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佛教發展如何運用大眾傳媒？——答大陸《南風窗》雜誌記者的訪問提綱

　　江燦騰（北台灣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 前言

　　大陸《南風窗》雜誌的兩位記者鐘岷源、沈惠娜，於2009年11月6日，致函筆者，提到：「尊敬的江老師：冒昧來信，請諒。我們是南風窗雜誌社高級記者鐘岷源和沈惠娜。本刊在大陸系最具影響力的新聞期刊。¹每期發行三十餘萬份。內容側重政經熱點，重視前沿趨勢的分析，近年加重了兩岸選題的份量。本刊11月期，我們策劃了『台灣佛教傳媒影響力』的相關選題。你是這方面的權威和專家。社長指示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對你做個專訪。此前看了我的朋友《南方人物周刊》黃廣明對你的訪談，對你的學術造詣，很是敬佩。為使採訪的順利，我們草擬了訪問的提綱，可行的話，你可書面先予答復，11月9～11日，我們抵台北，若方便，期待拜訪老?。隨附南風窗雜誌簡介及採訪提綱。特此致函，深表謝意！你的晚輩朋友：鐘岷源、沈惠娜。2009/11/6」

筆者同意這一採訪，所以針對大陸《南風窗》雜誌的兩位記者鐘岷源、沈惠娜於2009年11月6日所提出的訪問提綱，曾於隔日（2009/11/07）詳細地做了以下的解答全文。
 

二、 當代台灣佛教發展與大眾傳媒運用的相關影響問題

　　《南風窗》：目前，包括台灣的佛光山和慈濟等佛教傳媒，在台灣地區已經形成了重要的力量，請問它們是怎麼透過公共方式，進入台灣社會主流傳播管道的？

江燦騰：首先，我認為，如果沒有一九八七年台灣政治的正式解嚴，當代台灣地區的公共媒體（包括佛光山和慈濟等團體的佛教傳媒）要完全開放和自由發展，根本不可能。所以，此處，須先了解一下之前台灣地區的發展狀況，才能有助於我們後續訪談中，對現狀的了解。

因為台灣地區從一九四九年起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美國前總統卡特宣布和中共建交以前，台灣島上的宗教開展，是相當有利於西洋宗教在台的各團體。在此期間內，台灣社會雖然封閉，但對西洋的各方面倚賴極深，從流行式樣到文化的意識形態，都產生了高度的傾慕之心。所以，當時西方在台的宗教活動，不但廣受社會注目，彼等在校園或知識界的強大影響力，更是令其他的本土宗教團體大嘆不如。當時，佛教界為了擴大影響力，也仿效基督教或天主教，在校園開展佛教組織，以國語演講輔以流利的台語翻譯，巡迴各地布教，以擴張教勢。

此外，此一時期，佛教界也紛紛創辦各種佛教刊物，進行跨地域宣傳，以及利用電台節目播音，以影響民眾對佛教皈依。這些作為都逐漸產生了巨大的效果。（※、星雲、聖印、南亭、淨心法師等人的佛教事業崛起，有極大原因，是和彼等曾長期在電台弘法而擁有高知名度及社會影響力有關）但是，除上述之外，我們必須同時注意到：現代台灣佛教的蓬勃發展，其實是奠基於台灣工商業的發達所致。這是台灣的社會在戰後由於偏安關係，官方便轉而致力於工商業的發展，所以民生日見富裕，生活品質也日益提高。

而傳統台灣社會的農村地緣關係，受此大趨勢的影響，便日漸被流動的原子化人際關係所取代。換言之，都市化的結果，使得人與人的疏離感增強，另一方面，原故鄉的地域性信仰，每年的活動次數又有限，且離居住地太遠，無法滿足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有關精神上慰撫之需求。於是新娛樂需求和新宗教市場，便逐漸形成了。

而台灣佛教的蓬勃發展是肇始於六○年代中期，就是利用了這一黃金時機，趁勢崛起的。基本上，就是結合觀光、娛樂和舞台的效果，將佛教加以通俗化的現代包裝，然後以企業化的經營模式來管理，再利各種促銷手法向宗教顧客推銷。所以新的佛教人口，便隨著大眾傳播的影響而出現了。

