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山川總主教訪談記
釋圓貌採訪‧釋自憲謄稿
今天昭慧法師與吳偉立神父的演講都非常好，給我們很多思考的刺激。吳神父演講「天主教的社會正義」，他用了九個觀點，表達出天主教最關懷的正義與主題。從人的尊嚴開始，到怎麼重視家庭、重視資源分配、平等，最後再談到協助的原則。自己應該從小團體、從基層開始，自立更生。當小團體沒有辦法自立更生，不能自己協助自己的時候，政府就是一股力量，政府有責任、應該幫忙。到最後，談到教會的基本精神：Option for the Poor──以窮人為優先。這就是我們天主教的慈悲與關懷。
他所講的，希望也是我們在做的。但是，我們的理論好像很好、很漂亮，可是我們做不出來。剛好那做不出來的地方，被釋昭慧法師點出問題的癥結：自命清高、自我合理化；還有一些張力，讓我們害怕，跟一般在強調的和諧、平安，有些衝突。
所以，你們弘誓，跟佛教其他的師父看起來很不一樣。我們選擇來弘誓學院，就是因為：你們不是一天到晚在募款、蓋廟，拓展你們的領土疆域，你們不會一天到晚要求信徒供養師父，戴著高級手錶、開賓士車。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團體非常特別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可以做學術，一方面又對社會正義的觸角那麼敏感。
相較之下，我自問天主教的癥結到底在哪裡？我們不敢講，要不就是敢講而不敢做，講的跟做的不一樣，這是內外不協調、不能整合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鼓勵我們天主教，應該來向你們學習。你們很值得我們來學習，把你們當作一面鏡子，來看看我們自己。
在台灣，佛教講的社會正義好像不是那麼多，可是做的比我們還要多。我們不做的話，只有將來要道歉。比如說，天主教教宗向猶太人道歉，因為當年納粹在修理猶太人的時候，我們天主教教會不講話。等到時間過去幾十年以後，我們才來說：「對不起，我們那時候太保持靜默了。」還有十字軍東征，已經過去一千年了，現在才道歉。我們那時候以為這是一場「聖戰」，事實上教宗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場戰爭是可以用「神」的名義來發動的。
所以，過了一千年以後，我們才感覺到「我們錯了」。過了兩千年以後，我們才開始向猶太人道歉說：「我們當初認為，是你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們一天到晚在罵你們猶太人。」所以，沒有社會正義與和平、人的基本尊嚴的觀念以後，膽子變得非常的小，要等到將來才用道歉的方式來打圓場，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一種缺點。
天主教與佛教對於社會正義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我倒覺得，其實天主教在南美洲、菲律賓，還有從前在波蘭，比佛教來得更激烈。比如說在波蘭的運動，最後把政府推翻。在菲律賓，把每一任貪污的總統都推翻掉。在南美洲，甚至有一些主教被暗殺，那都是為了爭取社會正義，而不畏懼惡勢力，甚至犧牲生命。
天主教的誡命裡有一條：對政府要效忠。所以逐漸地，天主教對政府所作的不正義的事情，就很少提出反對。可是現在我們發覺到，如果按照天主教這九條原則的話，我們應該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容忍不正義的事情不斷發生，而我們卻都沒有聲音，那樣是不對的。
所以，今天這場交流，也讓我們發覺到不一樣的地方：「你們沒有想那麼多，可是你們做了很多。」從釋昭慧法師的抵抗挫魚，再來保護自己的佛教，比如抗議崑曲「思凡」，好像佛教受到一點損傷，就會站出來抗議。但是我們天主教，面對幾個很傷天主教的電影，我們都不敢說什麼話，反而把它合理化說：「也好啊！這些負面的宣傳，也可以變成正面的，增加大家對天主教的認識。」你看，我們會把它合理化到這種程度！還有最近，你們站出來反對賭博，我們本來也應該要走出來才對。換句話說，佛教替我們做了很多。
所以今天的互動，多多少少會刺激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應該要有一些行動了。在個人的修養──靈修或神修方面，與行動之間不要有太多落差。事實上，行動的力量，還是來自靈修。你有沒有很好的神修與修養，也要看你能不能真的表達出來。
你問到：服從與社會正義之間有沒有衝突？我們很服從教宗沒錯，對於政府，我們也要服從。可是，當政府不公不義的時候，我們應該開始思考：要服從到什麼程度？我們沒有必要想說教宗會上街頭，他不會出來，可是他會講。講，就是要我們底下的人去實踐。所以，如果我們把教宗的話聽進去，我們就要有行動。有一句話說：「你如果想要做，你會找方法；你不想做，你就會找藉口。」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服從，就真的應該去做。
非常嚴格來說，只要有一個弟兄他沒有飯吃，我就不應該吃飽。可是，我們還是吃得很飽，覺得說：「我為你祈禱已經夠了，我祈禱就代替了那些應該做的事了。」這樣想是不夠的。
所以，今天這場交流互動，讓我們開了眼界，也讓修女們看看佛教的法師：我們同樣是修道人，怎麼還是有一些差異？那些差異在哪裡？天主教的正義和平是應該去做的，可是卻很少人敢講，誰也不想去講，為什麼？覺得運動中的張力很恐怖——我講了卻不做，那不行啊，所以最好不要講。所以我一直在鼓勵我們天主教，應該來向你們學習。你們很值得我們來學習，把你們當作一面鏡子，來看看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