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在夙昔」？

釋昭慧

        十月九日起，筆者在中國大陸展開了一趟為期十二天的「學術之旅」——在天津「弘一大師圓寂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拜會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王雷泉教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張新鷹教授、社科院佛教研究室前主任楊曾文教授、現任主任方廣錩教授、副主任魏道儒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張風雷與宣方教授，並蒙是諸學界前輩或同道之邀，在上述三個學術單位做了四場學術性的演講，講題有理論層面的，也有實務層面的，涵蓋了佛學研究法、倫理學、戒律學、台灣佛教女性運動與台灣佛教現況等範疇。

        這次雖是學術之旅，基於佛弟子「不忍聖教衰」的心腸，最關切的其實還是大陸佛教的發展情形。儘管所見可能過於片面，不足以論斷全局，但還是要以宗教人的情操與知識份子的良知，真誠地將所見所感，向讀者分享如下：

簡繪佛教學者群像

        在大陸拜見的幾位學界前輩與同道，筆者此下依先後順序，粗略描繪一下對他們的印象：王雷泉教授坦率直言，而且對佛教有一種「老臣謀國」的忠誠；他深知「中興以人才為本」，所以雖然教務繁重，他仍僕僕風塵地往來於內地各佛學院，向僧眾教授天台學與宗教學。從他與筆者閒談之中，所表達對某位大陸知名文學家「風骨不足」的評價，也可看出他以一介「獨立學者」，對社會現況持有一種敏銳而犀利的批判精神。

        張新鷹教授含蓄內斂，對佛教保持一種作為學界人士所應有的，謹慎而禮貌的態度，但這不代表他對佛教界沒有一份深厚的關切；猶記得筆者在社科院的演講題目是「佛教界的女性運動——理論依據、行動策略與運動實效」，他聽完了具有如此強烈批判意識的演講之後，不但不以為忤，反而語重心長地說：「今日的台灣佛教，或許就是明日的大陸佛教。」事後並來函告知筆者：「佛教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重視和善用的寶貴精神資源，這就是我們何以如此關心其現狀及發展並願意傾聽臺灣佛教界、學術界有關見解的主要原因。」

        同一研究單位中的老前輩楊曾文教授，有一種古之儒者溫柔敦厚的氣質，但基於學術良知，再加上山東人爽直的性格，還是會表達一些自己對佛教界的觀察與評議。他對台灣的「廢除八敬法運動」，就曾於五月六日蒞臨佛教弘誓學院公開演說之時表示：學界人士不便介入教界行事，但有「下判斷」的能力。他並公開撰文，對筆者的「佛門兩性平等」運動給予極高評價，並認為大勢已因此形成，不可能再逆轉過來。這給了筆者極大的精神鼓舞！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宣方教授，可能因為年紀較輕，在生命中沒有經歷過文革的陰影，所以熱情耿介，對佛教現況，更是直言無諱。據他告知：在漳州有一場佛教界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他「哪壺不開提哪壺」，竟於會上力陳「廢除八敬法」之意義。他敘述此事時，對自己所碰到的無禮待遇，顯然也不以為忤。我笑言：「世道人心就是如此！」在台灣，又何嘗沒有少數比丘尼忙著與筆者的女性運動劃清界線，並向大男人比丘表態輸誠呢？

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

        總的來說，這些學者讓我感佩的是：他們顯然有一種作為中國知識份子強烈的憂患意識，無論是對於他們所研究的中國佛教，還是對於他們所置身其中的中國社會，都有高度的關切與愛護之情。特別是：中國社會無論是在政經局面或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已面臨劇烈的變動，相對於此，中國佛教的內部，似乎還極少人意會到：他們站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應該做些什麼明確的思想改革或制度改革，期以復興教運？這讓護念佛教的學者不能不產生某種程度的焦慮感！但是，由於過往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學界人士對佛教曾發出些不友善也不公允的言論，所以至今佛教界倘遇到學界的批評，還是難免會有強烈的「被迫害意識」；而學者們帶著前人犯錯的「原罪意識」，即便是想發出一些善意的批判，話到口邊也只得禮貌地強忍下來。

