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來賓迴響」採訪報導
■ 採訪小組：釋耀行、釋禪文、釋明悟、釋星靜、林碧津、江曉音、孫惠珠、潘鳴珮、高慶珍
2011年台灣宗教學會「建國一百年宗教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連續兩日的精彩討論中圓滿落幕，採訪小組走訪與會學者來賓，就其對論題之延伸看法及對本次研討會之建議，做出整理，以饗讀者。
■ 昭慧法師（台灣宗教學會理事長）
能夠順利舉辦如此大型的國際研討會，得感謝學會的各位理監事，因為他們在各個不同的學術領域中，接觸到該領域的傑出學者，從而推薦他們參加本次會議，大家又集思廣益設定一些子題，才呈現出研討會的整個主軸和框架。
擔任理事長的兩年來，很感謝堅意法師和弘誓學團，幫我撐起了會前、會後的諸多事務，所以會議才會顯得這樣有聲有色。而任何一個學會，都會面臨資源不足的問題，所以學會的工作推動是不容易的；但是即便沒錢、沒人，也要撐下去。
而且，台灣宗教學會是一個宗教學者組成的學術社群，長遠來看，建構這樣的學術社群是很重要的。因為，大家平日在各自的教學或研究機構，也許有自己的研究小群，但是不容易形成大的研究社群凝聚力量，畢竟個人的資源有限。從舉辦研討會就可看出，如果沒有大的社群支持，其實是辦不了大規模研討會的。所以，台灣宗教學會建立一個平台，讓大家可以彼此交流與合作，有其重要的存在功能與意義。
■ 李豐楙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
問：請問您對建國百年來，台灣本土宗教的發展、變遷、貢獻及影響，有何看法。
答：在這一百年來，台灣本土宗教在社會方面變遷得非常快。因為特別的時代環境，剛好中國大陸的宗教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相對來說，台灣在本土宗教的保存與發展，比中國大陸完整得多。再者，台灣在社會變遷當中，包括所謂的資本主義及理論所講的知識文化，本土宗教剛好經歷這段社會的巨烈變遷，不但沒有受到壓抑，反而趁著機會在發展。我想，這個經驗就跟台灣文化一樣，它就是個實驗。對於中國大陸目前經歷文革開放之後，面對社會更大的變遷時，他們對本土宗教到底要怎麼去開放，我認為，台灣的經驗對他們而言是很有意義的。
什麼都可以實驗，只有文化不能實驗。因此，台灣在本土宗教這個區塊，有非常寶貴的經驗，其中還包括本土宗教面對其他宗教的發展，如：漢傳佛教在台灣的蓬勃發展，基督教以及教派宗教，像一貫道的合法化，新興宗教在解嚴後派系的成長，讓本土宗教無論在道教或民間宗教信仰等，自然地形成一種和平共存但又競爭的狀態。這種經驗，大陸將來一定會碰到。而且，台灣的經驗，跟整個華人世界如馬來西亞或新加坡比較起來是不一樣的，因為所面對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我對台灣這一百年來，本土宗教經歷了政治的戒嚴與解嚴狀態，以及社會、經濟上的變遷發展，本土宗教很自然地有一種調整的能力，它面對挑戰不但沒有消失，還相當有發展。這對百年來台灣本土宗教而言，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問：請問您對本次研討會的看法。
答：我參加過台灣各地舉辨的各項百年會議，宗教學會承擔這次的研討會，我肯定其具有正面的意義。最主要的是，宗教學會現在幾乎由宗教系所來推動，等於是透過宗教系所的聯合性學術來做探討。這是第一個意義。
其次，這次學術會議活動，內政部補助的經費有限，理事長昭慧法師運用他的資源，將會議內容設計得相當豐富、龐大，我看過所有的會議資料，其內容很多都很好，顯示出宗教學會所推動的宗教學術，相對於過去更加成熟、更有發展。透過這樣的機會，對宗教學術做個檢討，是其有必要的；能邀請到台灣與國外具代表性的學者，對訊息的傳遞、未來的展望，也有相當意義。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唯有透過從內部及外面來的各種不同的聲音，才能為台灣的宗教學術、宗教學研究，提出一些比較客觀的檢討。因為，這次有遠從國外來的學者，透過他們的想法，相信對我們是很好的建議。過去台灣宗教學會的年會，很難有這樣大的規模，這次剛好藉由建國百年的機會，所以是非常難得的。同時也刺激我們省思，台灣宗教學術界是不是逐漸意識到，要有自己的「主體性」？如果要，那該如何建立？這次會議中的很多題目，多少刺激了這方面的省思。我覺得，這樣的檢討是相當難得而且有意義的。
■ 藍吉富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這次研討會，我有以下感想。這次與會的學者，除了本地人士之外，也包含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等的國際學界人士，其中還有來自葡萄牙的友人。這現象說明，學術會議對於提昇台灣在地球村中的能見度，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在台灣的外交處境頗受阻饒的今天，這樣的活動，值得政府多支持，因為，這是「用內政支援外交」的一項花費不多而成果不少的活動。如果各種學門都能經常舉辦，蔚為風氣，並由政府大力支援，則當會更有效、更快速地看到「學術研究也有可能幫助解決外交困境」的成果。
此外，對於台灣宗教學會諸位成員為這次活動所付出的心力，我也在此表示敬意。
■ 洪山川總主教（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問：請問總主教，天主教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與影響？
