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社會企業與當代佛教的社會實踐

何日生（慈濟基金會文發處主任、慈濟大學人社院副教授）

 

當代社會企業的發軔

　　美國哈佛大學的丹尼爾．貝爾教授（Daniel Bell）提出意識形態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的觀點，主張政府的政策不再是主導社會經濟或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社會與文化精英將逐項地，透過科技發展的力量調整從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以來的經濟大結構中所面臨的諸多難題。調整而非推翻，是丹尼爾．貝爾社會改革的基本思維。而這調整的力量，丹尼爾．貝爾寄望的不是一個大政府，也不是商業企業的科層精英群體，而是個個懷抱理想的社會與文化企業家，致力於社會、經濟與文化之改革。丹尼爾．貝爾認為在後工業時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分屬三種不同領域，彼此不必然從屬。創造多領域以解決社會問題，是後工業時代的特徵（Bell, 1976）「社會企業」是獨立於政治與商業機制之外的新領域，為社會經濟秩序提供了新典範。

　　與丹尼爾．貝爾同時期的英國著名的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楊邁科（Michael Young）是社會企業家的倡導者。楊邁科終其一生創立了六十多個非營利企業，推廣社會企業家的概念。丹尼爾．貝爾稱譽楊邁科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社會企業之推動者。社會企業的概念一開始就將個人淑世的動機，亦即善性與道德，納入社會企業活動，使社會企業的使命成為推動公共利益的關鍵力量。

社會企業的善性與道德

　　在《後工業時代來臨》一書中，丹尼爾．貝爾強調後工業文明的關鍵是資訊導向（Information-led）與服務精神（Service）。從生產（Manufacturing）到服務（Service）的轉化，是後工業文明社會的特徵，而服務精神正是社會企業家的使命。

　　社會企業一開始就以實現公平正義為動機與原則，這公平正義可以是環境正義，如「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或以消費者保護為出發點，如Ralph Neder耐德所創立的消費者保護組織「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s）」。這些社會企業不是以自身賺錢為目的，也不是以宗教救贖為動力，而是基於對某項社會或經濟正義的堅持，不惜挺身奮鬥。這奮鬥並不是植基於革命或武力，而是在法治的基礎上，通過輿論，通過立法，推動社會與經濟生活的新秩序。

　　社會企業家並不是在社會上擁有豐厚資本的一群人，他們是以使命為前提，在善性與道德目標的追尋下，吸引無數捐助者或無償的志工投入他們的行列。正如二十世紀影響甚巨的管理學者彼得杜魯克（Peter Trucker）所說：「非政府組織（亦即社會企業）是價值的倡導者，本身也是價值的受益者。」以價值領導，而不是以利潤領導，是社會企業的理念。

　　如今致力於社會企業中的個人或團體，已包含了宗教領域與世俗領域，包含非營利機構、營利機構（指營收歸社會公益非個人）、以及營利非營利的混合型機構。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貢獻

　　社會企業的目的就是以善性的動機（非謀私利的動機）、道德的理念（非以擴張自我組織為目地），致力彌補社會中某一項被忽視的公平正義。「社會企業」意指運用企業模式解決某一個社會問題的組織，這些組織或以企業模式取得資源以從事社會救濟，並且有營收與盈餘，但是其盈餘與商業企業不同，非為個人所得，而是主要用來投入社會企業本身的使命，以持續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

　　廣義社會企業也包括以非營利組織（NGO）之型態，依靠捐款所得從事社會救濟。許多NGO一方面依靠捐款，一方面也以社會企業營收模式，來維持社會公益實踐之永續發展。如樂施會Oxfam興辦許多Oxfam Stores，以社會企業之營收模式，來從事社會救濟。這是捐款加上社會企業營生模式的大型國際NGO。

公益組織與社會企業對社會經濟具體之貢獻

　　強調善性與道德價值的社會企業，對社會與經濟究竟有多大的貢獻與影響？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的薩羅門教授（Professor Lester M. Solomon）發表了針對八個國家（分別為澳洲、比利時、加拿大、捷克、法國、日本、紐西蘭、美國）的公益社會企業，統計這些國家中社會企業對整體經濟產出的貢獻。其結果顯示，非營利機構之社會企業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平均占所調查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在部份國家，其對GDP的貢獻甚至遠超過主要工業，如能源工業（瓦斯、水、電）、建築業、金融仲介業等。

　　從社會企業增長速度超過整體經濟增長速度不難看出，以「善經濟」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企業之非營利機構，正逐漸成為經濟生產的一股重要力量。

