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分析，感性分享

——再談「不當疫名宜應終止」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八○四）

109.4.15

 

成熟公民「共襄盛舉」

 

　　拙著〈不當疫名宜應終止〉會引來廣泛回應，其實毫不意外。我甚至非常感謝，臉友們願意陪伴走過這樣的討論歷程。雖然我的陪伴過程是「時斷時續」的，但那真的情非得已，畢竟這一整天，我得上課，處理公務，參加或主持會議，很長時間都無法奉陪各位的討論。晚上回到宿舍已經累癱了，因此也只能稍事睡眠，子夜再醒來工作。

 

　　就像莊嚴臉友所說的，這是「理性分析，感性分享」，成熟公民的「品質」，我應感恩並贊歎臉友們成熟公民的「品質」。

 

　　就「感性分享」層面而言，新加坡劉宜霖臉友跟帖建議時說：「還是用『新冠肺炎』比較好。新加坡一貫以Covid 19稱呼。」

 

　　我回應她：「台灣與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沒有中共軍機與飛彈隨侍在側，所以心平氣和。台灣人對中國的感受，新加坡人很難感同身受。所以我其實能理解台灣人為何特意要稱其為『武漢肺炎』的心情。我只是要談談另一種角度的自我審視。」

 

　　也就是說，作為台灣民眾的一份子，我在感性層面，對那些只因「統獨」觀點不同，就可上綱上線到講出「留島不留人」之類暴惡語言，或是恆常面對飛彈威脅，時不時面對軍機、軍艦環伺，理所當然強烈反感。對一個意圖讓人「因恐懼而屈服」的政權，我的內心充滿著質疑，以及奮力抵抗的意志。

 

　　這也就是為何作為「和理非」的我，無法認同香港「勇武派」玉石俱焚的策略，卻依然會站在「雞蛋而非高牆」這邊的緣故。

 

　　然而為何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談談另一種角度的自我審視？原因如下數端：

 

一、「同情共感」的角度

 

　　我對「武漢人」（而非「中共政權」）在此番世紀瘟疫上所承受的苦難，為之惻怛不已，實不忍增益其苦，所以建議官方與媒體改變用語，設身處地以善意改變稱謂。這對台灣沒有損失，可說是「惠而不費」。

 

二、與「示弱」或「妥協」無關

 

　　稱之為「新冠肺炎」，這不像是「中華台北」之類稱謂，是台灣過往不得不迫於形勢而妥協，勉強嚥下的屈辱。

 

　　再者，此時中共政權四面楚歌，除美、歐、澳洲，連東亞、南亞、西亞與非洲，都出現了對他們的反彈聲浪，這讓中國朝野從「厲害了我的國」之高亢心情，突然摔落在「又一次庚子賠款」的沮喪之中，左支右絀，狼狽不已。反之，台灣在數十年「顛躓於途」的困頓與奮鬥之後，終於因傑出明快的防疫表現，與及時到位的國際支援，而獲得了各國朝野的高度肯定與贊歎。

 

　　在此形勢之下，台灣對「武漢人」表達善意，沒有對中共政權「示弱」或「妥協」的問題。

 

另一種角度的自我審視

 

三、避免落入「訴諸傳統的謬誤」

 

許多臉友用過去「地名加病名」的許多疫病名稱拿來類比。莊世明臉友回應得好：「我們不能把過去的錯誤，拿來合理化今天的歧視。」

 

例如，援用「香港腳」或「非洲豬瘟」等等病名為例，我的看法是，這是「訴諸傳統的謬誤」。慣例倘若有誤，不代表現在依然需要保持慣例。

 

臉友封賽門請我為「香港腳」仗義執言，這只是舉手之勞而已。因為，為「香港腳」正名「足癬」，根本一點都不困難，而且足癬古已有之，其發病根源並非香港，命名為「香港腳」，可說比「武漢肺炎」更加「查無實據」，我們理所當然應該為「足癬」正名。

 

　更以「非洲豬瘟」為例，嚴肅而言，如果非洲人民明確表達他們不喜歡「非洲豬瘟」，我們就不宜稱其為「非洲豬瘟」。就像原住民不希望我們稱他們為「山胞」一樣，我們不能一廂情願，認為「山胞」之名是表達對他們的高度友善，因而堅持不改其名。

 

　 四、其次檢視「訴諸不正常國家」的理由

 

　　臉友Pasang Hsiao認為，「要先辨別不正常國家人民充分知情的意願，不是先把反歧視的道德投射其上。」他認為，「對中國人民的善心理解值得鼓勵，但對中共政權以謊言暴力操弄輿論與思想人心之邪惡，必須有更深入暸解、揭發與應對。」

 

　　我的回應是，反歧視，這是正常人性的道德標準，這不是「投射」到誰身上的想像。至於該國家是否「不正常」，並不是合理化吾人之歧視的好藉口。但我認為，Pasang Hsiao這樣的反應很好，至少他非常直心，不會硬坳著說：「武漢肺炎一詞，何歧視之有？」而是坦承，要以這種稱謂，來對待這種「不正常」國家的人民。也就是說，這種稱謂來自某種「不正常」的條件。

