告訴師友：星雲大師對我而言，不但是佛法的啟蒙恩師，更是救命恩人！
四、促成國定佛誕紀念日
數十年來，由於國府領導人有特殊宗教信仰，於是陳倉暗渡，將耶誕以「行憲紀念日」的名義放假。過往已有許多長老法師向官方反映：「佛誕應比照耶誕而放假。」但官方總置之不理。至民國八十八（1999）年初，我考量到年底即將舉行總統大選，此時正是發動「佛誕放假運動」的良機，於是與幾位青年法師共組「佛誕放假促進會」，分別請教內大老為召集人。
二月十日晚間，電話追蹤到宜蘭，找到了星雲大師，請他擔任總召集人並聯署支持，他二話不說就應諾了。我連夜寫信，將排名順位的難處稟告大師：「雖然籌備會為了尊重中佛會，而將淨心長老列名為第一順位的總召集人，但是您的首肯，在學人心目中，卻有最特殊的意義，因為每一個佛教有難的歷史關鍵時刻，您都是在包袱最沉重的情況之下，於長老中率先聲援的，令晚輩敬重的長老！」
說實在話，論國內資歷，論國際聲望，論教中戒臘，大師都應排在前面，但我們卻為了全佛教的團結，把他排在總召集人的第二順位。他老人家了解我們的尷尬處境，竟然寬容了我們，自己簽署之外，還順便請兩員大將——慈惠、心定兩位法師共同聯署。
到三月時，促進會的聯署活動已在全國展開，有些團體仍在觀望，但也有非常熱心的團體踴躍聯署並陸續傳真過來（如現代禪，就一口氣簽了三千五百多人）。我明知大師大病初癒，正在靜養，卻仍忍不住傳真信函到美國，向他尋求進一步的奧援：
「目前我們相信：倘若佛教徒能有一百萬人聯署，力量一定會相當可觀，當局也不敢小覷此一能量。……明年總統大選，執政當局勢必不得不考慮佛教徒的心情。所以估計：這是佛教界不可失去的唯一機會，若此時不推展此一活動，以後就沒希望了！由於這個緣故，若待民間佛教力量慢慢蘊釀而浮現，實屬緩不濟急，因此促進會急切渴盼大師號召佛光協會動員簽署之力量。聽說後天下午佛光山將在屏東舉辦一場顯密淨獻燈法會，時日迫近，只好斗膽懇求大師同意，讓學人親自率領促進會義工，來至法會場外，呼籲與會大眾聯署。」
這封信在三月十二日晚間傳真過去，翌日上午他已從洛杉磯打電話來，慈祥地說：「昭慧法師，我完全同意妳的看法！我已交代佛光會全力支持，你可直接與秘書長永富法師聯繫相關事宜 。」
那一次，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分別於三月十四日屏東體育館，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彰化體育館的兩場「獻燈大法會」中，發動與會信眾支持，聯署者將近萬人；三月二十八日，星雲大師已從美國返台，在林口體育館親自主持「萬人獻燈大法會」，此後，他慈悲指示佛光協會及佛光山各分別院，全力動員僧信二眾連署支持該項運動。所以那次的聯署名單，佛光會以十餘萬人之眾，居所有聯署團體之首，而且也讓執政當局不得不重視此中所隱藏的佛教實力。
六月初，大師自佛光山北上，拖著病體，帶著我們馬不停蹄地拜訪部會首長、行政院長與各宗教領袖，尋求支持。經過這一連串的努力，破除重重障礙，佛弟子數十年的心願終於達到了一部分：立委沈智慧的提案獲得朝野一致通過，明訂農曆四月初八日佛誕為國定紀念日，得調移至週日放假。
調移放假，這是因為我們體諒工商業界「怕假日太多影響營運成本」的難處。另一方面，無法爭取到全面的放假，這還是因為政客看穿了：佛教界並非全面團結的——扯後腿、放冷箭、夜奔敵營去向政要通風報訊的都大有人在。
後來有人竟還責怪我們：沒爭取到放假，有什麼意思？殊不知：連耶誕都還只是掛在「行憲」名義下，而佛誕卻首先訂定為國定紀念日。至第二年民國九十（2001）年，行憲紀念日取消放假，失去了耶誕放假的特權，人事行政局才終於一併將道教節、耶誕節都列為「國定紀念日」了。佛教開風氣之先，其意義還是極為重大的 ！