一九七一年，台灣正式退出聯合國，許多友邦也跟著和台灣斷交，到一九七八年的美台斷交，更是達到高峰。斷交是外交上的挫折，但同時也導致外國教會的在台影響力大降，而所出現的空缺，正好由佛教來遞補。等到解嚴後，佛教組織開始多元化，更加有利於教勢的發展。

至於當代台灣佛教傳媒的部分，雖已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之一，但我個人認為，它更重要的功能其實是，它能透過佛教數位博物館的有效運作、佛教電視台開播弘法和佛教大藏經的數位化，應是對佛教資訊公有化的社會分享，幫助最大，也影響最能持久和深化。所以，其社會功能雖非盡善盡美，但其在現代社會中能扮演的多功能角色，應是無可置疑。

《南風窗》：它們的理念和運營與傳統媒體有何區別？

江燦騰：台灣一般的傳統大眾傳媒，在營運上當然是力求全方位的發展，可是有關社會宗教新聞的報導，就其一般公領域的新聞內容來說，明顯存在著相關宗教專業性知識的不足，並且敬業的態度也稍有不夠，因此過去常出現善自加油添醋的新聞報導。特別是朝「八卦新聞」的傾向發展，最令人擔憂。

而我個人長期以來，也因常須緊急為突發的社會宗教醜聞和怪異的宗教駭人事件，立刻毫不遲緩地提供較正確和較周延的此一新聞事件相關背景資訊以及個人的社會評論，給從各方掛緊急電話詢問的大眾媒體記者們，作為彼等撰寫當天新聞時的重要參考。因此，我可以不誇口地說：迄今為止的近二十餘年來，台灣各種傳媒的報社記者，從未發生因聽信我適時所給予彼等宗教知識的資訊建言，而有任何一次被控毀謗司法案件的情形發生。

可是，台灣也有不少宗教師或宗教團體，彼等不但購買節目時段和提供特定的宗教節目內容，並且聘任原屬大眾媒體的權威從業員來參與主持或規畫節目，於是大眾媒體的公信力，便因此淪為特定宗教節目內容背書的下場。

而此一媒體的操控，又因大量廣告的財物利益營收和特定人際關係的牽連，使得台灣某些大眾媒體的擁有者或經營者，在報導特定的宗教新聞“事件”時，不是投鼠忌器，就是徇私扭曲，妨礙社會大眾認知正確的宗教資訊時，所應有的權利。這不但違反新聞倫理（公正、完整和正確），也降底大眾媒體的社會公信力，實非一個開放的現代社會所應為之報導方式。

《南風窗》：對台灣的社會發展有何影響——

江燦騰：上述的情形發生，這對台灣社會發展，是不必然有利的。因為若缺深層自省的大眾媒體新聞資訊的廣泛報導，就無法有效地使社會大眾的共識凝聚力聚焦。這正如當代台灣各主流媒體的不同政治立場，往往南轅北轍地處理各自所持的特定新聞評論內涵或其所支持的特定政治對象。所以，混亂和茫然，其實是目前當代台灣各主流媒體的新聞評論的特徵，這在短期內，也是難以解決的。

至於擁有佛教媒體的大道場，其訴求的往往是以自家信徒為取向的報導和特定模式。所以其心態是保守和封閉的。而由於缺乏專業學者的客觀性監督、指導和批評，所以既無法凝聚強大的社會共識，也無法真正引導社會大眾公領域的其他輿論導向。

《南風窗》：這類媒體對台灣的媒體亂相又有何影響——

江燦騰：如上所述，影響並不太大。

《南風窗》：你認為該如何推進佛教傳媒的發展呢？

江燦騰：首先，有關當代台灣佛教傳媒的發展問題，我個人認為：除了不違反國家法律規定之外，當然可享有完全的自主權。雖然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此類節目內容或新聞報導的方式，從此就可在對社會大眾的新聞傳播時，完全採取片面和封閉的宗教資訊傳播。而有些其他媒體的宗教新聞報導，也明顯地是相當類似「造神運動」的宣傳手法。因此，我認為，類似上述的例子，都是對大眾新聞公共傳播工具的濫用和私用，不足為訓。別是，儘管長久以來，有關宗教或佛教的事務，一般都將其分為聖與俗的兩大不同認知領域，但是，若考慮到這是同時在面對不同立場的社會公眾時，對於公共資訊的傳播，實不應單獨允許宗教界採取類似「置入式行銷」的特殊性立場報導。因此，像這樣的傳播方式，是不宜經常出現在開放性現代社會大眾的宗教資訊來源之中，所以，專業學者的客觀性監督、指導和批評，是絕對有其必要的。