        然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群有宏觀世局之眼光的學者，假使客氣地噤聲了，長遠來看，這會是對佛教有利的局面嗎？僧侶們怕被學者諍言「刺痛」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來忠言難免逆耳，在每一人或每一團體自我修正以成長的過程之中，誰不須要「察納雅言」以付出「被刺痛」的代價？怕痛，恐怕不是什麼好事！

        退一步言，即便有些學者的批評是不公道、不如實的，佛教又何妨抱持「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心胸來看待它們？即便是針對不實言論而加以反駁，也好過端出「僧事僧決」的帽子，或是譴責「白衣上座」，以十足的階級意識，拿來杜人悠悠之口。即便他們竟把學界諍言，一概當作是敵意之論，也要謹記住「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古訓！太過安逸而又欠缺監督的環境，對佛教長遠的前途來說，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一切歸咎宗教法令？

        記得十月十九日在人民大學的那場演講之中，宣方教授回應筆者的演講時，問到筆者本次大陸之行，於所見所聞之中，對中國佛教的看法。筆者基於愛深責切之情，乃不敢隱諱，直抒所見的「片段觀感」云：

        我昨晚在北京搭計程車時，司機先生的一席話讓我感觸良深！他說：「我真想參加天主教的彌撒，聽聽神父們講道。到寺廟裡，進門要買門票，進來之後，給你幾隻香，上香之後，叫你丟二十塊進功德箱，也看不見有誰給我們講講道理，這有什麼意思？」這是社會底層人民心聲的一小部分縮影，佛教中人似應重視。

        也許這種愛深責切之論，實在是太過直接而毫不修飾，不小心刺到了少數愛教人士的自尊心，當場立刻有人反駁筆者：你不瞭解中國佛教，中國佛教事實上是受限於宗教法令，無法像台灣佛教一般揮灑自如。

        筆者當即反問：即便是受限於宗教法令，但請問：在宗教法令所容許的範圍之內，佛教又盡到了全部心力嗎？是的，宗教法令不容許在宗教場所以外的地方傳教，但是在它所容許的寺院範圍之內，為什麼會出現那位司機先生這般的怨言呢？

        其次，研究宗教的人都知道：歷來宗教倘真遇到政治迫害，只有更加團結，更加壯大，但佛教呢？中國過往的宗教政策容有過失，但如今對佛教大體來說還沒構成「迫害」，而且頗有善意扶持的傾向，請問：我們還能把教運不振的責任，都一股腦兒怪罪於政治力的干預嗎？

        再者，宗教政策容或有所不當，那麼，佛教界正應努力爭取其改善空間。要知道：權利是要靠自己爭取來的，不會是從天上自動掉下來的。

        發言者反駁筆者云：「這會有危險！這樣不安全！」

        筆者至此忍不住略帶嘲弄地反問道：「是嗎？你們在意的就是不危險而很安全？如果人人如此，那就不要怪罪宗教政策了。」

佛教的慧根何在？

        也有人以「衣冠上國面對邊陲之邦」的高姿態告訴筆者：「未來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國而不是在台灣。」

        筆者心平氣和地答覆他：「我是以『無私無我』的心態來到此地面對大家的。即使是對台灣佛教的負面現象，我也直言不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復興佛教的艱鉅工程，就更不是請客吃飯，講些應酬的門面話，是沒什麼意思的！我對大陸佛教的觀察，容或片面而不夠周全，但我的善意則請萬勿懷疑！即便大陸佛教與台灣佛教有些差異與矛盾，但那也應屬『人民內部的矛盾』，而非『敵我的矛盾』，你毋需用如此防衛的態度來回應我。

        「我十分樂意見到大陸佛教比台灣佛教更為強大而興盛，這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眾生之福！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用『宿命論』的方式，作些毫無理據的預言，那是不符合『緣起論』的。我衷心希望你的預言成真！但未來佛教的慧根在不在中國大陸，這要看你們的努力，而不能徒托空言！而且，時不我予！司機先生的話，猶如一記警鐘！我不希望看到那麼一天，中國大陸已有十億人口選擇了放棄佛教，屆時，你的『未來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國』之論，要等著應驗也來不及了！」