也有人罵大師：為什麼好好將佛誕與母親節相混淆？其實那根本與大師無關，原來立法院所通過的提案，明確寫的就是「得調移至週日」；但李總統於九月一日上佛光山公布此一消息時，由於旁人提供的資訊錯誤，竟宣布成「調移至母親節」了，行政院只好將錯就錯，如此訂定了下來，而與原立法院所通過的提案文字略有了出入。這一點，一直到這些年，我還是不斷努力尋求更正，而且業已獲得效果，讓佛誕假日與母親節重作區隔了。
更有人酸溜溜地說：「到底是誰在主導這件事？」但那能怪我們嗎？當日在艱苦的奮鬥過程中，這些在意「主導權」的人在哪裡？相形之下，大師又是如何地不計排名順位，不計本山利害，義無反顧地偕同我們年輕人一齊衝刺的呢？他根本沒向我們談到「誰來主導」的難題，卻以無私與至誠的人格，感動了我們，讓我們自然地將後續的主導權交到他的手上的 。
總的來說，那次的佛誕運動，內有佛教中人扯後腿，說風涼話，甚且還有法師向政客們交心表態，被我稱為「夜奔敵營」。外有異教徒用盡所有手段暗中抵制，要不是大師出面力挺，一方面以佛光會成員的實力展現，讓官方不得不盱衡時勢，順水推舟，另一方面親自走訪一貫道、道教與天帝教等本土宗教領袖，感動到他們出面表達支持立場，我們還未必見得能得到這樣的成果呢！
五、聲援「廢除八敬法運動」
對女眾，星雲大師一向就是仁慈而平等對待的。他常常向南傳佛教提議恢復比丘尼戒的傳承，而且相當肯定女眾在佛教中的貢獻。老實說，沒有女眾，就沒有佛光山，也就不會產生今天舉世聞名的國際佛光會。他在行動上也鍥而不捨，於民國八十六（1997）年在印度佛陀成道處的菩提伽耶，聯合南傳上座比丘，為女眾舉行了比丘尼戒的傳授。
民國九十（2001）年三月底，弘誓文教基金會為印順導師之九六嵩壽，舉行「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適逢達賴喇嘛於是日來台。由於海峽兩岸佛教近年對尼眾的箝制加劇，而藏傳佛教也在保守僧侶的阻撓下，遲遲不得恢復比丘尼制度。我認為：時機業已成熟，於是將印順導師「五十七年前就已提倡男女平等」與達賴喇嘛無法恢復比丘尼制度的困境兩相提比，一方面呼籲達賴喇嘛：儘速恢復比丘尼制度，另一方面，則於台灣發動「廢除八敬法運動」。這樣一來，社會各界叫快叫好，卻也引起了嗣後佛教保守派對我的全面反撲。當其時，諸山長老之中，只有星雲大師公開地在媒體上支持此一運動，而且坦然宣稱：「佛光山是全世界最大的比丘尼教團，沒有比丘尼就沒有佛光山 。」
大師的開明、公道與勇敢，真是讓人不得不敬佩有加！難怪一向對佛教界批評甚為峻厲的江燦騰教授，在此事上對大師致以推崇說：「當時在台灣佛教界的大師級前輩中，唯有佛光山的開山祖師星雲長老能以高瞻遠矚的眼光，在第一時間內即公開呼應台灣現代比丘尼此一追求佛教兩性平等的合理訴求，真不愧一代大師，值得後輩們的景仰讚嘆！」
六、支持制訂「宗教團體法」
民國九十（2001）年五月，宗教團體法的制定，開始引起了教界的關注。我原本無意關切此一議題，卻因為看不慣某佛教團體用種種不光明的手段（如黑函詆毀與黑道恐嚇等），將該法草案講得極其不堪，意圖挑唆佛教法師居士上街頭反對立法，我唯恐這樣不負責任的煽動行為，讓佛教平添社會的惡感與鄙視，於是站出來卯上了他們，當他們於公聽會上動用人海戰術時，我責備他們道：「如果這樣，趕明兒我們也請佛光山的法師們來，把整個樓層坐滿如何？」