答：主要在教育、文化與醫院三方面。教育方面，天主教建有四十七所大、中、小學，五十年來受教人數也滿多的。醫療院所方面，有醫院十家、診所七家。社會服務如安老、服務越南、大陸等外籍新娘、外籍媽媽以及菲律賓等外籍勞工，我們設有很多的機構提供他們服務。天主教的養老院、安養中心、喜憨兒、重障、殘障等服務機構，就佔了台灣總數的一半。雖然教友的人數很少，僅三十萬人，可是我們服務的層面非常廣。總括而言，天主教對台灣的貢獻，學校教育佔最大部分，因為四十七所大中小學之外，還有兩百多所幼稚園。
問：社會給予的回報是否對等，堅持的信念是什麼。
答：天主教的社會服務，都不講求回報，大都是外籍傳教士離鄉背景，接受台灣教會的邀請來台灣服務，最多只是得到政府的一張獎狀、一個獎盃、或是一張榮譽公民、榮譽縣民，有些已拿到身分證也不錯了！因為服務的過程就是一種回報。而堅持的信念是來自對天主的信仰，就是要當傳教士的堅定信仰，因為我們受的教育就是要去普天下傳教，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天主之名幫人們受洗。傳教是一種工作，服務也是另一層次的工作，服務的過程即是回報，為最小弟兄所做的，即是為耶穌所做，我們願意為耶穌而做。
問：目前在教育方面碰到的瓶頸是什麼。
答：在五十年前，政府沒有辦法設那麼多的學校或是在偏遠地區辦補給教育，而這些地方都是由傳教士來蓋學校、辦診所，但是目前政府已有足夠的能力，所以我們在這些方面要轉型。天主教要重新去定位，尋找社會還有什麼需要我們去做的，譬如服務愛滋病、中輟生、吸毒者。政府做不到的，由我們去做，當我們做一段時間，政府財團有興趣了，我們再交棒。天主教常扮演點火的角色。
問：總主教早期就已在監獄裡成立輔導社，請談談是怎樣的情形？
答：我是把已經在各監獄服務的天主教神父、神職人員，把各個點連成線、再串成一個面。二十年來我招集了三百個義工，在五十所監所服務，每個禮拜進監輔導受刑人，工作一直持續到現在，每年還有兩次的訓練。在此也「感謝」政府讓受刑人愈來愈多，讓我們有做不完的工作，因為社會愈亂，我們也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與物力。
■ 陳志榮教授（真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問：請談談基督宗教在台灣社會的發展與貢獻。
答：基督宗教傳來台灣分為幾個時期，但真正發生重大影響，教會能繼續存留下來的重要時期，是在十八世紀中、末期宣教士來台，包括在1860年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天主教修士郭德剛，到屏東萬金所建的聖母堂開始，也就是最近媒體報導的，要把聖母馬利亞迎出來全台遶境的萬金天主教會。而基督教的新教是從1865年，從台南府城開始宣教，在台北則是1872年，由馬偕從事最早的傳教工作。
後來進入台灣傳教的，是1895年的日治時代，日本派宣教師來台灣宣教。那時有一個日本教團，包含衛理公會或是浸信會，都有派宣教師來台灣建立教會。例如，台北教會就有一些是來自日本教會，又如在中山北路、林森北路的中山長老教會，原本是日本教團所建的衛理公會，到了1945年台灣光復之時，由長老教會將它接收。
在1945至1949年間，台灣突然湧進許多國外來的宣教師，他們來自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在台灣都有聚點，他們都是從大陸徹退出來的。因為，大陸幅員廣大，在各省分都派有宣教師宣教，譬如在山東有內地會等，因為1949年共產黨佔領大陸後，就全被驅逐出境到澳門或香港停留。宣教士們當時都非常傷心，心想一輩子學中文，二、三十年都在講中文的地區工作，這時還能去哪裡？突然之間，神跡出現，有個台灣可以讓他們講中文，又可以傳教，所以全部調來台灣。因此台灣社會從1949年開始，進入「基督宗教的戰國時代」，全世界各個教會在台灣都有聚點，努力傳教。
戰後的台灣社會比較貧窮，當時美國透過聯合國組織對台灣發放救濟物資，包括衣服、營養品等。後來經過調查發現，當時美國對救濟品的發放系統有些考量，因為認為國民黨來台建立的政府不太健全。某個程度而言，美國不信任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認為有點腐敗，救濟品拿給政府恐成中飽私囊，所以把救濟物資轉給基督宗教發放。那時，拿到救濟品的教會理應給里長、鄰長來發放，一部分的教會領袖會也這樣做，但是大部分教會以民眾是否來教會做禮拜，當做發放救濟品的先決條件。這也就為什麼基督宗教有一個臭名──「食教」，對此舉描寫得很真切。
回顧台灣的基督宗教，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可從二方面來談：一是醫療，二是教育。這是當時台灣最需要幫助與建設的，因此教會蓋了很多學校與醫院，用醫療與教育來協助台灣。基督宗教透過這兩個方式傳教，有具體的成就與貢獻。
就教育而言，台灣北部的女子教育是從馬偕來台才開始的。馬偕1872年來台灣北部淡水傳教，1882年建立牛津學堂，那時是台灣最新興的學校，一位清朝官員在開幕時盛讚牛津學堂是台灣的首創。馬偕做了一個很好的教育榜樣。
牛津學堂最早的規劃是要訓練牧師，他的兒子在日治時代將學堂規劃為宣教師的訓練營，經擴大之後成為一所中學，就是淡江中學，後改名淡水中學。他們招收許多有志青年，神學院畢業之後到日本留學，其中有一位名叫陳清義，成為馬偕的大女婿，陳清義的弟弟陳清中，是牛津學堂一個學生叫陳火的兒子，陳清義、陳清中、陳清河是伯叔兄弟，陳清中後來去日本同治社大學留學，並組織橄欖球隊，回台後曾當淡水中學的校長，訓練出台灣第一支橄欖球隊，他訓練精良的程度，打敗日本海軍戰艦的橄欖球隊，讓日本隊顏面盡失。馬偕從這件事看到，教會只要努力經營學校，學生必有傲人成績，這也說明教會對台灣教育的努力與貢獻之一。