《南風窗》：如何理解佛教傳播管道的特異性？

江燦騰：要理解台灣佛教傳播管道的特異性，我認為，首先，若就其運用的「種類」來說有：1、報紙類=如《蘋果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人間福報》、《佛音時報》等。2、就雜誌類來說，有《壹週刊》、《時報週刊》、《TVBS週刊》、《當代》、《人生》、《弘誓雙月刊》、《妙心》、《妙林》、《中華佛寺季刊》等。3、電視類=如《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台》、《華衛電視台》、《生命電視台》、《法界電視台》、《中國電視台》、《超級電視台》、《台灣電視台》等。4、廣播電台類=如《民本》、《中廣》、《中央》、《龍鳳》等。

其次，若就「特性」的區隔來說，1、是專屬的佛教大眾傳媒，如：《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台》、《華衛電視台》、《生命電視台》、《法界電視台》、《人生》、《弘誓雙月刊》、《妙心》、《妙林》、《中華佛寺季刊》等。2、是兼屬或外包型的佛教大眾傳媒，如：《中國電視台》、《超級電視台》、《台灣電視台》、《中天電視台》等。此類佛教節目，往往是以多種和常態型的播出為主。

這兩種特性之分，是前者的播出內容，主要是為其信徒或臨時有意者，提供佛教團體或僧尼法師的相關動態與預告將要舉辦的弘法消息。其內容是完全自我設定的，除非違反法律規定，否則是不受外界干預的。至於後者，則其特性大為不同。因此類媒體，其平實的基本功能，是為一般社會大眾提供正確和多元的宗教資訊（若有市場需要的話，就必須如此作為）。而此類消息，是必須受到一般社會新聞報導倫理的規範。並且，社會大眾、新聞評議會、相關學者等，也可就內容和評論角度其是否公正客觀，進行檢視和提出不同反應。然而，大眾媒體本身，在外包播出和宗教廣告節目化時，姑不論其是否為社會公益而播出，僅就其後續的強大效果來看，無異是藉著該大眾媒體的社會公信力為其節目內容背書，因而可以較快和較有效的取得有利的對社會大眾發言的正當性優先地位。台灣佛教的傳播效應，所以出現強弱之別的現象，其關鍵處就是對此有利發言權的能否經常性的優先掌握？或其能完全地進行幕後的操控？

其最大傳播效果，是能快速塑造台灣佛教界光芒四射的名僧。所以台灣的政商名流和佛教傳媒上的名僧之間，彼此都會因此經常共同出現（所謂藉名人來壯自己的聲勢），一方面既可拉攏相關的信眾支持，一方面則藉此增加曝光率和提升社會的知名度。所以，衍生的問題就是：當代台灣的佛教環境中，誰能大量購買大眾媒體的篇幅和節目時段，作為本身道場弘法宣傳之用，通常也意味著，誰就能藉此快速竄升為台灣佛教界的名流或大師級教內盟主。如此一來，不但信徒也跟著大量快速投奔而來，紛紛皈依門下，並使各地道場如加盟店般的快速出現，連國際性的越洋發展也不難如願。更加有利的是，若有不利消息或醜聞爆發，則容易被預先壓制或完全不登；反之，遇有相關活動要報導時，也較容易上報。

然而，以這種方式來逃離社會異議者的質疑和挑戰，雖有其新聞的商業邏輯可以解釋，但根本上已違反了現代社會公領域相關資訊，必須「公開化、公正化和公平化」的三化基本原則。總之，現代台灣佛教的蓬勃發展，雖是奠基於台灣的工商業興盛，和奠基於大眾傳播工具的發達及其無遠弗屆的強大影響力。可是，目前台灣佛教最大的危機，是在於缺乏自主性。而缺乏自主性的原因，則是缺少深刻的宗教經驗、淵博的佛學素養和客觀中立的批判精神。於是等於在作佛教商品的代工業和行銷商一樣，換言之，彼等其實就一群隨時都在尋找新的佛教商品提供者。我就是看不過去，才親自上李濤主持的「TVBS2100全民開講」的特別節目，去批判達賴喇嘛首次來台，為大眾灌頂，卻要定價收費的不當。

