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疑古思潮及印順法師諸問題——評「完整教」新怪談

游光

　　去年11月，鄙人在臺灣訪學期間，專程去嘉義參謁了印順法師創建並長期居住過的一處道場「妙雲蘭若」。參觀時，在印公的藏書中，竟發現了一套現代史學「疑古」學派領袖顧頡剛先生主編的一套7卷《古史辨》，甚為意外。並蒙允可，拿出翻了翻。深感印公不僅博通內典，亦對同時代的人文學術思潮頗致關注，其佛學深湛，並能開啟風氣之先，蓋有其深因。

　　最近，也許這一發現被「完整教」的有關人員瞄到了（當然也許不是，不過按他們的人文知識水準，哥真懷疑他們是否知道「疑古」這回事），又炮製出了一篇題目為〈印順法師之疑經與日本學界之疑古〉的奇文（署名「法界總持」，真好大的口氣！）意思很簡單，無外是說，印順法師的治學方法受到了疑古思潮的影響，而疑古思潮是來源於日本的反華思潮，所以疑古學派與印公，都是利用「理性」充當了文化漢奸！

　　這可實在是「腦洞大開」，按說，完整教諸君，從年齡上看，應該沒有當過「造反派」的經歷，但這種帽子橫飛，動輒汙人為「漢奸」的手法，恐怕真是得了革命小將們的真傳，這次因為要詆毀印順，不惜把20世紀歷史學界的一個重要學派也統統扣上了帽子，實在是一群「狠人」，不過狠歸狠，卻更加暴露了其不學無術，用某位學者的話說，還是「欠缺人文素養」所致。

　　文中斷言：「中國近代疑古之風主要受日本疑古之影響」，而「白鳥庫吉（1965-1942）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成為疑古思潮之導師。中國古史辨運動與之呼應。」——從這一論斷看，該文作者倒是的確查了一點資料，不過可惜的是，這是某些人為了污蔑疑古學派，流傳多年的一個謠言，根據比較全面的研究和考證，若王中忱〈民國學人的文化抗戰：《禹貢》與日本滿蒙學的學術之爭〉（刊於《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0期）中指出：

顧頡剛的「疑古」、「辨偽」，與日本的東洋學、支那學有無交集？更進一步說，顧氏對上古歷史的傳說性的揭示，是否受到那珂通世（1851-1908）的「疑古」論、白鳥庫吉（1865-1942）的「堯舜禹抹殺論」的啟示？他的「層累說」與內藤湖南（1866-1934）「發現」的富永仲基（1715-1746）的「加上原則」有無影響關係？這些都曾引起學術界的討論，而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大都認為顧頡剛是在沒有直接接觸到那珂、白鳥、內藤的情況下提出自己的疑古論述的，但那珂、白鳥和顧頡剛的「疑古」思路確有近似之處，且都和《崔東壁遺書》的再發現有關。

　　與完整教的栽贓恰恰相反，顧頡剛等人的史學研究之發心，正是為了辨明中華民族之主體獨立性，厘清歷代國土疆域之沿革，以抵抗日本文化侵略的「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強鄰狂施壓迫」。如顧頡剛在《禹貢‧發刊詞》中說：「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夠受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在這樣的意識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我們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當歸我們的。」其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懷，昭然可見。

　　至於所謂「疑古」的提出，根據顧頡剛自述，確實與《崔東壁遺書》有直接相關性。——也許這部書對完整教諸君的文化程度來講，恐怕比較陌生，那就建議去翻翻有關清代學術史方面的著作吧。——我還可以提示一下，不妨進一步查查清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說了什麼？「吾家」姚際恒先生《古今偽書考》裡面有啥內容？——有空多學學文史知識，不要光靠忽悠，丟人現眼。

