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校準」源流論

庭前柏樹子

　　〈校準人間佛教、重建中國佛學〉談到了中國佛教的主流，文中說：

　　太虛大師特別強調道安大師——慧遠大師一系，他們開啟了中國佛教的主動流，而且這個主流一直延續到今天，太虛大師將之概括為四大特點：本佛、宗經、博約、重行，因這幾個特點符合漢民族性格，中國佛教主流諸宗派儘管不斷受一些旁流的影響，但還是保持了這個主流而延續下來直到今天。英雄所見略同，陳兵先生也指出，太虛大師概括的中國漢傳佛教本佛、宗經、重行的道安系傳統主流無疑是應該肯定、繼承和發揚的。漢傳佛教各宗派莫不以釋迦牟尼佛為本，為本師，而不是本他佛、本某師。漢傳佛教絕大部分宗派都以佛經為宗，而不以是源非流的論為宗。因為最可靠莫過於直承佛陀、宗依經藏，以佛之知見、佛證悟的真理去應機設教弘法。王老師提到的太虛大師說的二大旁流，中觀和唯識學派，也有四大特點，即：本理：強調的是空或唯識的理；重論：因為是本理，所以主要依據各祖師發揮此理的論典；授受：受限於師徒傳承的論典範圍；重學：注重鑽研講說。

　　在太虛大師時代，兩大旁流的影響也很大。或可以說支那內學院一系本唯識學派，重學重研究；印順法師一系本阿含佛教和中觀學派，也是重學重研究。而且兩派對中國傳統主流佛教宗派持嚴厲批判甚至否定態度，支那內學院一系更為激烈，印順法師一系相對溫和，但也判真常唯心系佛學類似印度教梵我論。這兩支當代的佛學旁流對繼承中國佛教傳統主流構成巨大挑戰。幸有太虛大師慧眼獨具，通達博大，仍然牢牢堅持中國傳統佛教主流，同時把旁流也融攝進來。

　　陳兵先生在其〈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一文中指出了否定中國傳統佛教主流的錯誤所在，並用正理予以批駁，認為他們是「以虛無主義態度貶棄傳統佛學，或者從西方人文科學研究的路子，以所謂『原始佛學』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學為準則，否定中國佛學的核心內容心性論及台賢禪淨之學，證《楞嚴》、《圓覺》，《起信》為偽作，斥心性本覺，『真常唯心』說為印度教梵我論。殊不知心性本覺義，出《華嚴》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義，不過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靜印的表詮，台賢二宗之圓教義理，質諸佛經，無不有據，禪淨二宗之經久流傳，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機的堅實基礎。另一種人則對本土傳統佛學喪失信心，舍本外求，唯認南傳、藏傳、日本的某種宗派之學為真正佛法，欲圖原樣移植，以取代漢傳諸宗。殊不知吸取南傳，藏傳，日本佛學之精華，取長補短，固屬必要，但南傳、藏傳、日本的宗派之學，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當地時機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積弊，原樣移植以取代本土諸宗，更難契合時機，即使得以流布，也難免產生弊端。」

　　即使中國佛教今天走入人間佛教時代，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不可能因之改變，因此，在人間佛教時代，重建中國佛學首先仍要繼續保留和延續中國佛教這個主流傳統。這是重建中國佛學的基本原則之一。

　　中國佛教的主流該怎麼確定？如一條大河，確定主流時，除了要找到路程最長的那一段，標定為起點，作為發源地外。還要看，在不斷流行的過程中，如能含容一切支流，最終匯聚成寬闊的大河，這樣的大河才應該是主流。主流既然是眾多支流匯聚的綜合體，那就決不能隔離支流去找主流。在這裡有些人會有一個錯誤的感覺：主流和支流有不同的名稱，它們是獨立的兩條河。其實主流和支流，只是為了方便說明，假設作為兩條河，實質上它們本來就是一條河。假如由於地質構造發生變化，原來確定了的源流沒有了，那麼支流也就順理成章成主流了！所以主次只是相對劃分，不是絕對的。

　　佛教也是這樣，先確定它最悠久的起源？源於佛陀，就是佛教。既然有源、流之別，形式上一定是有某些不同，但又不能完全不同，不同的只是形式，否則就不是真正的佛法。雖然〈校準〉一文，辨析主流意在嫡庶之取捨，而我以為，嫡庶之爭，無非派系意識，實不可取。不同形式的佛法共存，八萬四千法門，樣樣具備（不是漫無標準），相輔而相成，能使一切眾生各得其益，這應該才是佛法的主流。