 

　　然而，「不正常」國家人民，是否真的沒有「充分知情的意願」？準確地說，他們應該是沒有充分知情的「權利」（而非「意願」）。但倘若因此就可以用他們不悅的名字來稱呼他們，那可真是「神邏輯」。因為這只證明了一點：所有「不正常國家」的民眾都會具足雙重苦難——忍受不正常政權的統治與權利剝奪，同時還要忍受外方自認為理所當然的歧視用語。

 

再說一句，這種對付「不正常」國家人民的心態，難道就很「正常」嗎？

 

「自通之法」與「業習」審視

 

五、改作「中國肺炎」或「中共肺炎」是否可行？

 

　　有臉友問道：是否可稱作「中國肺炎」？成安然臉友立刻提醒道：「我反而覺得這更帶歧視，這嚴重連帶華裔一起被歧視。」看來，臉友理性討論的過程，確乎可以互相增益。

 

　　個人以為，這種讓中國朝野極其忿怒的名詞，其實是中共媒體與網路的「病毒源自美國論」，招感到了美國川普總統的反擊。這都是果，而不是因。

 

　　然而，當這種不快果報現前之時，吾人是要用口舌之快來激發各方的魔性，還是要用智慧善巧來提昇各方的善性？這都在我們的一念之間。即便是川普總統，也在美國華裔表達深切不安的反應之後，從善如流以改口，不再稱作「中國肺炎」，而改稱作「中共肺炎」，以縮小打擊面。因為他確知，這種名詞真的會激化美國社會對華裔（乃至亞裔）的歧視（乃至仇視），絕非國家之幸，社稷之福。

 

　　承上所述，成安然臉友則問道：「如果稱作中共肺炎呢？為了紀念中共掩飾疫情帶來的災害。」Lucas Chang也這麼說：「我們應該改成歧視掩蓋疫情的人，那是誰？」我的建議是：針對「掩蓋疫情」所造成的人類災難，我們應該「呵責」而不是「歧視」他們。「呵責」理直氣壯，「歧視」則把自己的道德高度也拉低了。

 

六、以「自通之法」的道德黃金律為倫理判準

 

　　臉友Lucas Chang說：「話說大清國時稱支那不歧視，今日怎就變成歧視了？」我認為，這與「心態」有關。當西方人在稱呼「支那」的脈絡裡，注入了歧視，「支那」就成了歧視用語。這也引發曾廣志臉友在馬來西亞被稱作「支那人」（Orang Cina）的寶貴經驗分享。

 

　　與「支那」用語相同，「源自中國武漢地區的肺炎」沒有歧視，但「武漢肺炎」的稱謂，就帶有歧視意味，特別是當對方已經要求不要這樣稱呼之後，還刻意如此稱呼之時，那就肯定有歧視意圖。

 

　　Lucas Chang提到「中國共產黨做了不少壞事，有朝一日中國人被歧視，這能怪誰呢？」我想的不是中共「怪誰」的問題，要中共「不見怪」，未免太為難自己了！我只想自問：「我願意被這樣稱呼嗎？如果我不願意，那麼我就謹慎守口。」

 

　　這就是佛家所說的「自通之法」，儒家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倫理學上稱之為「道德黃金律」（ Golden Rule），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

 

七、不須增長「惡的業習」

 

　　進以言之，即便加在對方身上的名謂，在呼名者本身來看是多麼美好，多麼恰當，多麼善意，但只要當事人不樂意被如此稱呼，我們就要給予尊重。舉例而言，倘若原住民已善盡「不想被稱作『山胞』」的告知責任，我們還硬要聲稱：「我偏要叫原住民為『山胞』。」那麼，即便很幸運，沒有激發起對方的魔性，招致對方的報復，至少，我們已在不知覺間增長了自己「惱害別人」的業習。這種「你不要Ｘ，我偏要給你Ｘ」的業習，終將會給自己帶來與人互動間的衝突，甚或招感自身的深切苦難。

 

　　若更深細觀照，就會知道：即便他人因其器度與高度，而不對自己施以報復與反撲，然而這種「惱害他人」的意念與言詞，依然會在每一個當下，讓身體因「惱害之火熾然」而默默承受其苦。惡念投射出去，先受懲罰的就是自己，修學「身念處」而對身體的覺知力足夠敏銳的人，最能體會這種苦受。

 

　　因此，即使不是為了對方，而僅是為了自己，也要自我審視：「我是否有在用不良的業習來為難自己」？「我是否在拿別人的惡來懲罰自己」？

　　　　　　　　　　　　　　　　

八、請不必陷入「動機論」

 

　　其實我很少在爭議上，表述自己的心境，大都只是就事論理。而且長期受到種種辱謗，我也早已「債多不愁」。但是面對某些動機論，不妨表述一下自己的心境吧！

 

　　有臉友拋了「走江湖」三字，我回應他：

 