第二個貢獻就是在女子教育方面。馬偕娶了台灣太太張聰明，她是一位童養媳，幫助馬偕從事宣教工作。他們認為，真正對家庭有影響的是教育，所以成立了一所女子學堂，在馬偕的牛津學堂旁邊，所在地就是現在真理大學旁邊牛津學堂鄰近的一所幼稚園。在當時，要招收女學生，還要付錢給女學生的家長，因為女子在當時是家庭的勞動成員，可以工作賺錢貼補家用，如果女子去讀書，那麼學校就要付錢，補貼給學生家長。所以，馬偕當時建立女子學堂，不但沒收到學費，反而要付費給學生家長。
因此馬偕建立的女子學堂，可說是台灣女子受教育的濫觴。當時台灣社會沒有把女子送去學校讀書的觀念，只有大戶有錢人家才有這個能力，一般家庭的女孩子只是勞動的工具，沒有受教育的可能性。所以台灣女子能受教育，是基督教宣教師來台灣宣教中，最大的貢獻之一。
醫療貢獻方面，馬偕到台灣之前就有一些預備，他聽說英國宣教師來台灣宣教時，看見台灣原住民有吃檳榔的習慣，於是有人建議他到台灣去要帶拔牙器，於是他在紐約訂製了二把拔牙的鉗子，有一把是他的學生嚴清華在用，這二把鉗子已成為歷史文物，保存在台北馬偕醫院十二樓的史料館。台灣原住民有需要拔牙的話，就等馬偕去傳教時，請馬偕幫忙拔牙，馬偕會先唱詩歌，再幫他們做禮拜、禱告後，再為他們拔牙。
教會醫院的設置，首先是在淡水教會旁蓋了間軍醫館，到現在還存在，這是一所對平民開放的醫院，也常常會有外國船員、領事館人員來看牙病。另外，當時還流行「瘧疾」，後來馬偕本人也感染到瘧疾，他有一套治療瘧疾的方法，就是讓病患喝大量的檸檬水，支持他的身體機能，並讓他流汗，使他順利恢復體力。但是瘧疾無法根治，原蟲仍留在血液中，當身體免疾力降低，就會不斷地發作，所以馬偕每天都很注意氣候的溫度與溼度，因為如果溫度降低、溼度低，瘧疾就會發作。
而軍醫館，首先創設的原因不是為了紀念馬偕，而是紀念一位同名馬偕的船長，馬偕船長的太太在先生過世後，出資建立了這所軍醫院。台北馬偕醫院才是為了紀念馬偕牧師而建的，馬偕醫院在日據時代啟建，是台北教會捐資興建的，馬偕在1901年過世，在1910、1920年代從淡水到大稻珵建了現在的馬偕醫院。
另外，在建國百年的此時，我個人對教會有一些期許。教會對社會秩序要承擔起道德規範的責任，成為社會道德的良知，當社會遇到重大問題與困難時，教會要站出來發聲，不能閉口不言。例如，我很讚嘆昭慧法師反對 博弈觀光事業進入澎湖所做的努力，政府以公投方式決定博奕是否在澎湖設立，在投票之前，昭慧法師聯合不同的宗教人士，到澎湖遊行示威抗議，表達反對博弈進入澎湖，後來博弈公投失敗，阻止了博弈進入澎湖。我認為，教會要看到這種樣式，成為社會道德良知的重要力量。
問：請問陳教授您對本次研討會的看法與建議。
答：這次研討會辦得非常好，不論上一次在弘誓或這次在中央研究院，所辦的研討會都非常好。在研討會內容、志工的秩序，都是有條不紊。所以，這次宗教學會建議昭慧法師能連任，但是他旁邊的工作人員可能太累了。這次的研討會，可以成為未來的典範。我作為一位宗教學者，衷心感謝昭慧法師對這兩次研討會的貢獻與付出。
■ 鄒逸蘭修女（胚芽婦女關懷協會秘書長）
問：修女在天主教會不算神職人員，為什麼不是呢？天主教中是否有團體在從事這方面的爭議性議題，或者更深刻的、有別於傳統的論述？
答：在天主教的制度中，屬於管理教育方面的，是「聖統治」，目前聖統治是純男性的；另一方面的修道生活，也就是獻身生活，則男女都有。教會開始時，就有一些男性修道人和女性修道人，生活在比較邊緣的狀態，做祈禱、做服務，不太參與教會中心的管理，於是到後來，很多修會的男性成為神父。所以大家會看到，有些神父是修會的，有些是教區制度的。修會的生活方式，有的是入世服務，有的是隱修，可以隨時自由彈性調動到需要的地方去。
從開始，修女們和主教們保持著蠻友善的關係，他們知道我們很努力地在做一些事，幫助教會和社會做一些大家不太有機會去碰觸的部份。但是，總有人誤解我們是在跟教會做對。事實上，我們是抱著一種心情，覺得某些部分我們是需要去面對的。因為，在正式位置上的人，有些話其實不方便說，所以我們等於是在野的、民間的、邊緣的，作為勸諫的、發聲的，幫忙提出問題，把事情看清楚的角色。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互相幫忙的。
可是有一些議題，還是太有威脅性。現在全世界教會的氣氛，對於這些議題，愈來愈收緊，現在比較年輕的神父的態度可能更保守，我們會遇到一些比較辛苦的狀態。在我們那個年代，有一些神學院長、資深教授，他們的見識、心胸和開闊的程度，和你現在看到的不一樣。
問：這樣的環境會不會影響您對天主的信仰？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讓您繼續為婦女付出奉獻？
答：基本上，我們是跟隨著耶穌基督，所以在對婦女的態度上，我們是看耶穌基督對婦女的態度。從歷史來看，基督宗教是從猶太宗教一直演變下來，教會曾受到希臘羅馬文化的影響，於是有一些歧視女性的色彩帶到宗教內。初期教會時期，耶穌基督帶來了新的方式、改變了很多東西，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都改變。像在基督宗教的國家，還是曾經有奴隸制度，以及聖戰的戰爭。
對聖經的解釋，難免帶著歷史文化、社會偏見與個人限度，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去了解，原來的到底是什麼？有些現象，是因為說的人這樣解釋，而聽的人沒有再去深究，就一再傳下去。所以胚芽婦女關懷協會一直強調，整個社會架構對我們個人的影響，如果沒有去覺察它，我們就是不知不覺在參與、複製這些歧視。我們要做的，就是讓這些偏見、成見到我為止；在你改變別人之前，要先改變自己。