　　探索佛教之源，固然很有意義，然非尋常可達。印順法師在《印度之佛教》中說：「探其宗本，抉擇而洗煉之」。探求流行中佛法的本質，正本清源，為的是給當時漸趨衰亡的佛教，注入清流，恢復佛教澤被萬物的利世大用。法師畢生都在致力於此，成績斐然，正應該作為我等榜樣！

　　佛教創始於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佛（西元前565年～前485年），之後不斷向周圍傳播。西元前後，佛教開始由古印度傳入氣候風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的年代，大約在兩漢之際。開始的時候，佛教被認為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經典的傳入，歷來均以漢明帝永平年間（西元58～75年）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

　　兩漢、三國與西晉時期主要是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大乘主要是般若。佛教來華之初，在原有較為成熟的中國文化基礎上，外來文化要融入進來，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當時的佛教以輸入為主，譯者邊翻譯，邊講學。著名的翻譯家，如三國時期的安世高大師，於西元168～172年間，共譯佛典34部，40卷，如《安般守意經》等，基本都是小乘經典。支婁迦讖於西元147年來到洛陽，到184～189年止，與支謙、竺朔佛合作，譯經14部，27卷，其中不少是重要的大乘經典，如《大般若》、《首楞嚴三昧經》（此經多人譯過，但與後代流行的《楞嚴經》不是同一部經）等。此外，還有康僧會（譯《無量壽經》）等著名的大師，無不大力推動著中國佛教前進。

　　兩晉南北朝，兵荒馬亂，但是中國佛教還是有了很大的發展。竺法護（西元231～308年）是鳩摩羅什來華前最偉大的譯經家，譯出175部354卷！再後著名的有佛圖澄與釋道安。道安法師（生於西元312～314年，約卒於385年，享年72歲），生值西晉末年，家庭世儒，年十二出家，師事佛圖澄，學兼大小，是著名的佛學者與僧團領袖。

　　道安法師所學的第一部經《辯意經》是小乘經，他一邊下田勞動，一邊背誦，五千言一天就都背下來了。第二本經是《成具光明經》，一萬言，當晚背誦「不差一字」。他後來親近的大師佛圖澄，主要學小乘法，也學般若大乘法。道安撰寫了《陰持入經注》、《大地道經注》、《大十二門經注》，皆小乘禪經。道安在襄陽十五年，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且幾部般若經互相對照研究。

　　道安大師對大小乘佛法一視同仁，評《鞞婆沙論》（即玄奘譯《大毗婆沙論》中一部分）為：「猶大海與！……何求而不有乎？」可見在其心目中地位之高！又在《鞞婆沙序》中說：「恨八九之年，方窺其牖耳」。在72歲離世前，自撰的《四阿含暮抄序》中說，令鳩摩羅提等翻譯此經，而且感歎「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斯經，恐韋編未絕，不終其業耳。」

　　道安法師所學所講以小乘法居多，大乘法就是《放光般若》、《光贊般若》、《道行般若》（這三部，近於羅什三藏譯的《大品般若》與《小品般若》）。當時的般若學風，有魏晉玄學的特點，分為六家七宗，這是中國化的大乘學。

　　道安的主要活動與成就是：1.系統地整編佛典，作《道安錄》一卷，開創後代佛經目錄學先河。2.建立中國特色的僧團與戒規。3.參與政治，作苻堅最高政治顧問。4.以國家資助的方式，組織翻譯佛經，如《鞞婆沙論》、《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僧伽羅剎所集經》、《中阿含》（失）、《增一阿含經》（失）、《阿毗曇八犍度論》、《三法度論》（失）等）。5.從道安開始，漢人開始研究、著述佛典。他本人著述（注解、序）有48種，其中小乘的24種，大乘般若的14中。6.重視傳教。

　　兩漢三國，翻譯的佛經，有記載最少的是《出三寶記集》（不包括失譯），有96部142卷；最多的是《歷代三寶記》，有671部947卷。而整個兩晉及十六國譯經，《開元錄》說有752部2306卷，而《歷代三寶記》則有937部2531卷。可以說，道安法師在法義弘揚上是有成績的，但與同時代的譯經大師相比，可為之一，而非主體。道安大師的突出貢獻，不在法義，而在於法務方面！