宗教精神與公益社會企業之發軔

　　《志工企業家》一書作者伯恩斯坦說，社會企業家早就存在，「這些人懷抱有力量的觀念，試圖改善人類的生活。」伯恩斯坦認為，天主教聖人聖方濟創立方濟修會，建立許多組織，對社會作系統的變革。聖方濟就是社會企業家。救世軍協會（The Salvation Army）創辦人威廉布思將軍（General William Booth），在十九世紀英國城市犯罪嚴重，貧富差距擴大，窮人難以生活的社會環境中，以非營利組織救世軍，運用社會力量改變貧困與犯罪。也是社會企業家的典範。

　　全球最大的公益組織包括天主教明愛會、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都是以基督的愛開闢了非商業、非政治的第三部門之力量，從事社會救濟。時至二十世紀中葉之後，NGO如雨後春筍，正如丹尼爾‧貝爾所預料，第三部門、NGO、NPO、或社會企業成為政府與商業之外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

　　篤信伊斯蘭教的社會企業家穆罕莫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於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經濟學家出身的尤努斯是「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創始者與代表人物。1976年，尤努斯借了二十七美元（約九百元台幣），給四十二個孟加拉貧窮婦女，讓她們開啟事業，或工作養活家庭。直至今天，尤努斯所創建的格拉明鄉村銀行已經發放超過60億美元給超過600萬個借貸者。尤努斯要為他工作的員工們主動下鄉，到窮苦的村子裡拜訪那些需要資金的貧困人。

　　這些婦女靠著微型貸款，做小買賣或工作，通常給家庭帶來很大的收益。她們平均的還款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尤努斯的成功來自於社會企業家的善的經濟信念與道德觀。他開設格拉明鄉村銀行不是為了盈取利潤，不是為個人賺取財富，而是解決社會中沉痾已久的貧困問題。尤努斯曾說：「有一天我們的子孫只有在博物館裡見識到貧窮。」

　　尤努斯的微型貸款模式已經被運用到五十個國家，幫助超過數億個窮人脫離貧困。這就是社會企業的力量。這比起一個政府的力量更為巨大。

　　尤努斯的窮人銀行在成功之後，也曾受到來自伊斯蘭教徒的強烈批評，認為他的銀行違反伊斯蘭教。但是尤努斯堅持他的絕對符合伊斯蘭信仰，他並沒有要婦女離開家庭，而是自主的在家工作。

當代宗教組織與社會實踐平台

　　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COSOC）登記的兩千多個非營利組織之中，有百分之8.5%是具備宗教與信仰背景。這些NGO稱為RNGO，亦即宗教背景（Religion）或信仰（Faith-Base）背景的NGOs。這近兩百個具備宗教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基督教信仰佔將近百分之六十（57.4%），伊斯蘭教約12%，猶太教11%，佛教只佔3.8%。佛教在通過非營利組織與運用社會企業改善社會問題的力度，明顯落後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猶太教人口只有數千萬，比起佛教的五億多人口，猶太教的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組織的比例遠遠超過佛教。

　　以今天的社會型態觀之，資本主義盛行，各種自由價值觀多元而對立，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模式已經成為宗教入世實踐的重要平台。宗教不再只是提供信仰作為救贖的途徑，宗教組織必須透過對現實世界的改善，才能具體體現宗教的目的與精神內涵。

　　對現世間問題的解決，是社會企業及非營利組織致力的目標，而基督教、猶太教似乎比其他宗教更早的、更廣的跨入這個亦被稱為第三部門的社會平台。

佛教的資生與當代社會企業

　　佛教教義其實一向強調慈悲濟眾的情懷與思想，自利利他、自他不二的慈悲等觀。漢傳佛教第一個宗派天台宗智者大師在判《法華經》時曾言：「世間一切資生事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民國初年太虛大師曾提出佛教應投入包括慈善、教育、資生、文化等，主張佛教寺廟應該開闢農場、工廠、商場以維持寺廟之營運。太虛大師在講述《藥師琉璃光如來願功德經》時說：

　　「近年以來佛教漸普及於中國現社會各界人士中，種種經營建立佛教之團體，且依之修學者，不乏其人，尤其注重於應用到現代社會之新佛教精神，如辦佛教孤兒院，義務學校，施醫所等社會公益事業，改善家庭社會之生活，使一般人於現生中得佛法之益。過去偏重於薦魂度鬼之佛教，已一變而為資養現實人生之佛教矣。然此資生之佛教，即為釋迦付託與藥師之法門，而說明在此經中者，此於過去專重度亡之佛教，有補偏救弊之功能，尤合於現代人類生活相資相養之關係，故今有講此經之需要。」