後來中時晚報以四版頭條刊出此一新聞，翌日的日報跟進報導，將所有黑幕來個大曝光，連該教團在北部國家公園內的大違建，使得兩位比丘成了鋃鐺入獄的「人頭」，也都被有心記者挖了出來。該教團的氣燄頓挫，後續的小動作就沒敢再如此明目張膽了。當然，詆毀他人名節的黑函還是不斷四處散發，但已極少法師願意給他們利用了。
大師看到了報導，打電話來垂詢關切，並贊許我的勇敢。不但如此，他還慨然提供台北道場的會議廳，與中華佛寺協會合辦了一場「宗教團體法研討會」，討論過程透明化，讓記者們自由旁聽。這對佛教建立「立法共識」，以及爭取媒體與官方的同情瞭解，至關重要。是日政府官員與媒體朋友，看到教界法師是如此理性地在討論法案，而且不斤斤於本位利益，於是減少了許多因某教團興風作浪，而對佛教所平添的誤會與惡感 。
七、千山競秀之人間佛教
導師與星雲大師之間的路線不同，各有各的貢獻。他們彼此本來就沒有傳承關係，歷史定位也不同，所以不應構成競爭關係。星雲大師認為他所倡導的人間佛教，雖與導師有相似的理念，但沒有傳承關係。星雲大師原本非常尊敬導師，早期也曾禮請導師參觀佛光山，但是他強調顯密圓融、八宗共融，兼容並蓄的思想及風格，畢竟與導師不同，比較接近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導師說過，太虛大師長於融貫，他本人則長於辨異。
就做事的人來說，敵人愈少愈能成事，當然不希望到處樹敵。像我今天是一個做事的人，雖然推崇導師上承《阿含》與中觀的「緣起、性空、中道」論，但基本上還是衷心地認為：「無論真常唯心，淨土宗還是藏傳佛教，都是佛教的一部分，都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畢竟不是關起門來做學問，每次揚起一波社會運動，都要找大量人來力挽狂瀾，當然就要交朋友，總不能計較對方是不是「緣起、性空、中道」論。所以，我能體會星雲大師兼容並蓄的風格，有他成事上的必然性。
但並非導師沒有這種風格，只是導師是嚴謹治學，他也不是不兼容並蓄，他在《成佛之道》判攝大乘三系時，結論是「方便轉轉勝，……一道一清淨」，這就有兼容並蓄的思想，但他強調「離精嚴無貫攝，離貫攝無精嚴」，要先精嚴以後，再談貫攝。因為精嚴，對自己治學的進路、系統都非常清楚，這時再求貫攝，就不至於本末倒置。基本上我受過導師思想的洗禮，也是先精嚴而後貫攝，而且知道要如何貫攝，也知道廣大涵融的優點與缺失。
星雲大師是做事的人，能夠忍辱負重，一切求其圓滿，加上他對自己開展出來的龐大志業體，有強烈的自信與自豪，「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全球遍佈佛光會或分別院。這麼龐大的佛國氣象，當然是「大海不擇細流」的。
邱敏捷在博士論文《印順佛教思想研究》中，推崇印順導師所論述的「人間佛教」，對其他台灣「人間佛教」教團作出批判。這樣難免會引起佛光系統的反感與反彈。
邱敏捷本來希望正聞出版社能出版這部書，但是正聞出版社沒有出版該書的意願。可是，如果大家都為了怕得罪人，而封殺一個弘揚導師思想的人，甚至讓她獨自面對大教團的壓力，這樣做是否合宜呢？導師於我有恩，對我而言，我如果也這麼與她切割，是不夠道義的！在與法界出版社發行人性廣法師共商之後，性廣法師向她說：「沒有關係！如果正聞不出版，我們來幫妳出版！」
但是，如前所述，星雲大師於我有大恩，我又豈能或忘！沒有星雲大師，我也沒有今天啊！如果法界出版這本書，雖說發行人是性廣法師，可是她跟我的師生因緣深厚，我能夠脫得了干係嗎？大師會不會覺得我恩將仇報？所以我曾經也蠻掙扎的，心裡對大師感到非常抱歉。