■ Phil L. Frandsen（范德森長老）＆Brenda P. Frandsen（范美琳）（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問：請問您參加本次研討會的感想。
答：我們在教會裡負責公共事務，主要和其他教會、政府部門及媒體聯繫。因此，當邀請函寄到教會來，我們決定向主辦單位報名前來參加。在收到邀請函之前，我們還不知道有台灣宗教學會的存在，聆聽今天早上兩個演講之後，真是大開眼界，收穫良多。過去我對佛教瞭解多一些，至於道教所知甚少，有此機會對其他宗教多一層了解，非常值得。我在美國的教授們應該來此聆聽，我想他們會有高度的興趣。
在這次研討會中，我們也才知道，除了慈濟，原來台灣另有三大佛教團體。台灣佛教團體中，我們只拜訪過慈濟，和慈濟有些合作，一起進行賑災，幫助受水患風災之苦的老百姓。我們曾三次造訪花蓮慈濟，未來還有更多拜會的計劃。我們希望和台灣的佛教團體有更多的接觸，誠如洪山川總主教致詞時提到的，宗教界應該攜手合作，共同努力。因此，我們需要多進行交流、溝通，增進彼此的瞭解，這正是我們長久以來的期望。
問：您如何看待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以及宗教本土化的問題？
答：台灣是一個變動的代名詞。五十年前，我首次踏上台灣，現在所見的一切，和當年早已截然不同，不管是人、建築物、景觀等等，甚至社會氛圍都改變了，變得讓人更加自在。台灣的改變是持續性的，從我們教會的轉變就可以看得出來。當年，我們在台灣只有13個支會，現在則超過100個，信徒大約五到六萬。這些年來，我們看到了台灣的發展，也看到了基督教會有相當的發展。
我們相信，宗教是植基於神的旨意，而非任由我們決定的。當我們說本土化時，我完全同意應該尊重地方習俗，也認為由本地人負責傳教更為恰當。正如洪山川總主教是台灣人，他出生於澎湖馬公，而目前我們教會大多數的傳教士也是在地人，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發展。回想50年前，我們所有的神職人員清一色是外國人，有著高鼻子、藍眼睛。不過話說回來，在地化為的是發展宗教，促使宗教在當地的適應，而即使在美國、法國的教會組織，還是會和這裡的一樣，畢竟，宗教是神的宗教，非屬特定國家。
■ 朴永煥教授（韓國東國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教授）
問：百年來台灣佛教的發展中，您最肯定的面向為何？台灣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展望？
答：台灣佛教最令人肯定的一面，是改變傳統佛教保守的形象，與時俱進，和老百姓在一起，這是所有宗教發展必走之路。從禪宗的歷史來看，中國禪宗也曾以戒律簡略化、平民化、走入群眾，而這樣的發展，同樣受到士大夫的歡迎。
一般認為，佛教談來世，台灣佛教的發展恰恰扭轉了這一點，讓佛教成了現世宗教。畢竟，此生尚且苦不堪言，如果無法救助，死後談救贖又有何用？而韓國佛教至今尚未走到這個階段，有些先覺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例如韓國知名的五臺山月精寺住持正念法師，他所提出解決韓國佛教弊病的主張，正是類似台灣佛教發展所走的途徑。從這點來看，韓國佛教界十分關注台灣佛教的發展趨勢。包括《佛光大辭典》在韓國也廣受學界參考引用。我曾經就此問過一些年輕法師，他們也提到，佛學院畢業旅行都會安排到台灣參訪。
所以，台灣佛教的發展，不僅僅關涉台灣內部，更有國際化的意義。我和美國學者進行交流時，他們也說到，台灣佛教在美國的影響雖然不是很大，但是看得見，相較之下，韓國佛教就不見蹤影了。當然，佛教在美國仍以藏傳佛教為主流。
藏傳佛教廣受歐美人士歡迎，主要得力於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其次是藏傳佛教有其神秘性。在物質文明發達的今日，人們的精神生活異常空虛，無所依靠。究竟該如何超越苦惱？唯有依靠修行和生活的結合。藏傳佛教在韓國一樣受到歡迎，著眼點就在修行方式。它走進一般人的生活，提供服務，透過修行幫助人們解決苦惱。修行和生活結合，而生活之餘，修行未遭到偏廢，這是藏傳佛教得以在世界各地發展的原因。
問：您提到「儒教式的佛教」、「儒教式的基督教」，能否加以說明？
答：去年我向台灣教育部申請一個研究課題：「傳統宗教思想在台灣當代社會的作用與貢獻」。之所以進行這項研究，因為我在中國大陸待過四年、台灣待四年半，去過日本幾次，東北亞轉了一圈後，過去以為大同小異的國家，這才發現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為傳統思想的作用不一。
在台灣，儒、釋、道三家思想均衡發展，我認為這是台灣社會極大的優點，也是它發展的本錢。至於中國大陸，經過文革，儒家思想幾乎已蕩然無存，這也是許多中國人特別鍾愛韓劇的原因，因為韓劇有著濃厚的儒家思想元素。中國人，特別是學者，不以消費者娛樂的心態觀看韓劇，他們是以嚴謹態度來研究，認為韓國文化比中國更中國化。
韓國社會籠罩在儒家思想之中，特別喜愛出自易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如此文化背景下，韓國基督教的發展十分特殊。綜觀世界宗教，男女地位最不平等的基督教，就在韓國，幾乎見不到女牧師，甚至有知名的基督教神職人員公開表示，女人不具有擔任牧師的資格。這是其他國家未曾發生過的現象。而全球最大的基督教會，也在韓國。今年韓國總統李明博在早餐祈禱會上，因牧師的提議而下跪，引發全國爭議。韓國首爾大學宗教學者曾分析指出，出現這種作法，其實和儒家思想有關。