　　在這一時期，中國佛教所重視的如來藏、真心、真性、真常、妙有的經典還沒有出現，道安大師的佛學思想，自然也不會涉及這方面，所以和「校準」言下的「中國佛教主流」大異其趣。道安大師當時弘揚的是「小乘」經論和「般若」，雖然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但他沒有小乘與大乘的分別，對當時的一切法義做到了平等對待，相容並蓄，真像是「海納百川」一樣。只此一點，就值得非常讚揚！不像現在有些人，不但要把小乘排擠掉，在大乘裡還要把中觀與唯識擠掉，只剩下乾癟癟的真心、妙有，還美之曰「大乘」。如此狹隘，哪裡可以作為大乘？不過是新型的小乘罷了！

　　慧遠大師（西元334～416年）是道安的弟子，住在南方的廬山東林寺，與北方的鳩摩羅什大師，遙相呼應。他雖然住在山林，但與社會上層，不論華夷南北，都有廣泛的交往。慧遠出儒入佛，著作有50篇文章10卷（據《高僧傳》）。

　　慧遠大師使佛教全面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結合起來，這是他在中國佛教史上享有極高聲譽的原因。他說佛家與儒家「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儒佛殊途同歸。主張在家佛徒要盡忠盡孝，而出家者是「沙門不敬王者」，形服禮制也異於世俗。他既擁護傳統宗法制度，又為佛教爭取在社會上層中的獨立地位，成一里程碑式的人物。這是他在中國佛教中所起的傑出貢獻。

　　慧遠大師在佛法義理方面，出發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有神論是他思想觀念的奠基石，善惡業報，生死涅槃，都建立在實有上。《形盡神不滅論》：「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神道精微」。他稱精神是獨立的實體，不僅可以暫時住在形體之中，而且可以由此一形體轉到另一形體上去。他說：「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沙門不敬王者論‧形滅神不滅》）他以為這個「神」，在「六合之外」，不是人的「耳目」認識所及的。「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他的這一觀點，和西方的靈魂論也許差不多。

　　慧遠大師早期信般若，後來是毗曇與禪學。道安是毗曇學的重要推力，慧遠也受此影響，高度重視《阿毗曇心論》，誤以為這是全部佛教的核「心」。慧遠說性空，是針對虛妄顛倒那部分說的，而其外有真性存在，不是空的。這倒和後代的「如來藏」說大同。他與鳩摩羅什三藏有截然不同的理論和思想方式，差別極大。在他們來往討論法義的書信中可以看出，慧遠一直在追問那個絕對的實體。羅什三藏越給他往清楚了解釋，他的誤解就越多，越糾纏不清。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印度佛學間，理論與思維方法的根本不同。

　　印度佛教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生存發展，就要把二種文化有機地融合起來。這除了佛法義理方面要注意其真實性外（否則可能不是佛法），在僧俗間，在僧團內部的組織、制度等，這些表現方式上，也要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道安、慧遠大師們主要就是在這後一方面，有值得稱道之處。

　　道安之後，不得不提的一位大師是鳩摩羅什三藏（西元343～413年）。他七歲出家，先學小乘，「日誦千偈」。十二歲隨母回龜茲，路遇大乘學者，改學大乘，尤精龍樹的中觀。

　　龍樹，在印度是大乘佛教劃時代的人物，在中國也被稱為八宗共祖。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自稱的主流佛教者，竟然如此討厭龍樹，必欲從中國主流佛教中除之而後快？

　　回到龜茲，鳩摩羅什三藏以年不足二十之沙彌，已經成為著名的大法師了！後來苻堅派兵西征，為的就是「國之大寶」——羅什三藏。由於戰亂，被阻西域，直到58歲才到了長安，住逍遙園。