後來，這本書還是由法界出版社出版了， 佛光山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們於是以慈惠法師的名義，在《普門雜誌》寫了一篇回應文章，還寄限時信給我，讓我知道有這麼一篇反駁邱著的文章。最後我很誠懇地寫了一封信給星雲大師，提到法界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原委，那封信我到現在還留有存檔。
我曾經為這件事情，向導師提到我的困難，導師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向我說：正聞出版社，他已不主其事，也就不太方便過問。但是當時導師是有聽進去的，而且事後依然交代正聞出版。在我跟導師提過後不久，正聞出版社長期負責出版事宜的性瀅法師，還特地寫了一封限時專函給我，提到她過年時見導師，導師交代她印這本書。她很誠懇地告訴我：「請妳告訴邱博士，給我一點時間，因為正聞現在忙著出版《妙雲華雨的禪思》，等那本書處理好了，我再來處理這本。」我很高興，趕快告訴邱敏捷。沒有想到，過不久她又寄來一封信告知，董事會商討的結果，沒有經費，無法出版 。
最後這本書就這麼由法界出版社出版了，我在該書的序文裡，也很婉轉地提到了我的看法：
自我認同，並尋求歸屬感，這是「我我所執」的眾生相；順此眾生相以因勢利導，必可成就內聚力強勁且人數龐大的組織；而強大的組織，又是功業成就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使不聚眾，不搞組織的我，幾番投入護教事業（如八十三年的「護觀音運動」與本年度的「佛誕放假運動」），都還是因為星雲大師以佛光會龐大成員的實力，挺身義助，才得以順利完成。我以此常自謔是「狐假虎威」，浪得虛名；也常感恩地自忖：若無愛教心切的星雲大師，不計本山利益以拔刀相助，我可能連性命都早已無存，更遑論成就那幾樁難度極高的護教事業！
從印度佛教史以窺初、中、後期的大乘佛教，就連初期的性空大乘，是印公所較為推崇的時段，印公仍語重心長地提醒吾人：「天化之機應慎！」也許，具足大悲心、菩提願與法空慧之「純度」的菩薩行人，在現實社會中，原就是稀有難得的；行在人間的所謂「大乘佛教」，從來就要受限於凡夫行者的貪瞋癡煩惱，而顯得「雜染」吧！行在人間的聲聞佛教像溪流小河，局面雖小，但也清澈見底；而行在人間的大乘佛教卻如江河大海，氣象萬千，但也難免夾雜大量泥沙而下。
講得更白些，在我的護教經驗中，滿口「緣起性空」的人，不見得比信奉「真常唯心」、淨土宗或修學密法的人更為善良。我還是認為：台灣三大人間佛教教團，確實一如江河大海，氣象萬千，自然也就難免良莠不齊，「夾雜大量泥沙而下」，但他們的鉅大貢獻，是不容抹煞的。「人間佛教」可以依不同的思想體系而「千山競秀，萬壑爭幽」，不見得要「是此而非彼」。最重要的是，星雲大師大肚大量，後來依然對我護念有加。他對晚輩莽撞行事，所給予的包容，讓我非常感動，也對他老人家有一份很深的內疚！
八、雪中送炭的大師風範
星雲大師對我的護念與寬容，讓我點滴在心。即便幾年沒見他老人家，但只要我一拜會他，向他老人家提出建言，他老人家幾乎都可以雅納。舉例而言，民國一○一（2012）年五月十三日下午，我與淨耀法師、淨善法師前往佛光山，向星雲大師禮座。
大師關心地問我：「很久沒聯絡，最近忙些什麼？」
我答道：「都在忙學校的教務，還有推動澎湖反賭合法化成功。」
大師聽了慈祥地說：「昭慧法師就是太清了，社會不是如妳想像的，人們總是想要有點娛樂。」
我回答道：「對於一般性的家庭麻將、民間的小賭，我也並不反對，我反對的是政府與財團大肆撂取民眾財富，將人民推於萬劫不復之地。」
接著我建議大師：「陳總統在獄中經年，您德高望重，是否可向當局建言，請當局對陳總統給予保外就醫或特赦處理？」