儒家思想有著強烈的排他性，更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如同《岳陽樓記》中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朝鮮士大夫，因此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剛強上進，不怕犧牲、不怕苦，前仆後繼。儒家「排除異己」的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結合之後，成為韓國特殊的基督教──儒教式的基督教，不但發展出男女不平等現象，也有著競爭、狂熱的表現。阿富汗、巴勒斯坦，這些旁人聞之卻步的地區，韓國基督教人士無所畏懼前往傳教，正是本著儒家責任意識的表現。
至於韓國佛教，也有同樣受到儒家影響的情形。原本佛教談萬法平等、僧俗平等，但是韓國佛教界重視的卻是宗族、家門的觀念。因此，我們看到了韓國佛教曹溪宗不同派系之間的競爭。至於出家眾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我認為原因不在八敬法，它反映的其實是韓國整體社會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現象。
韓國社會民風保守，回顧歷史，朝鮮王朝、高麗王朝各有五百年歷史，立國難、守成易，不比中國歷史上時有群雄割據的局面出現。反映到宗教，任何宗教要進入韓國社會，並不容易，一旦成功進入之後，也就持續穩定發展了。
相較於韓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台灣佛教卻走出了傳統儒家文化圈，儒、釋、道均衡發展，相互融合，加上先覺者的知見引領，打開了佛教格局，受到百姓的歡迎。尤其，台灣佛教文化的熏習，是從小開始的，之於韓國，這是很明顯的對比。根據統計，韓國佛教人口仍多集中在農村，而高學歷的都會人士多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年輕人多不信仰佛教。我想，韓國佛教界唯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自我反省，結合學術、文化、弘法三者，向下紮根，推動佛教現代化發展，這才是韓國佛教的未來！
■ 江燦騰教授（北台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問：教授發表〈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新論〉，請教您對戰後台灣佛教發展情形的觀察。
答：撰寫《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是建構在個人幾十年觀察的基礎上，也就是，台灣學術界該怎樣看待1949年的大流亡潮？其影響於後的作用是什麼？過去對此問題的看法是，當時台灣因為延續了大陸的政治法體，所以總統可以做很多屆，中央民意代表不用改選，而蔣總統又是基督徒，所以在當時，佛教是居於次要地位的。反之，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無論選擇任何一種信仰，都是受法律保護的，這當中沒有價值觀的高下，沒有所謂「正統」的觀念。例如在大陸，明清以來幾百年間，沒有任何一個省份發生佛教批判齋教的事情，台灣的日據時期也沒有。但民國38年後，本來與佛教不同的齋教徒，卻被強制要求剃頭，否則就不能擔任住持，這整個過程是相當粗暴的。
我們慶幸的是，活到了今天，解嚴後所有法律回歸正常，可以重新用現代化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而覺得以前那些看法是偏頗的、是帶有歧視性的。因此，我提出了「雙源流、雙繼承」的看法，稱之為「雙源匯流」。但是如果只講這個，歷史就停滯了，於是我進一步提出「在地轉型」，即「多元化」、「國際化」的趨向。
■ Elise A. DeVido教授 （紐約聖玻波拿文都大學助理教授）
問：請問您參加研討會的感想？
答：我很喜歡這次研討會的規模，不小也不大。會議氣氛令人沒有壓抑感，感覺很輕鬆，這樣很好，因為我以前也參加過很多會議，可是讓人會覺得很緊張。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次參與的人員裡，有很多我都認識。我很喜歡昭慧法師，所以感覺很親切，參加弘誓承辦的研討會，就好像回到家裡一樣。
此外，我覺得這次論文發表人的報告非常好，看得出來很認真，有充分準備。我很欣賞藍吉富教授以歷史縱深的角度所做的綜合報告，其他學者當然也都很好，但他做得尤其好。這次研討會有很多主題，我覺得天數不太夠，應該要舉辦三、四天，感覺意猶未盡。
另外我想請問的是，為何沒有邀請原住民相關信仰的發表人？我知道很多原住民已經信仰基督教，可以請他們來講講受洗前原本所信仰的宗教──祖靈信仰。因為，台灣在漢人來到之前，原住民就已經生活在這裡了，可能他們大多已經信基督教了吧！我知道有些神父在鄉下地方的教堂，會將原住民的習俗或儀式，與天主教舊有的儀式融合在一起。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將論文集正式出版？若作者修改過後正式出版，對國家、對學術界會有很大的幫助。雖然對學院會是很大的負擔，因為有太多書要出版了，但是建國百年是很難得的紀錄，尤其是在宗教方面，真的很寶貴！
問：對「入世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對不同的名詞翻譯，您有何看法？