《南風窗》：星雲法師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他還首開風氣之先，在電視台上製作第一個弘揚佛法的電視節目。他的作法很新穎，他把人間佛教包裝成歡欣快樂、突破守舊形象的宗教，致使台灣的佛教徒對自己的信仰感到驕傲，讓人們對台灣的佛教大大地改觀，這可說是星雲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你對此感受如何？

江燦騰：根據我個人的專業理解，佛光山初期教勢的拓展，幾乎是與台灣社會的脈動同步。因正當星雲從宜蘭移居到高雄逐漸站穩腳步之際，而一九六○年中期，台灣南部正好陸續出現加工出口區。在這段時光裡，台灣的經濟形態開始急遽轉型，導致農村年輕的勞動力紛紛投入大都市邊緣的加工廠，而這時星雲的佛光山剛好在高雄的大樹鄉出現。許多離鄉背井的「田莊少年」，為要尋找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便在精於宣傳、擅長說教的星雲的引導下，成為佛光山初期的基本信?，何況佛光山又是他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

更重要的是，如果從擴展至今極其複雜但又有條不紊的佛光山組織看來，星雲不折不扣是一位擅長組織規劃和經營策略的良才。自他立足的宜蘭雷音寺開始，經過十餘年的苦心照料，成績斐然；然後星雲大膽嘗試作跳躍式的擴張，把教勢一下子延伸到南臺灣的重鎮高雄。他接著又向全臺各縣市攻堅，使佛光山的寺院及道場遍佈各地，除了佛光山大本山之外，規模較大的別院計有五個，國內分院有三十多個，國外分院也有十來個，皈依佛光山的信?據稱已達一百萬人以上。

非但如此，星雲於一九九二年在美國西來寺成立國際佛光會以來，佛光山的觸角馬上伸展到全球五大洲，國內的佛光會至今己成立三四八個，國外則有七十余個，明年﹝一九九七﹞該會還特地把年會，安排在中共收回主權後的香港舉行。換言之，國際佛光會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正式登陸中共的管轄區，由此可見星雲領導下的佛光山組織，滲透以及擴張的能力，真可謂強韌無比。

《南風窗》：佛光山之外，另一支稍後在東台灣發跡的佛教勢力，就是赫赫有名的慈濟功德會。多年來，政府對慈濟功德會的褒獎幾乎持續不斷，國際上的表彰也接二連三，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使佛教與慈善事業緊緊地相扣在一起，並深深地撼動了台灣的社會民心，如何看待這個「慈濟效應」？

江燦騰：「慈濟效應」有前後期的明顯不同，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戰後台灣都市中產階級尋求和參與現代型態的宗教慈善助人之義舉表現。所以其慈善救援行動入世的色彩濃厚、證嚴法師的佛學詮釋作為其會員生活化的原則來應用的成分也相對大增。

更重要的是，其所以能成功崛起，是正逢外在大環境變化的諸多良好助緣，以及在進行宗教慈善實踐時，能事先精心規劃和設定有效性或深具可行性的目標達成點。而像這種能最終達成巨大成效，並一再證明其原先行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妥善作法，正是台灣中產階級企業家在考慮市場經營績效或擴大客戶服務功能的翻版運應。

所以，它完全可以避免不同地區因不同宗教差異而衍生的信仰衝突。而這也是為何近年來慈濟能正式被大陸國務院核准，成為唯一可以在大陸合法立案和公開活動的台灣佛教慈善團體的真正原因。

