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門與婆羅門

日期：2006年4月11日

地點：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謝希德演講廳

演講：昭慧法師

講題：緣起、護生、中道——佛教倫理學的系統理論

整理：傳法（依演講之部分內容摘記）

 

      身為一位佛學研究工作者，在宗教系所中與各宗教學者互動，也在宗教場域與各宗教教牧人員進行宗教對話，個人感覺是獲益甚多。因為長久浸淫在佛學研究領域，已習慣用佛學語言、專有名詞，建構一個自我滿足的概念世界，不知不覺中，忽略了許多原本自認為理所當然的訊息。這就如同空氣，平常我們不會去想空氣存在不存在的問題，但當我們進入一個密閉空間，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的時候，才恍然覺悟空氣存在的重要性。所以，宗教對話帶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雖然我專注在佛學研究中，也有某些問題意識，可是一旦跨越佛學領域與其他宗教及學門對話，很多我原本認為理所當然的佛教訊息，因為有了「對照組」，忽然發現這些資訊的豐富與可貴。我因此也偶爾抽離習慣性的佛學語言，用一般性的語言來表達佛法。

      昨天與李正有居士、馬洵侃居士在精舍談到儀軌問題時，帶到了一個觀念，在此與大家分享。馬居士問到，南傳與藏傳佛教正在中國蓬勃發展，漢傳佛教何去何從呢？我從世界佛教的宏觀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首先、漢傳佛教的儀軌，文化特性太高，包括我們的服飾、建築、禮儀，因為中國文化的氣息太濃厚，讓異文化的西方人不容易接受。

      而南傳佛教，其他的不說，它的禪觀是跨越文化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身體、呼吸，他就可以學習禪觀，這具有跨越文化的特質；而且他們的國家過去大都是殖民地，因此他們的英語能力很好；這兩個原因，使得他們在歐美弘法比較沒有障礙。

      而藏傳佛教，自從西藏被中國統治，達賴帶領一批喇嘛出走，必須在西方世界立足，於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勇猛地學習英語以求生存，因此語言溝通不是問題。再加上喇嘛們分享著達賴喇嘛的光環，而藏密的禪觀次第也非常清楚、方法明確，所以雖然藏傳佛教的文化特性也很高，卻能在西方社會廣為發展。

      反觀漢傳佛教，西方人大都只熟悉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宗，中國僧侶英文程度普遍不高，加上文化特性太高，其儀軌讓西方人有所隔閡。而且，漢傳佛教的僧侶到西方，因為有許多華人可以供養他們，他們在華人圈子裡的弘法與經懺就已忙不完了，比較沒有生存競爭的壓力，因此不必積極拓展宣教的空間，也就更沒有訓練出良好的英語能力。

      因此，漢傳佛教要在世界佛教中立足，它的利基是什麼呢？就是「人間佛教」——社會關懷或社會參與。像慈濟，不論到國內外哪個地區，做的就是濟貧、救苦、賑災，那是跨越文化界線的，因為那是契應人性普遍的需要。所以，大乘佛教、人間佛教才是漢傳佛教的特色，我們不要搞錯方向，老是談隱遁獨善，老是在經懺儀式中打轉。

      談到儀軌，台灣也有團體，完全跳脫傳統梵唄，發展現代的佛教儀軌與音樂，因此馬洵侃居士也問到：佛教儀軌是否需要改革？由誰來改革？如何改革？我當時回答：重點不在儀軌一定要改革，因為，在尊重多元的佛教場域裡，為了攝受老中青世代不同的人，儀軌或音樂朝多元化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而且，儀軌有其存在的需要性，它可以讓人在生命每個關鍵的情境中，依於儀軌而得到祝福與安慰，不知不覺間讓宗教根植在庶民生活當中。我常說：為何在印度，伊斯蘭教摧毀了佛教，卻無法消滅印度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摧毀佛教的寺宇、佛像、經書、僧侶，佛教就完了，相對的，每個印度人從生到死的所有儀軌，都有婆羅門教貫穿其間，印度人在無以計數的儀軌中，反覆操練著婆羅門教的思想，婆羅門教與印度人民血肉相連，這是它不易被消滅的原因。