　　太虛大師在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中亦言：「憐憫一般藉愚民迷信以服務鬼神為生活的無識僧眾，灌輸以佛教及國民的常識；漸漸改良為共營資生事業及服務人群的生活。」

　　慈濟的慈善、醫療志業等，是體現太虛大師當年的理想。印順導師在《攝大乘論講記》提到「菩薩修習十自在」包括「眾具自在」，亦即提供「眾生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等資生物質豐富優美，不會感到缺乏。」也必須成就「願自在」，亦即「做什麼事業都能滿足自己的所願，達到目的，這是由修『精進波羅蜜多圓滿』得來。願力必須精進來充實它，因中勤修精進，對利益眾生的事業，沒有懈怠，所以果上能隨願自在。」

　　佛法向來傾向物質豐饒、人情和樂、乃至佛法昌盛，資生是趣向佛道的根本。當代慈濟與許多佛教宗派所致力的佛教人間化，大有這樣的旨趣。

台灣佛教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實踐力

　　NGO約莫在1945年由聯合國正式命名，而社會企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約莫發軔於1970年代的後期，到1980、1990年代才開始盛行。然而在台灣，慈濟克難功德會是在1966年於台灣東部花蓮由證嚴法師開始創辦。一九六○年代台灣才正經歷經濟起飛的階段，貧窮是社會普遍的現象，而慈濟已經開始進行慈善工作。

　　慈濟以四大志業、八大法印——亦即「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環保、國際賑災、骨髓移植、社區志工」等投入社會公益，希望通過慈善工作，讓「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這是典型的西方倡導之「廣義的社會企業」，亦即非商業、非政府、以民間的力量解決社會問題，而證嚴上人稱它為「志業。」

　　證嚴上人推動的社會實踐力量是從佛法的角度，以慈悲等觀建立四大志業的運作。證嚴上人認為人人皆具慈悲智慧，因此啟發人人的愛心去幫助社會上一切困苦的人。證嚴上人號召三十位家庭主婦，要她們每天買菜前先省下五毛錢投到竹筒裡，每一個月就能有十五元去幫助貧困之人。善心從一小步做起。救濟不是富有的人才能做，也不是丹尼爾‧貝爾眼中的社會精英，而是家庭主婦。只要每一個人都能擴大善與愛，就能集結無比的能量，幫助社會苦難人脫離貧困境地。

　　慈濟從當年五毛錢的竹筒歲月，從偏遠的台灣花蓮，到現在在全球已經有超過一千萬個捐助者（會員），超過百萬志工，每年幫助兩千萬人。濟助的國家及地區超過九十四個。慈濟所信靠的力量，就是每一個人都能付出真誠的善與愛。慈濟抱持的信念是：「消滅惡，不是經由打擊惡，而是擴大善；消滅貧，不是經由打擊富，而是擴大愛。」

　　資本主義最大的病灶就是不平等。當代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The Justice），闡述平等正義的當代內涵。羅爾斯的《正義論》之內涵有二：「第一是機會均等。第二是要給最弱勢的人最大的利益。」羅爾斯於一九八○年代在哈佛大學發表闡述平等的真義，對於高度資本化國家有了自由而失去平等做了最有利的思想論述。但是過去五十年來，證嚴上人所帶領的慈濟志工，已經在默默實踐這種平等觀。

　　慈濟跨越種族、國界、宗教、文化之藩籬，在全世界幫助苦難人，所以才有「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慈濟人」的美譽。慈濟在最貧困、最急難、最偏遠的地區，為最弱勢的個人或團體，付出善與愛，這其實體現著約翰羅爾斯正義平等的觀點。平等正義正是倡導自由化市場的資本主義最需要的價值與理念。

宗教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使命與特質

　　慈濟作為非營利慈善組織，其四大志業多以會員、信眾捐助善款的模式，從事慈善與公益志業之推動。一切捐款來自善心大眾，也回歸社會需要的弱勢者。善款的目的不只是物質的救濟，也要解決心靈的貧困，亦即同時具備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使命與功能。

　　宗教型態的NGO與一般非宗教信仰背景的NGO不同之處在於，宗教NGO具備心靈轉化的使命。這種心靈工程並不是指傳教，而是提倡淨化人心的普世價值。如慈濟的利他精神跨越宗教藩籬，強調行善行孝不能等，不批判惡、而是擴大愛與善的正面心理行動。這種普世的心靈工程是無形的，很難以量化來確切衡量。