此外，儘管證嚴本人迄今，仍認為，《無量義經》中有一段：「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十六字經文，是慈濟近四十年來，特有的台灣本土佛教實踐哲學之核心指導思想。所以每次談到《無量義經》時，她就滿心歡喜！尤其上述的十六字經文，每天都在她腦海中浮現！並一再宣稱：慈濟近四十年來的巨大成就，就是依照這十六字的指導原則所形成。我雖不直接挑戰這樣的說法，是否以偏概全？但仍必須在此同時指出：其所推動的「慈濟宗」運動，迄今為止並不能算很成功。

《南風窗》：《天下》曾透過民意調查，訪問台灣人民心目中最信賴的人，結果是證嚴法師的人氣指數居高不下。台灣人民心目中最信賴的人，竟然是一位比丘尼，這對於佛教而言，具有深遠的意義，能不能這樣認為，這已顛覆了常規社會對出家人極其負面的刻板印象？

江燦騰：證嚴法師本人原是台灣籍的本土法師，生平不曾出國，因而長期關懷台灣本土，一直是她佛教事業的重點。她不像出身大陸叢林的星雲法師，有濃厚的「大陸情結」；對她而言，「慈濟功德會」的四大志業，只是在關懷台灣本土社會之餘，進一步對台灣以外的全人類提供救助與關懷而已。此外，證嚴法師在經營慈濟功德會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業作區隔，讓事業體由台灣的主流菁英來籌辦和管理，非常正確地規畫了事業發展的方向，並在媒體的充分配合下，很迅速地便征服了台灣社會，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響力還漸漸擴散到全球的地域。所以，她能擁有如此崇高的社會聲望，不是沒有原因的。

《南風窗》：過往的政界高層或上層社會多為基督徒，佛教徒好像見不得人似的，可如今，佛教在台灣等上、中、下層社會牢牢紮根。無論是黨政要員還是企業領袖，都以在名片上掛個「慈濟功德會榮董」或「佛光會督導」的頭銜為榮，人們往往會因此而認定他是有道德而可以被信賴的人。在這變化的過程中，你認為佛教傳媒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江燦騰：有關於這個問題，其發展的內情相當複雜，請容我多花些篇幅來加以說明：

首先，據我的理解，此一問題的開頭，好像不是如你說的：「過往的政界高層或上層社會多為基督徒，佛教徒好像見不得人似的。」而是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的佛教徒一直被戒嚴時期（1949-1987）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威權強人政府，當作其最容易使喚和操作的宗教反共組織力在運用，所以有不少黨政高官們或社會上層階層，彼等以作為「高級佛教徒」的姿態，來接觸一些所謂名僧或黨僧。

而就當時諸多的高級僧侶領導來說，彼等必須身兼黨員幹部和從事國際外交（擔負宗教反共或統戰海外僑民任務），才能享有較易進出國境的便利，或其在辦各類活動和大型法會時，才能有不少的黨政軍要員、著名文人、貴婦、巨商、社會賢達，或高等退職軍頭，以及一些不必改選的老國會民意代表們，屆時才會準時出席在彼等應邀之場所，並開始其熱烈地相互捧場和提供巨額的善款捐獻等重要名流角色之應景演出。

所以，在大台北的著名佛寺中，只要稍加觀察或經常在佛寺進出者，都不難指出其不同系統的佛教地盤，甚至連死後葬身之地，也都彼此涇渭分明，各有苗頭和花樣。由此可知，以「高級佛教徒」的角色，作為「台灣社會名流」的象徵，從過去到現在，在戰後台灣地區，其實都無本質上的巨變可說。

當然，若就你所提問題的另一面來看，也就是說，若是我們將時空環境僅放在五○年代到六○年代這二十間來觀察，則其中不容否認，也有部分如你所說的那種事實之社會顯性存在。因為這是在一九五○年夏季的韓戰爆發之後，台灣的東亞戰略地位便立刻被重估和頓時被美國政府納入反共陣營，從此蔣氏強人政權，便藉者大量「美援」和台灣作為美蘇「冷戰時期」的東亞防衛據點之一，所以，才得以將台灣原有的戒嚴措施，再往後延續多年才廢止（一九八七年）。

因而在這樣嚴格控制的特殊政治環境下，以蔣介石和宋美齡這對政治強人的基督教夫婦為首，便在戰後早期的台灣地區，於上流社會間，也跟著開始出現和流行起西方（以美國為主）基督教文化的學習熱與傳播潮。