答：「入世佛教」的定義，是沒有統一的。有人說要翻成「參與佛教」，有人也有其他想法，因為本來佛教就是入世的，佛陀在證悟後就開始講法，講法這個動作就是入世啊！佛陀沒有隱居起來。其實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名稱都沒有統一。屬於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例如昭慧法師這類批判性佛教（Critical Buddhism）。而慈濟功德會就算是，但也有人說不算，因為他們主要是做慈善，他們不批評政府。
的確，對於這些不同的名稱，有些人會有疑惑，但是有些人連Engaged Buddhism也不知道。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一行禪師，可是外國人並不知道昭慧法師的入世活動那麼多。所以我鼓勵昭慧法師，要趕快將著作翻譯成英文，因為華語界大家比較知道她，但是西方人比較少。所以最近我出版一本書《台灣比丘尼》，書中有提到昭慧法師，但也只有一點點而已。所以，非常希望昭慧法師的譯作趕快出現，讓英語世界知道台灣也有Engaged Buddhism。
■ 吳永猛教授 （普安法教學院校長、空中大學名譽教授）
問：您的論文談到經濟因素影響宗教的發展與變遷，請談談您的看法。
答：經濟發展對整個食、衣、住、行，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對於宗教而言，若從建築物去看它的變化，當然條件好時，就建得比較金碧輝煌，這是會有影響的；至於它對於宗教內的虔誠度，就未必有相對的影響。這是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所得的結果，是先有一個假設，以一個模式去做量化分析，從變數的變動得出來的結果，而在虔誠度方面仍有研究的空間。
至於宗教對社會的影響，是否也會隨著經濟變遷呢？有人埋怨，台灣早期經濟條件不好時，社會問題反而少，而今條件比以往好太多，宗教也如此蓬勃，為何每天社會新聞以不好的居多，人的煩躁度、憂鬱症愈來愈多？這就是我們要去探討的部份。宗教對社會的影響，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負面的，有些是彼此互動、相互影響的，以這樣的區分再來探討，較能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問：您提到，以宗教募款而言，佛教所受的捐款獨占鰲頭，其原因何在？
答：以近百年的佛教來看，在早期傳統的清治時代，佛教與民間信仰是結合的，屬於祖宗祭祀；到日治時期，雖然聲稱是佛教，但在台灣的漢人，有種族上的衝突，佛教仍是結合著民間信仰；在戰後（民國38年後），大量江浙出家和尚來到台灣，認為台灣佛教不是純粹的佛教，應該要重新受戒，就形成了正統佛教與非正統佛教之區分了。兩者明顯的區分在於，出家佛教專心弘揚佛法，而民間佛教如齋教，在有空的時候到寺裡作法會，僅有主持儀式而已。
而出家佛教，因為和尚講經說法與佛經的流通，產生很大的影響力。當時，宗教本來是不能進入大學的，但是靠佛教界前輩如印順導師等人的努力，讓佛教可以在大學內成立學社，而我正逢其時，是當時的大學生，也加入了佛學社，至今也逾五十年了，這個影響是知識份子對佛教的肯定。早期的民間信仰，是以當地仕紳為主流，在地方上做傳播，大致上有錢的都會去奉獻。如今，轉變為知識份子為信奉佛教的主流，進而影響週遭，大自企業團體，小至家庭個人，帶動了佛教的捐款。反觀民間宗教，仍是傳統的收入，例如點燈、制化等等，是很有限的。
問：請談談法教的發展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
答：我對比其他宗教來說明：基督教堂是硬體，神父、牧師是軟體；佛教寺院是硬體，僧侶是軟體；道教內道觀是硬體，道士是軟體；而法教內宮廟是硬體，法師、乩童是軟體。由於我八歲入宮廟，學習法教內的法，那時有一套訓練神職人員的體制，從基礎班到進階班的階段稱「點小法」，就是入門，而後「坐禁」七七四十九天的進階，過程相當嚴謹。這是我從國小到高中在宮廟內的資歷，一般人不容易有這樣的機會。從大學到研究所，我研究佛教，特別喜歡禪宗的「禪七」、淨土的「佛七」、密教的「閉關」，這些我都研究過，其中有許多是互通的，在法教內就稱為「坐禁」。
現在回溯起來，佛教界已經發展得很好，而在法教界，據我觀察，台灣宮廟這麼多，需要更多的神職人員（法師、乩童……），而目前沒有這樣的訓練機構。各宮廟大多是財團法人制度，各自經營，而不是在弘法，因為大多是半路出家，不夠紮實完整，因此常被污名化，以迷信、不入流來看待。在政府部門無法介入，宮廟內部沉浸在吃喝玩樂、交際應酬當中，而我看到其中的需要，經評估之後，我自認為資歷完整，就自告奮勇成立法教的教育中心，主要是訓練宮廟內的神職人員，他們需要具備各宗教的知識，還有法教內的科儀，整個的修行狀況，有一套完整的訓練次第。各宮廟人員有這方面的需要，只要報名，我們就替他們代訓，這樣多少會提昇素質。
■ 張珣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問：請談談民間信仰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答：民間信仰對保留傳統文化有一定的貢獻，人類學家對宗教的定義是：小我（個人）的生活目標投向大我（族群）的延續。例如結婚生子，對老百姓的人生目標，超越了現實的意義，賦予了超脫時、空、小我層面的意義。漢民族慎終追遠，會定期祭祀祖先，結婚生子而能傳宗接代以延續對祖先的祭祀，不僅時間長遠，意義也擴大了，是中華民族敬天法祖精神的延伸。
問：民間信仰最為人詬病的是神壇到處林立，不知教授如何看待？