　　哈佛大學教授朱利亞伯格（Julia Berger）在研究宗教NGO時就說，宗教NGO對社會的貢獻很難以量化。你可以量化一個NGO救濟多少人、多少數量，但你無法量化一個宗教NGO淨化多少人心，或某人被淨化多少。慈濟推廣的感恩人文已然普遍於社會，其影響如何量化？證嚴上人以志工代替義工一詞，強調服務他人為生命志向之理念，現在全台灣都把慈善志願者稱志工，其對社會之效應，也難以量化。慈濟推動的慈善入世工作影響許多宗教組織也跟著投入慈善，對社會的影響甚巨，但其影響也難以數字衡量。宗教公益組織的影響力必須兼顧量化與質化之理念兩個面向來考慮，無形的理念之推廣，影響更為深遠。

　　再舉宗教興辦的社會企業，其公益企業模式的運作，本身就具備理念的傳遞與社會教育功能。慈濟在1990年代開始啟動環保資源回收，並於2008年成立台灣第一家非營利的環保科技公司。以回收寶特瓶再製成毛毯等製品，以幫助全球的災民，並落實保護地球環境的使命。

　　1991年，當時的國際媒體將台灣稱為最昂貴的垃圾島。慈濟基金會的創辦人證嚴上人在一場公益講座中，呼籲與會大眾們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慈濟志工們便開始在各社區設立環保站，目的在教育周遭的鄰居一同加入環保回收的行列。時至今日，慈濟在全台灣總共有超過二十萬名慈濟志工，分別在六千多個社區環保站，投入時間和精力以維護社區清潔，促進環境保護。受到慈濟志工的啟發，成千上萬的家庭也開始在自家做起資源分類回收。資源回收的收入則捐給慈濟的慈善志業。環保資源回收就是一項公益社會企業。

　　慈濟環保站吸引了來自不同年齡層和社會地位的志工，從三歲到一百零四歲都有，包括博士生、企業家、警察、家庭主婦和外交官。全台灣每年回收兩億多支寶特瓶，據估計，慈濟人回收的量占其中三分之一。慈濟的環保志業也已經散播到菲律賓、馬來西亞、海地、印尼、中國大陸西南省分，以及南美洲國家。

　　環保站同時也是心靈療癒和提供相互勉勵的地方。藉由參與環保回收，慢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患者發現可以因此得到心靈撫慰，進而改善自我狀態。研究顯示，資源回收和重建自信之間有一種心理的暗示性關連（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當一位老人家將拾起一個寶特瓶，他心理會想，這被遺棄的寶特瓶還有用，還可以再製成急難救助用的毛毯，他老邁的身體也依然可用。從回收物看到「物命」的可貴，從珍惜「物命」看到自我生命的價值。環保資源回收保護了地球與環境，也回收了、重拾了志工生命的自尊與價值。

　　此外，某些有憂鬱症、心理障礙、吸毒、賭博、酗酒傾向的受訪者，以自身經驗證明，藉由參與慈濟的環保回收志工活動，他們得以戒除所有不好的惡習。這些受訪者甚至明確指出，藉由專注於資源的分類，他們學會重新組織自己的人生，並且減少擔憂和不確定性影響他們的生活。慈濟環保志業推動改變人與地球、人與社區、人與人、人與自己的關係。這是社會企業的力量之一。

　　慈濟於2008年開創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公司，將環保志業推展到另一個嶄新的階段。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是一個社會公益企業，由五位公益實業家捐資成立。該公司以環保資源再利用為主軸，將回收的塑料瓶再製成毛毯和衣服。有四十五萬條毛毯已被送往世界各地賑災，而大愛感恩環保織品也已經正式在定點流通，其盈餘全數回饋慈濟基金會投入慈善公益。當初五位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的創辦人，是長期投入慈濟國際救災的志工，他們也是這項社會企業的志工；不只自掏腰包投入資金創建，自己投注的一切心血也是志工、不支薪，所得歸慈善。他們是典型的志工企業家，而大愛感恩科技公司也是全臺灣第一家環保社會公益企業。

　　大愛感恩科技的社會企業型態營運的目的不是推展環保科技產品，而是提倡環保的理念。一向被視為垃圾的塑料瓶，在慈濟志工手中化身為賑災毛毯，變成具生活感的衣服、圍巾與手提袋。這些製品原本必須繼續仰賴挖石油，但是資源回收與大愛感恩科技使垃圾成為新形態的城市礦產。

　　大愛感恩科技更希望人們透過使用環保科技製品，更切身感受地球溫室效應的危機，而能從生活中力行環保、節能。從回收環保、到科技再製環保、最終達到心靈環保。建立無公害的生活，無污染的地球，回歸大地清淨之綠。這就是宗教公益社會企業的最終目的與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