　　他的主要成就是：1.翻譯。國家提供資金，組織人力。西元401～413年間，譯有74部384卷（據《開元錄》）2.對中國佛教的教義影響極大。中國佛教學派和宗依的經典，基本上都是鳩摩羅什三藏翻譯的。比如中國的三論宗，其宗依典籍有龍樹的《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宗的《成實論》；天臺宗的《法華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大品般若》、《小品般若》等；淨土宗的《阿彌陀經》；禪宗的《金剛般若經》；律宗的《梵網經》（有待確定）等。3.受鳩摩羅什影響，建立僧尼管理機構，形成完備的僧官制度。4.羅什三藏弟子眾多，分佈大江南北，對後來學派的形成有直接影響。5.三藏祖籍印度，而生長於中國，也可說是中國人！他有力促進了中印佛教與文化的交流。若論對中國佛學的貢獻，鳩摩羅什三藏應屬第一！

　　在繼承過往豐碩成果的隋唐（西元581～907年）時期，又取得了一個更大的發展，中國佛教達到了鼎盛。佛教義理研究蓬勃發展，促成大小乘各宗派的建立。大乘中重要的宗派有智顗（西元538～597年）創立的天臺宗，吉藏（西元549～623年）創立的三論宗，玄奘（西元602～664年）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的律宗，善導的淨土宗，法藏（西元643-712年）的華嚴宗，神秀和惠能（西元638～713年）分別創立的禪宗，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著名的翻譯家真諦三藏（西元499～569年），譯經48部232卷，或說38部117卷。義淨三藏（西元635～713），譯56部230卷。尤其是被印度稱為「大乘天」的唐玄奘法師（602年～664年），回國後與其弟子，共譯出佛典75部1335卷！為佛教，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中國乃至國際上都廣泛獲得了高度評價。這樣的一位國際性偉人，不止對佛教，對於整個世界文化來說，都可說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這一時期的佛教，相容並蓄，各宗各派都搞得紅紅火火。你不能說，這一宗不好，去掉吧！那一宗也不好，也去掉吧！最後剩下兩宗了，還是互相不待見，剩下一宗最好！那還成主流嗎？主流，應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有一種博大、開放、平等、包容的氣魄。如果問歷史上中國佛教的主流是什麼？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佛教是中國歷史上的主流佛教，當之無愧！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西元811年）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佑（西元1034～1037年）初已達80餘人。譯經規模一時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提倡「教（天臺、華嚴）禪一致」、「淨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天臺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南宋時，由於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漢傳佛教繼續流傳。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清初皇室也是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採取限制政策。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

　　中國佛教，源於兩漢，盛於隋唐，後漸縮小，僅餘禪淨，不絕如縷。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理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民初教界出現了一批名僧圓瑛、太虛等，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泰山不拒細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從中國佛教的這個歷史過程看，佛教的主流何以能恢弘博大？唯在於能開放與包容。清朝末年的「傳統佛教」，已經是萎縮後，即將乾涸斷流的「末流」了。如果把末流執著為主流，進而排斥一切異己，甚至歷史最悠久的那部分佛法，都不要了。就像一個紈絝子弟，不知道努力奮鬥，坐吃山空。家是敗了，還看一切都不順眼，覺得都是廢物，要全部扔掉，只留下討飯的碗筷就夠了。

　　有人從信仰的角度說：中國主流佛教是道安大師—慧遠大師，特點是：本佛、宗經、博約、重行。還抬出太虛大師來坐鎮。是的，我們的太虛大師是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大師應機說法，有他的特定性和時效性，不能任意誇大他的適用範圍。同時，我們雖然應該敬仰大師，卻不應該迷信大師，大師們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哪怕修行到了十地菩薩，仍然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我們知道，即使是佛陀當年，制定一條戒律的時候，都是改來改去，何況是其他人呢？所以佛說「依法不依人」。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判定，要實事求是，拿事實說話，不要提某某大師如何如何說的。我想即使太虛大師在世，也不會允許打著他的旗號，剪切片言隻語當作聖旨，作無稽的斷言。事實上，即使非要從諸佛及大師們的典故裡找出根據，我想任何宗派，都不難從中找到一些，用來維護自己。隨便拉大師來做墊背，本身就是一種不恭敬大師的表現！

　　作者說「漢傳佛教各宗派莫不以釋迦牟尼佛為本，為本師，而不是本他佛、本某師。漢傳佛教絕大部分宗派都以佛經為宗，而不以是源非流的論為宗。」「本佛」，是「本釋迦牟尼佛」，本人也認為應該。但是實際上全然不是！