他老人家竟然欣然同意，並表示，他確實也想為阿扁總統說幾句話，這時他立刻將他的主張，一句一句口授給助理紀錄下來，並且要助理發新聞稿。他也笑著要我從旁跟進，我說：
「大師，此事我一定恭隨在後，絕不會讓您老人家獨撐！」
第二天，他老人家果然透過媒體發新聞稿，以一千四百多字的公開信〈慈悲與仁愛的啟示──請寬待陳水扁、赦免林毅夫〉，公開呼籲馬總統秉持「慈悲與仁愛」，寬待陳水扁，並赦免林毅夫。公開信還派專人送至總統府，當晚就在佛光山傳燈樓一樓召開記者會，以公民、佛教徒身分發聲，期望在五二○總統就職前，以一份對國家、社會安定和諧的期許，表達深切的關懷與呼籲。
他在公開信中說，「馬總統曾表示沒想過要特赦陳水扁，但讓陳水扁保外就醫也只是權宜之計，因此在特赦與保外就醫之間，能有一個中庸做法，即效法蔣介石總統對張學良的寬容政策，讓他有妻兒陪侍，和家人團聚安度晚年，但限制他不得再從事政治活動，這讓張學良一直活到九十多歲，始終對老蔣感恩懷念。」至於林毅夫，大師也認為，那是時代的個案，在揚棄敵對、擱置爭議的現在，也應「一笑泯恩仇」，讓林毅夫如願回鄉探親。他誠摯地說：「給人一點空間，能夠原諒，不要仇恨」，若能採納他的建議，不僅展現出總統的胸懷與慈悲，也能贏得尊敬，更有助於台灣兩黨的和解 。
見到此一新聞，我也信守承諾，立即撰文〈以慈止瞋，和解第一課〉，投到《中國時報》，五月十六日刊出。在該文中，我是這麼看待大師的：
他老人家當然知道：針對這兩件事發言，十分地不討好（而且簡直是討罵）。以身繫囹圄的陳前總統而言，認為他「罪有應得」的民眾固然罵翻了天，認為他是受到「政治迫害」的民眾，大概也不會領情。但是大師風範，正是在最爭議處，敢於發出基於良知的諍言！大師站在「人道關懷」與「社會祥和風氣」角度，呼籲擱置爭議而回歸「人道」，反倒能喚回人心深處的溫柔與慈悲！……
星雲大師說：這兩件事如果能有人道的處理方式，「不僅對二人來說恩義如天，對於國家社會的安定和諧，也會產生重大的意義」，這句話宛如暮鼓晨鐘。
請思考佛陀的至理名言：「以瞋止瞋，永不止瞋；以慈止瞋，方能止瞋！」仇恨只會製造出更多、更深、更重的仇恨，試問這對台灣社會人心，到底能帶來什麼好處？馬總統倘能站在全民領袖的高度，以悲天憫人的胸懷，釋出「以慈止瞋」的善意，那將會使台灣這個社會，學習到「族群和解」最寶貴的一課，並將蒙受最大的祝福！
大師當時已是八秩晉五高齡，依然日理萬機。雖然小中風後不良於行，但思路依然清晰、敏銳，面對擾攘紛亂的台灣社會，或是在獄中受苦的陳前總統，他都不畏爭議地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對執政當局發出諍言，對受苦者雪中送炭，令人感佩！
民國一○四（2015）年一月五日，法務部矯正署考量陳前總統病況惡化，病情難以控制，隨時有致死危險，終於同意讓入監六年四十天的陳前總統保外就醫一個月，爾後又再延期，以迄於今。前總統公子陳致中說：「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團聚在一起，包括我的阿嬤，爸爸媽媽兒孫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好的過年禮物。」這正是將星雲大師的建議，用「保外就醫」的形式，作了具體落實的措施。只不過時間整整推晚了將近三年，陳前總統的病情也已經更為惡化了。
——本文摘自國史館《浩蕩赴前程：昭慧法師訪談錄》第七章頁292~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