　　事實上，這一問題顧頡剛本人已經說得很清楚，他在《古史辨自序》中曾指出，「古史辨」之前的「疑古」，已經有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唐宋時期一些聞見廣博的史學家劉知幾、司馬光、歐陽修、朱熹等，他們的治學，已經具有了不盲目泥古，敢於懷疑成說的態度。第二階段，則是明清的若胡應麟、顧炎武、閻若璩、姚際恒、崔述等具有懷疑態度的考據學者，他們立足於考據學的「無征不立、實事求是」，做出了很多針對先秦典籍的辨偽工作。第三個階段，則是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的撰寫。——要之，疑古學派的建立，無外是利用清代以來所奠定的基本文獻考據方法，來重新考察古代史料，厘清哪些是神話傳說，哪些則比較可靠。至於「完整教」深文構陷的，說他們「考證堯是香爐，舜是燭臺，禹是爬蟲，極盡對中國古代文化之污蔑。」——請問語出何典？如何「污蔑」？（顧氏「禹是一條蟲」之論亦流傳多年，後來早已澄清那是對原文的誤解）如此造大妄語，肆意詆毀前賢，你們也配當佛教徒嗎？

　　毋庸諱言，顧頡剛等所開啟的「疑古思潮」的一些方法論，同時代及當代的許多史學學者也有不同意見，若英年早逝的史學天才張蔭麟在《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中指出：「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由於疑古學派在方法上的確不乏這樣的問題，古史研究學界漸而興起了「釋古」的學術思潮以試圖救正之。一般認為，「釋古」可導源至王國維在古史研究領域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王氏所謂的「二重證據法」，是以地下出土的文獻資料（如甲骨、金文）證明傳世之文獻，又以傳世文獻的內容證明甲骨、金文等新史料。——簡單地說，就是不單純把古代文獻中的神話傳說看做虛假，而應儘量考掘其中有哪些真實成分，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後來徐旭生先生撰寫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便是這麼一部典範性著作。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疑古」學派提醒我們注意某些古代史料之可疑性，「釋古」學派則進一步指出，即使是可疑的史料，裡面也可能包含一些有待證實的真實情況。——但這兩個方法，與完整教諸君的信仰，實在都是毫無關係。因為，就史學界而言，即使再怎麼相信古史資料的可靠，也不會去把盤古開天、女媧造人、夸父追日、精衛填海、黃帝乘龍這類神話故事看作是歷史上的真事兒，更不會把研究這些神話的學者詆毀為「世俗人本理性」，更不會把20世紀以來的古史研究看成是「深度末法時代」的產物。——一句話，「完整教」諸君執著於大乘佛經中的神話成分為事實，並矢志不移地堅信「佛教天神化」之實有，這與任何史學思潮都沒有任何關係，而是一種典型的、毫無道理可講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之偏執信仰！

　　就印順法師的佛教史研究而言，雖然他很可能得到了《古史辨》在史料研究上的一些啟發，但其總體思路，顯然更近于「釋古」一派。——最簡單的例子，印公晚年得知一些日本學者懷疑《大智度論》非龍樹所作，不顧年邁而口述出《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1991年），堅持認為《大智度論》不偽。早年間胡適先生堅持認為《壇經》為神會所偽造，也正是印順撰寫了〈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一文，指出其證據不足，被譽為「最佳的批駁胡適先生對禪宗史研究的錯誤觀點」，「最有力而最有分量」的文章，洵為定讞。

　　完整教諸君，最為在意的問題，無外是大乘佛教的起源問題，這個事情其實很簡單，既然〈印順法師之疑經與日本學界之疑古〉的作者在文末提出：「當然不是說不要經驗理性，不能疑古，文獻考證是必要的，疑是可以的，但要拿出充足的證據，可以大膽假設，但必須小心求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得不說，這種態度還是有點進步的。——既然如此，就現在的學界共識而言，大乘佛教應興起於一世紀前後（任何一本佛教史的說法都差不多），這種共識顯然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出於幾代學人堅實的考證與研究的基礎上。——你們覺得不對，或者非要堅定認為大乘經不僅為「佛說」，必為「佛口親說」，那也無妨，只要能舉得出西元以前大乘經或大乘學說存在的文獻證據及考古學證據、以及印順、呂澂等前輩學者的具體研究的問題或缺點在哪裡？這些具體問題當然都可以討論。但如果舉不出，只會空口白話地說別人的方法有什麼問題，架空事實去講「理性」有如何缺陷，那就是無理取鬧地耍賴而已！

　　不過，如果像該文作者這樣，談學術談不清楚，卻只會這樣動則污蔑人為「漢奸」，那就不僅是「不三不四」，實在是「不要fa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