答：為數眾多的神壇，有向政府登記的稱為寺廟，未登記或無法登記的稱為神壇。政府基於保護國民的立場，想對神壇進行管理，但基於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應該要對宗教的實際作為去了解，如是否涉及宗教歛財，一般的法律規範應已足夠。民間信仰的缺點，有時看來會導致民智不開，但也因其沒有統一的教義和經典，主祀的神明眾多，可分為幾類：如自然神（日月星辰、山川土地、風雨雷電等自然物），人格神（歷史上發揚忠教節義的民族英雄……），物神（床神、灶神……）等等，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處世的道德標準，也表現對萬事萬物的敬重。「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深入人心，對社會秩序的穩定有一定作用。看似複雜而難以理解的信仰行為，其實反映了民眾趨吉避凶、祈求平安的內心祈願，以及對於現世生活的期望。
問：教授對本次研討會的看法與建議？
答：昭慧法師不僅得人心，帶領的工作團隊更是素質很高，辦事效率一流，本次學術研討會，呈現相當高的水準，辦得很成功！
■ 瞿海源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問：您對宗教立法之回顧與政教關係的看法？
答：台灣並沒有宗教法，在1989年訂定新的人民團體法，回復人民結社自由的權利，從此各類宗教團體向政府登記，成立合法的社團法人組織。至此，在台灣，宗教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宗教團體不再受到政治的壓迫。然而，由於政治選舉動員的需要，政治人物對政教關係的認知，地方政教關係與利益的糾葛，社會慈善福利需求，乃至戒嚴威權政治的殘餘，政教關係有了新的發展和問題。
戒嚴威權時期的總統近乎「天子」，宰制整個社會，控制所有宗教。到了民主社會，由於要贏得選舉，就必須爭取選民的支持，而宗教團體往往有很大的集票能力，就成為參與選舉者之所必爭。這本是民主社會不可或免的現象，但是在台灣，宗教不但多，而且大部分宗教團體都相當世俗化，甘心臣服於政治之下，把總統看作是天子，有大型的祭典就要總統來主祭，或是至少恭謹祈求總統親臨，這些宗教團體從來不考慮政教分離。馬英九以總統身分前往各大宗教團體重要儀式祭典並致詞，向基督祈禱，向佛祖、無生老母求保佑，在道教宮廟安太歲，他究竟是信神還是信佛？還是甚麼也不信？他這樣什麼都信，什麼都拜的做法，不但對自己信仰的宗教不忠，對所有各類宗教也不尊重。
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也直接涉入宗教事務，例如台北市和彰化縣，都參與主辦盛大的媽祖宗教祭典，完全無視於政教分離，政府資源不可資助特定宗教團體的原則。縣市長和縣市政府以政治權位和資源，與特定宗教團體交換利益，置其他宗教於不顧。政教分離的原則，基本上是政府不介入宗教事務，不以政府和公共資源支助特定宗教團體；若要資助宗教團體，也不是不可以，就必須資助所有宗教團體，政府資助媽祖誕辰祭典，也就必須同樣的資助佛誕、耶誕、乃至各種神明的誕辰。即使資助所有宗教團體，政府首長也不應該以官方身分只參與特定宗教的祭典和活動。
宗教人士是否可以參選立委、總統？答案是肯定的。由於宗教人士並不失卻公民身分，仍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可以參選立委、總統，可以擔任總統，但不可以宗教治國。若以宗教治國，則有可能以公權力排除異己，壓迫其他宗教，而產生政教不分的問題。
■ 林本炫教授（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客家研究學院副教授）
問：建國百年來台灣宗教行政的發展，在觀念上是否從管理走向了服務，跳脫將宗教問題窄化或物化的狹隘面向？
答：我們先談談「管理」的涵意。「管理」，對照英文management，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中文思維上，我們容易想到「控制」（control）。事實上，企業管理，英文是business 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是public administration，管理和行政，英文都可以用administration涵蓋，而真正的管理包含了服務的意涵，用之於宗教行政，不代表政府和宗教團體從此相安無事，絕不再發生衝突，不同的是，他們之間的衝突或摩擦，自此轉化成行政層次，不再是政治層次的衝突。換句話說，雙方可以透過協調、溝通，以解決稅務、土地或宗教建築等問題。
台灣宗教行政，近二十年才真正進入行政層次。1949年到解嚴前，則是宗教政治階段。這個階段有兩個根源，一是源自大陸時期的反宗教運動。反宗教運動，認為宗教是封建、迷信的，宗教違反了民國初年所希望達到的富國強兵，所欲追求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民主和科學這兩項國家的重要目標。
將宗教視為封建、迷信，不只發生在中國，西方社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瀰漫著唯科學主義思潮。漸漸的，開始對科學進步主義出現了反思和批判，正如現在常提到的「風險社會」、「高科技高風險」，意味著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很多問題是科學帶來的，例如核災。一旦科學發展到一定程度，回過頭來進行省思時，宗教和科學的關係也就跟著調整，這是全球社會的普遍現象。