更大的區別待遇是，在大學教育的領域裡，居然只開放少數的教會學校設立，因此，神父、修女和牧師們，都可自由在各公私立大學中，進出活動和授課講學。反之，則出家僧尼，在此一期間，一律不得進出台灣的各公私立大學校區內。因此，從一九四九年起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美國前總統卡特宣布和中共建交以前，台灣島上的宗教開展，是相當有利於西洋宗教在台的各團體。換言之，在此期間內，台灣社會雖然封閉，但對西洋的各方面倚賴極深，從流行式樣到文化的意識形態，都產生了高度的傾慕之心。所以，在台灣現代史上，這也是一段台灣地區基督教快速發展的「黃金期」。

但，在這同一時期，歷史的發展，呈現雙面性。這是由於相關的前後經貿環境也大為變化。所以，除了有包括前述的基督教西洋思潮的大量湧入外，另外還有出口導向的國際貿易擴大、青年男女職工的高度就業力（有定期薪資收入和能夠累積儲蓄）和在地活躍及有中產階級生活需求的大批中小企業紛紛出現，陣容越來越強，而彼等所主導流行的社會影響力也日益顯著。

此外，為因應僧尼不得進出大學校園，所以在此一階段中，台灣佛教界，以周宣?居士為首，結合佛教界的大德，為了能在大專院校內從事的社團組織與活動開展，也費盡心血地提供大量的佛教獎學金，讓大專學生申請。其條件除學業和操行成績的規定之外，還要寫佛學論文，或學佛的心得報告。同時也從台大開始，在各大專院校，成立學生的佛學社團。兩者的結合，使大專生接觸佛教，乃至成為信徒或佛教學者的人數，日益增多。以上這些，日後都是轉化為台灣佛教經濟力的主要新來源，以及新一代佛教知識分子所吸收的現代思想養份，和形成多元流行文化的國際視野之渠道，所以影響甚遠。

至於你在本題最後，所問到的是：「如今，佛教在台灣等上、中、下層社會牢牢紮根。無論是黨政要員還是企業領袖，都以在名片上掛個『慈濟功德會榮董』或『佛光會督導』的頭銜為榮，人們往往會因此而認定他是有道德而可以被信賴的人。在這變化的過程中，你認為佛教傳媒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我對此問的回答有二：

1、台灣社會並無普遍性地發生類似你所說的，「在台灣等上、中、下層社會牢牢紮根。無論是黨政要員還是企業領袖，都以在名片上掛個『慈濟功德會榮董』或『佛光會督導』的頭銜為榮」這樣的情形。因為台灣民眾對此是既精明又現實主義取向的。換言之，他們在看問題，其實是從實利與真正的績效表現來評估，而非單是以名片上的頭銜為何？就無條件地相信其所作所為。台灣著名的社會評論家楊憲宏先生，有一次在談話中便表示：「這種以捐錢方式取得的道德漂白，並不總是有效！」我同意他的此一說法。

2、至於有關佛教傳媒的功效，我認為越到當代後期的近幾年來，越是只能在確保或盡力維持已靠其他傳媒造勢宣傳且得來不易的宗教榮譽和社會知名度而已，並不能有巨大的直接助益。所以，台灣佛教傳媒並非台灣社會的主流媒體之一，其公信力和影響力都遠不如其他非佛教傳媒的主流媒體之巨大表現度和有效影響度。

註

1 《南風窗》雜誌簡介：大陸的《南風窗》雜誌，於1985年創刊，現為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新聞雜誌。二十多年來，《南風窗》雜誌因能一直堅持嚴肅的新聞理念，並以其敏銳而深刻的新聞價值探索與判斷，以及能強調建設性與分寸感的務實新聞操作，所以逐漸形成了《南風窗》特有的品質和氣質，也形塑了《南風窗》對社會問題特有的解讀和視角和特有的《南風窗》文采風格，因而，吸引了中國社會的主流人群並得到讀者認可。現在的《南風窗》不僅記錄和見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而且成為中國大陸對外文化與新聞交流的一張名片，其品質及影響力，也躍居為中國新聞的「標杆」主流媒體之一，不僅被大陸國內業界所認同，也被國際傳媒所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