　　一、中國最流行的佛教，莫過於西方極樂淨土了，而西方淨土是阿彌陀佛為本！常念的「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觀世音、地藏、文殊、普賢......哪個以釋迦牟尼佛為本？似乎釋迦牟尼佛的名氣，還遠不如觀音、地藏的名氣大吧！
《華嚴經》（第一譯在西元421年，第二譯在699年，第三譯在798年）是「傳統佛教」中第一之經了吧！為什麼說法的都是地神、水神、火神、風神......？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這才是大家常說的《楞嚴經》，據說般剌蜜帝譯於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705年），這部經在中國佛教界有崇高的地位，稱為「開悟的《楞嚴經》」。經是佛為聲聞弟子「阿難」所說，內以「二十五聖顯圓通」作為修證的示範，二十五聖也都是聲聞弟子或菩薩。

　　還有一部重要的是「論」典——《大乘起信論》，據傳是真諦三藏翻譯的，沒有具體的時間。真諦三藏是西元499～569年人，與慧遠大師（西元334～416年）相去有一百年，《起信論》更在之後了。可見道安、慧遠大師的主流佛教，和這《楞嚴》、《起信》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不止如此，就是三部《華嚴》，他們也不曾見過呢！把「如來藏」系的「主流佛教」經典，說成是「道安大師—慧遠大師」一系，寅吃卯糧可說是恰當的比喻。我們讚賞道安、慧遠大師，但也要明白道安、慧遠大師何以值得讚揚。

　　我們還可以去逐個檢查，可以發現，大乘經，釋迦牟尼佛親自說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弟子們所說！然而「主流佛教」者說「是源非流」，「本佛、尊經」故。

　　二、《阿含經》，現存的四阿含，《雜阿含經》（西元443年）、《中阿含經》（西元398年重譯）、《長阿含經》（西元413年）、《增一阿含經》（西元398年），是釋迦牟尼佛所說（也有少量弟子所說），為歷史上最早的成文經典。這雖然看來是「最可靠」的佛說的經典，卻是「主流佛教」者所最不能認可的！

　　《般若經》，最早是支婁迦讖在漢桓帝中平年間（西元178～189年）所譯的《道行般若經》。《般若經》部類很多，以鳩摩羅什所譯的《大品》、《小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流通最廣，以玄奘譯的《大般若經》600卷最全。《般若經》是「經」，佛說的不少，也有相當部分內容是須菩提、舍利弗等說的。《般若經》不僅是空宗，在大乘各宗都很重視，唯除以「如來藏」作為「主流佛教」的「傳統佛教」。

　　《瑜伽師地論》（西元648年譯成）是彌勒菩薩所說，是流非源！唯識宗依六經十一論，六經是：《大方廣佛華嚴經》、《解深密經》、《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中土未譯）、《阿毗達磨經》（中土未譯）、《楞伽經》、《厚嚴經》（中土未譯）。十一論是：《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經論》、《集量論》、《攝大乘論》、《十地經論》、《分別瑜伽論》、《辨中邊論》、《二十唯識論》、《觀所緣緣論》、《阿毗達磨雜集論》，此等皆是流非源！

　　《大智度論》是龍樹菩薩對《大品般若》的解釋，《十住毗婆沙論》是龍樹菩薩對《華嚴經》的解釋，這兩部是中觀學的重要經典，也是天臺宗依據的重要經典。是流非源！中國的三論宗，所依經論有《大品般若》、《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維摩經》、《仁王經》、《金剛般若經》、《勝鬘經》、《金光明經》等，如是等皆是流非源！

　　這些經典，雖然「本佛、尊經」，但評為不是「主流佛教」，所以「是流非源」。

　　再說「博約」吧！這一點我最不贊成！你看「大學者」們，一下手就有幾萬、幾十萬字。前幾天看了一篇〈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概觀——從反思的角度看〉，真長啊！這能有八萬四千條罪狀吧！鄙人看後面忘了前面，返回來看前面又忘了後面。老眼昏花，趴在厚厚的論文上，連北都找不到！

　　「重行」，這不是說在嘴上：「我重在實行，不重學問」，「你們是窮人數寶」。真「重行」的不說，說的人不做。真是重行，那些傳統的「大乘佛教者」們，不會是現在這個表現。行，在於慈悲，要捨己利人，這才是大乘的「行」！

《求法詩》
義淨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
後賢若不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