第二個根源，是1949年之前台灣經歷了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同樣採取反宗教的態度，和民國初年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如出一轍。這兩條反宗教路線在1949年匯流。日本殖民時期的反宗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承認本地舊慣習俗而進行統治的初期，二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展開皇民化運動，開始壓抑台灣民眾的信仰，進行政治上的控制。
日本殖民初期，雖然承認台灣的舊慣習俗，但並未刻意壓制宗教，而是針對民間舊慣進行調查，卻把土地制度、寺廟管理等一併納入，所得的結果，在1949年之後被有意無意地沿襲，出現在後來台灣宗教管理的制度當中，產生了「信徒大會」、「管理人」等規定。由此歷史脈絡可知，這些做法的出現，和《監督寺廟條例》並沒有直接關係，這和部分宗教人士早期的誤解有所出入。
回溯1960年代，「信徒大會」、「管理人」的產生，當時政府認為應該把民主政治中的選舉制度，引進宗教行政之中。不過這樣的觀念，在1990年代出現變化：宗教團體固然可透過投票，選出領導人，也可依傳統宗教慣例來產生，選舉制度不必然適用於宗教之中。過去諸如此類種種問題，在1990年代之後慢慢獲得改善，政府對宗教界開始強調「服務」。
台灣宗教發展最大的特色，是多元並存，不但宗教界之間彼此進行合作、對話，如此良好的關係，現在也存在於政府、學界及宗教界三者之間。這三者之間，是平行，而非上下的關係，透過交流、合作以期提昇宗教水準。所謂提昇宗教水準，指的是宗教在實踐上有更深厚的社會基礎，在學術、教育上有更豐碩的成果。因此，2007年法鼓佛教學院成立，單一宗教研修學院正式納入了我國高等教育體系，這對促進台灣宗教實踐與學術研究，都將有很大的助益，也象徵政府之於宗教在觀念上的改變。
問：您提到宗教在社會中的定位，關係到宗教行政的目標與性質。目前我們對宗教的定位，和過去是否有所不同？
答：一般人對宗教的印象，不外乎從事慈善活動或具有道德教化功能，這是相當模糊，或是想當然爾的概念。過去在國家管制之下，民眾對宗教是缺乏想像、期待的。事實上，唯有對宗教有所想像或期待，釐清之後，才能進一步討論宗教行政的真正意涵。
在過去，宗教不但被視為為封建、迷信，而且人民必須效忠國家。因此，當宗教同樣向人民爭取忠誠時，國家和宗教兩者之間就產生了競爭。這是宗教發展中常出現的現象，台灣在戒嚴時期不斷發生類似的衝突，中國大陸目前也經歷同樣的情況。國家尚未民主化之前，宗教問題不可能解決！侵害宗教自由最大的黑手，往往就是國家。反觀民眾之間，或許對宗教有不同的觀點，但只要國家保持中立，多少就能相安無事。
因此，宗教在社會中的定位，包括它所扮演的角色，是需要人民的想像和選擇的。每個社會對待宗教的方式、期待不同，沒有必然直線的發展，這是整體社會必須思考、選擇的問題。有些國家選擇徹底政教分離，有些國家允許宗教與公共事務關係密切。過去台灣不太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必須正視它，而不能期待有現成的答案，甚至直接移植他國的模式。釐清這項根本問題之後，才能決定諸多關於宗教的問題。例如，對宗教團體是否免稅，包括免稅的法理依據、學理基礎；宗教界本身也需要去思考，不能以「宗教自治」一語帶過，而必須深思宗教與社會的關係，釐清本身的責任與義務，以發展出合理的論述。
■ 蔡源林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問：請談談台灣中、小學宗教教育的現況？台灣是否有需要在中、小學推動宗教課程？
答：台灣中、小學沒有正式的宗教課程，只有融入到生命教育或是其它相關的課程，如歷史知識性的介紹。我認為，台灣絕對有必要在中、小學推動宗教教育，因為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有各種多元文化、不同的宗教人士，這是很實際、很迫切的需要。如果不了解其他宗教，會產生許多的問題，例如之前台灣就發生，老闆不知道印尼外勞是穆斯林、不吃豬肉，覺得吃豬肉對身體健康，就強迫外勞要吃，不知道這是人家宗教信仰的禁忌。很多這方面的問題，台灣的社會不了解，就會在國際上貽笑大方，惹人非議。如果我們從小就有宗教教育，周遭有很多人學習，就會對不同的宗教文化更有理解與包容。
問：是否有可能在大學開辦宗教教育學程？
答：教育部一直有疑慮，認為開放會形成各宗教在教義方面的相互較勁。其實以我們的了解，台灣這些年來成立很多宗教科系，不同的宗教學者彼此間是有形成共識的，政府當局應就這部分多作溝通，而我們所做的研究報告與建議會送到教育部，教育部長也會看到。重點是，要有人去推。有能力辦這樣課程的宗教系所，本身教學研究的負擔已太重，學校又給我們的教師名額太少，若要再分心去辦學分班，行有餘而力不足。
其實，基層老師大都贊成宗教教育，大部分也沒什麼意識形態，在國立編譯館的計畫及舉辦的系列座談會，聽到贊成的比反對的還多。目前，各宗教團體所推動的教師研習營，可以取得進修證明，但是沒有標準教材。台灣宗教學會如果能去編示範教材，或是宗教教育課程的綱要教材，會有一定的助益。
雖然學術界還有若干疑慮，宗教界內部意見也還需要整合，但是若能透過學者居中協調，我對這前景是相對樂觀的。雖然不敢保證一定會成功，但你就是要去做，要去試，做了成功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沒做就百分百不可能成立。
這十年來，教育部確實感受到人文學科教育被弱化，這對台灣的整體教育是不利的。只是，對人文的重視，不等同對宗教教育的重視，其中還有幾個階段要做，要有更多的成果展現。現階段而言，我比較重視去規畫中小學或大學階段，宗教教育多元化和知識化教材的編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