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永遠是罪惡的淵藪

希望傷害到我為止！請改革學審制度！

                                                                                                                                                  釋昭慧（任教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校方已通過升等為副教授）
 
        個人一生潔癖，九個月來蒙「抄襲」之污名，受到如此的奇恥大辱，開始難免憤怒，教育部學審會對黑函的肆意處理，也讓我九個月來飽受精神上的摧殘。在心情最低潮時，個人甚至一度對台灣學術環境的惡質，深感絕望，而向已約稿請我撰寫《佛教概論》的輔大宗教系前系主任陸達誠神父表示：想放棄撰寫它了。因為這種概論性的書，更容易因註釋出處不夠周全而被指控為「抄襲」。

        原本以為兩所大學的審查結果，已經還我清白，不意七月十日，學審會官僚竟巧用媒體散發煙幕，意圖「未審先判」，讓我人格信用破產。八月上旬，當我聽到學審會還不肯放過我，要以本案為由，提交月底的學審會常會，意圖取消我的教師資格，我開始懷疑：自己當年根本就不該寫《佛教倫理學》這本書。不寫，豈不就不會淪落到今天的這般下場！

        但是，心念是無常的，漸漸地，我的心情已趨平靜，對關切我的許許多多風雨故人——特別是持續追蹤本案不懈的林委員瑞圖先生暨其工作團隊、撰文聲援我的黃宗樂教授、葉海煙教授、江燦騰博士——感恩之情洋溢內心！我對人性之罪與制度之惡，有了更深刻的悲憫之情，無論是誰對我作不公的審判，我對他都沒有恨意，只覺得這是制度之惡所造成的。

        眼前的當務之急是：藉這次事件的明顯荒謬，來凸顯學審制度黑箱作業的罪惡，令當局將不正義的學審制度加以徹底改革；學審制度應像一切審判一樣，公開化，透明化，以免爾後有人同樣受害。總之，我最大的希望不是報復任何人，而是衷心希望：傷害到我為止！

        畢竟，個人已有某種程度的學術成果與社會信用，這不是學審會官僚與少數學者顛倒是非、不擇手段即可予以摧毀的。而這樣的遭遇，如果發生在一位學界新秀身上，他大概只能躲在角落，黯然舔舐著傷口，終其一生，忍受污名的羞辱！想到這裡，筆者漸漸慶幸：「好在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

        黑暗是罪惡的淵藪！想想看：如果學審制度是公開化、透明化的，讓承辦官僚與有心學者沒有黑箱作業的空間，何致於引來彼等「聯手動用私刑處決學者」的惡念？

        一般維護秘密審制的說詞是：「學術審議制度，不適合讓受審人知道審查者誰，以免遭到人情壓力或報復的困擾。」然而試想，調查員、檢查官、法官，各級政府的各種審查委員會，哪一個不會遭遇「人情壓力或報復」的問題？但這正考驗著他們的「司法良心」或「審查道德」。而司法制度也不可能因噎廢食，讓受審人自始至終不知「是誰審判或處決了我」，而只是儘量加強司法官的道德意識，並以各種規制防範司法官之「棄守法律正義」，保護司法官之人身安全。

        在學術界，「秘密審」也不是唯一被指認的真理。攸關學者資格之取得的博、碩士論文，其得以通過與否，是掌握在口試教授身上的。依規制，從來也沒有為了防止這些口試教授深受「人情壓力或報復的困擾」，而就讓教授們依秘密審之原則而定其生死，相反地，審試過程公開化、透明化，即使「被當」，也讓其親聆「被當」之理由，死而無怨。

        今之學術秘密審制度，大可讓官僚與學者上下其手，生殺大權在握，讓學界新秀之「不乖馴者」、「不識時務者」、「不被收編者」、「言論不稱其心者」，動輒被科以「抄襲」、「剽竊」之殛刑，或是以莫須有的理由，阻撓其升等，被整肅者只能含恨吞聲；而在行政程序上，也大可以做到天衣無縫，自圓其說。可以說：是不健康的制度，讓這些「憎恨、妒忌、報復、控制欲、黨同伐異」等等之類的人性之惡，得以發揮到極致！是制度的不良，誘惑他們犯罪的！

        邇來因本個案，引發輾轉討論，才發現學界有太多這種不幸的個案。看來學審制度只要一日不改，受害人就會持續增加。於今之計，只有將那充滿戒嚴氣息的學術秘密審議制度，徹底透明化，讓被委以「審查」重任的學者，與司法官及其他審查委員一樣地，拿出公平正義的學術良心，去面對「人情壓力或報復的困擾」。最起碼，在結束審查後，他們的名字必須被公開出來，以示其為自己的「審判」負責。

以本案為例：

1. 假使不具名黑函一概不予處理，具名檢舉函在確認其為誣告之後，得公布誣告人名字，使其擔負起民、刑法律責任，那麼，我相信目前學界黑函滿天飛的狀況會改善很多！
 
2. 假使審查結束後，審查人名字必須公開，相信審查人絕對不敢任情羅織受審人入罪，因為他不敢拿自己的學術聲望開玩笑。

3. 假使承辦本案的官僚，承辦流程受到密切的監督與制衡，相信他們無法官學勾結，濫權洵私。
 
擔任審查工作的學術人如果自認為受審人「抄襲」，卻不願承擔「具名」的責任，那麼，就將個案都直接交給敢負責、敢具名的「學術司法官」來處理吧！

        請不要告訴我：「被判抄襲，還可以循正途依法申訴！」事實的真相是：只要在秘密審後，抄襲指控被確認了，在還沒有申訴之前，受審人業已身敗名裂，人格信用破產！

        即使戒嚴時代的政治首腦與司法人員，也無權對政治犯予以秘密審判、秘密處決。個人認為：所有的審判，都絕無例外的應予公布；學者的人性不會比市井小民更乾淨（有的甚至更齷齪），學者沒有理由獨享「秘密審判」的特權！如果有，那麼，掌握秘密審大權的學者比戒嚴時代的警備總部與軍法官還大！

        筆者堅信：黑暗永遠是罪惡的淵藪！陽光透不進來的地方，最容易魑魈匯聚、鬼魅叢生！經過這次事件，倘能讓一線陽光射入學審制度的禁區，則而學術幸甚，學者幸甚，筆者犧牲而無憾矣！

八九、八、二四　于尊悔樓

（本文刊於89年9月1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