　　有誰在「走江湖」呢？要知道，講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話，而又反對中共政權，這是兩邊都不討好的。那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用「走江湖」心態的人辦不到！

 

　　同樣的，也有臉友嘲諷我：「該有的都有了」，「不要毀掉自己的一世英名」。我的回應是：

 

　　一切來自天地世間，一切回到天地世間，生命都將化為塵土，有什麼我「該有」的事物？我只隨時警惕自己，不必為了「於同溫層取暖」而增長自己軟弱、鄉愿的惡習。該做的，該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說真格的，若我在意「一世英名」，就不淌這渾水了！

 

不能養成「因恐懼而屈服」的業習

 

九、關鍵是「心態」

 

　　最後以兩個故事作結：

 

（一）被稱作「緬甸人」

 

　　民國八十七年，我應敬愛的緬甸帕奧禪師之邀，到仰光參加「帕奧禪修中心」的開幕式。結束後轉到毛淡棉（Moulmein），參訪舉世聞名的「禪者朝聖之鄉」——帕奧禪修中心。有一幕場景，我永生難忘：到達帕奧禪修中心的第二天，我進入森林深處，在帕奧禪師帶領下，參觀當時正在興建中的大禪堂。禪師對著工地上的一位緬甸比丘，竟然如是地介紹我：

 

　　「She is a Burmese.（她是緬甸人）」

 

　　我確實與緬甸有一段深厚的緣份——父母為避「赤禍」而逃到緬甸，我是在那裡出生的，八歲才因尼溫政府排華而返回「自由祖國」台灣。但是，無論在客觀的國籍認定層面，還是在主觀的族群認同層面，我從未自視為「緬甸人」。然而在那個當下，我竟然對禪師的這句話感到無比歡喜。何以故？我感受到的是「心態」，是禪師用他的無量慈心，表達著一種全然接納我這個來自「異鄉」的人的厚意。是這份慈愛與溫情，讓我感動莫名，默然接受了「Burmese」這樣的定位。

 

（二）被稱作「中國台灣」

 

　　在三年前，一次研討會舉行之前，會議論文集的校對同學打手機來問我：某位曾在玄奘大學宗教系讀書，刻在中國大陸修讀博士學位的馬來西亞華裔學生，於其會議論文中，稱台灣為「中國台灣」，這樣是否妥當？我一聽，火速打手機過去找那位學生，將她重重責備了一頓。

 

　　她頗感委屈地說：「這是大陸所規定的用語。」

 

　　我堅決表示：「是的，『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同情妳在大陸的處境。但是既然這場會議是在台灣舉行，我就不容許我們所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在任何角落出現『中國台灣』四字。」

 

　　有一位大陸學者向我邀稿，但我遲遲沒有交稿。他向其他友人從旁探聽，是否因為他不慎涉入幾年前的「批印」事件而「得罪」了我，我向友人解釋道：

 

　　「請告訴這位教授，大家在思想上各自表述，沒有『得罪』與否的問題，我之所以遲疑，是因為不希望，我的姓名與職銜前面，被冠上『中國台灣』四字。但我也知道，他有不得不如此的難處，因此，我就不為難他了。」

 

（三）我的反思

 

　　試問，為何我對被稱作「緬甸人」與被稱作「中國台灣」，會有這麼鉅大的情感落差？關鍵不只是「稱謂」的本身，而是「稱謂」後端所隱現的「心態」。

 

　　許多善良的大陸親友，以「兄弟一家親」的熱情對待著我，這些點點滴滴的溫暖與慈愛，我絕不敢或忘。而且「中國」與「台灣」二詞，拆開來看也都毫無歧視意涵，但當我被強制冠上「中國台灣」這樣的稱謂，並且既不准我被稱作「台灣」，也不准我被稱作「中華民國」之時，我深深感受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壓力，這種壓力迫使我必須奮力反抗。

 

　　近期中國接踵而來的種種「不如意事」，以及被稱作「武漢肺炎」或「中國肺炎」的忿怒與無奈，或許可以讓中共政權沉澱反思，為何大部分台灣民眾面對他們的「軟硬兼施」，會如此地「軟硬不吃」？真的，關鍵在「心態」二字。無論是「溫柔地讓我就範」，還是「粗暴地讓我就範」，我都無法束手就縛。

 

　　更深層的自我觀照就是：「中共政權」只是讓我「借境修心」的一次機會，我的敵人在根源處不是「中共政權」，而是「恐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提醒著我：「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我絕不能養成自己「因恐懼而屈服」的業習，否則想要「究竟涅槃」？門兒都沒有！

 

　　新冠肺炎，讓人類面對著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這對任何國家與族群，都是極其嚴酷的考驗。然而它也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機會。其他機會姑置不論，在「歷盡劫波」的當下，中共政權或可深自警惕：原來大象可以輸給跳蚤，航空母艦可以輸給小小病毒。從樂觀的一面來看，其實只要掌權者的心念一轉，心態一改，中國的前途依然是海闊天空，台灣也真的會成為他們最好的「弟兄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