宗教當局的善意態度
       
筆者是一個「佛教主體性意識」非常強烈的佛弟子，一向對佛教中人「抱住特定政黨大腿」而錦上添花的作風，都表達著筆者銳利的批判態度。直至如今，對於任何政黨，只要他們對佛教有不友善之舉措，或是其政策有損於社會良善風俗或弱勢眾生，筆者一概是筆下毫不留情的。對台灣政治所抱持的態度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對那「天高皇帝遠」而「管」不到筆者的共產政權呢？

        但是，容筆者說一句中國佛教僧伽可能會甚覺「刺耳」的話，在筆者所接觸過的中國大陸宗教當局官員之中，已有越來越多人對佛教發出了強大的善意，並且近期還透過基層培訓的方式，讓地方基層的宗教官員，改變他們過往對宗教的倨傲態度，強調要正面地「幫助宗教解決困難」。

        即便是站在「政權利益」的角度以考量宗教，他們也已知道：行事正當而非暴力主義的宗教，對於社會秩序的穩定，良善風俗的維繫，苦難同胞的救護，都是具足穩定性力量的。此所以一些宗教官員，即使身為佛教的「局外人」，對於佛教也難免會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以本次的天津之行為例，筆者參加的紀念弘一大師研討會，是由民間團體李叔同研究會主辦，並由官方的河北區文化局協辦的，所以筆者此行非常低調，並沒有告知任何宗教當局的官員。但是不料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長孫鳳年先生聞知筆者來到，不但主動安排了李仁智局長與他個人對筆者的一場邀宴，更重要的是，他還在天津大悲院安排了一場長達三個小時的座談會，邀請天津市佛教會的領袖寶函長老、王劍非與李可家居士等，以及年輕有為的比丘智如、演龍二位法師、李莉娟居士（弘一大師孫女）到場，並請筆者談談台灣佛教的發展狀況。他不諱言自己於年初參加佛指舍利恭迎團，來到台灣之時，看到了台灣佛教的盛況，頗有感觸，很希望天津佛教界能夠以現有良好的資源而開創新局。

        也告知筆者，對於園林旅遊局管理寺院，純粹當作觀光勝地，他是不以為然的。他正積極爭取盤山幾座寺院的歸屬權，希望它們能改由宗教局管轄，而讓僧人入駐寺中，展開教化工作。即使像孫局長這樣愛護佛教的宗教官員，不能代表所有省份宗教官員的共同態度，但這無論如何總也算是官方對佛教界的一部分「縮影」吧！

獻身甘作萬矢的

        天津李叔同研究會會長李載道先生並不是佛教中人，甚至有著濃厚的「官方色彩」，但他更有文化人的氣質。早在他還擔任河北區黨委書記期間，就極力促成弘一大師故居與梁啟超居士故居的修復。前人艱難種樹，如今樹已成蔭。本次梁啟超故居（包括他的書齋「飲冰室」）開放前夕，我們得以在文化局安排之下先行參觀了這兩座古雅樓房，及其中所陳列的梁先生相關文物；明年此時，弘一大師故居亦將修復竣工而開放參觀。為了修復梁先生故居，官方拆遷了九十一家住戶，耗資兩千萬人民幣。顯見他們對於鄉梓之中出現了「國之典範」，有著一種「與有榮焉」的深厚感情。

        這是一個缺乏「典範」的時代，只要有「典範」存焉，人們還是會油然生起「心嚮往之」的深情！對「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的梁啟超先生是如此，對那沉吟「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的弘一大師，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在「風檐展書讀」而孺慕古昔典範之際，這些教外朋友們，難道不會浩然太息：果真是「哲人日已遠」，典型盡「在夙昔」嗎？

        站在梁啟超英姿颯爽的銅像之前，筆者不勝欷歔！早在民國初年，他已凜然發出「人權與女權」的讜論；時至今日，中國社會已一步步邁向男女平權之理想，不意中國佛教竟然還將男尊女卑，賦與「聖教量」的正當性，悍然抗拒著改革的力量，無視於社會的鄙夷。倘梁先生活在今日，肯定要為同樣「獻身甘作萬矢的」的後生小子之筆者，助上一臂之力吧！
 

　　　　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尊悔樓
——摘要版刊於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