      所以，佛法要常住世間，不能只靠禪觀修持或精英分子的學術研究，廣大的庶民未必都到達了這個層次。可是若要讓庶民在佛教中種得善根，那麼，簡單、莊嚴、清淨的儀軌是需要的。至於儀軌由誰來做、什麼形式，並不重要，各取所需就好。

      接著談談我在宗教學研究中的一項體會。綜觀所有文化及宗教，必是依於人生命中深層的心靈需要，以及社會性的需要，於是產生了兩種人——沙門與婆羅門。沙門，是修行人；婆羅門，是儀軌的主持者，在西方叫做祭司，天主教中按立為神父。天主教的方式非常好，它在所有沙門——教士中，精選一部分的人，經過重重訓練與層層考驗，才讓他們晉鐸成為神父——天主教中的婆羅門。由神父主持彌撒（儀軌）。進入到頂尖層次的神父，所主持的彌撒，非常神聖莊嚴，如此避免了儀式浮濫、淺俗的弊端，保持著高水準的宗教格調。但是即使如此，在中世紀仍然出現因為教權高漲而教士腐化的現象，因為主持儀式，最容易與庶民互動，從而獲得經濟利益或種種地位權柄，這就讓沙門在婆羅門這個位置上，慢慢地沉淪下去。因此，才會有馬丁路德起來呼籲宗教改革，主張「萬民皆祭司」，讓儀軌成為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的事，不勞祭司專職為之。

      而佛教在這方面的適應，也是左支右絀的。由於中國傳統素有「厚葬久喪」的文化，受到這種喪葬文化的影響，儀式變得非常繁冗，許多沙門（修行僧）成了專職的經懺僧（婆羅門）。這些沙門花太多時間去做婆羅門的事情，在主持儀軌中獲得了許多利益，可是他們並不是經過層層重重的考核，所以反而在佛教中被認為非菁英的僧侶，是次要而地位不高的。這些形同祭司的佛教沙門，成為佛教發展中被垢病的一群僧侶，許多經懺僧論件計酬的議價行為、散漫糜爛的生活方式、放逸失格的言行舉止，成為讓別人攻擊佛教的把柄。總之，佛教的婆羅門而不像天主教的神父那般，擁有高尚的社會地位，主持著莊嚴優雅而讓人神往的彌撒。

      如果大部分的僧侶都投入婆羅門的工作，那將如何提昇佛教中不可或缺的禪觀與義學層次呢？禪觀牽涉到人性深層的需求，義理與教史的研究與講述，則是思想與文化傳承的過程，這些部分若被忽略了，儀式就形同失去了魂魄的軀殼。
難道儀式可以不存在嗎？我想還是應該存在的。所以「萬民皆祭司」的觀念是很有道理的，在家居士不妨分擔儀式的工作，而不要光是由出家眾承擔，讓出家人回歸到「沙門」的角色中，將重點放在義理的宣講與禪觀的修學。但不排除某些資質與才情適合在儀軌方面發展的僧侶，重要的不是他們講學、修持還是主持儀軌，而是把握住「佛法無價」的精神。不論是義學的研究，或是禪觀的教導，還是儀軌上與信徒互動，都要保持「佛法無價」的精神，不要淪為與人議價的婆羅門，盡量過著清淨的生活，才能維持自己的素養與佛教的水準。

      之所以會作這樣的觀察，正是因為我跨越了佛教的領域，實地參訪其他宗教（如天主教、道教）的僧院與儀軌，參照印度宗教史，而發現到任何宗教，都有類似沙門的修道人與類似婆羅門的祭司，綜合對照，而有了如上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