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界出版社

再者，筆者在從事社會關懷與社會批判時，常與一些良心人士及知識菁英會遇。在與他們交換意見時，佛法的思想訓練，讓筆者得以提供一些與世間情見截然不同的豐富觀點。這些良心人士及知識菁英，具備聰穎的思辯能力與敏銳的批判意識，對世界與人生有相當深刻的見地，但偶而針對某種議題，筆者所提供的「佛法觀點」，還是常讓他們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歎。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台灣哲學學會年會晚宴中，與中研院社科所錢永祥教授毗鄰而坐，筆者提起西方基督教社會中所掀起的動物保護運動，他竟然接了一句：「但由你們來做，是更具足正當性的！」筆者當然知道他的「正當性」究何所指，亦即：佛教倫理學的「眾生平等論」，比「神、人、動物三層級論」，較能提供「人應仁慈而平等地對待動物」的理據。

　　十餘年來，無論是面對官方、立委還是媒體，無論是面對個別訪談、公聽會、記者會還是座談會，自己也常依「佛法觀點」，對社會話題或倫理爭議，提出自己的「佛法觀點」。許多時候，筆者還會針對這些社會話題或倫理爭議，寫成時論或短評，它們大都刊載於台灣的報章雜誌，少部份則發表於教內刊物。這些看似片片段段的「佛法觀點」，其實有來自「緣起」要義的活水源頭，從「緣起論」而導出「護生觀」，個中更有一以貫之的思考脈絡。這點點滴滴的心得蘊釀於胸，筆者漸漸感覺，有需要把自己遇境逢緣撰為時論或相與問答，所陳述的佛教倫理思想，組織成一個完整綿密的體系性學說。

至民國八十四年四月間，輔仁大學宗教系前系主任——慈祥儒雅的陸達誠神父，請筆者下學期為大四同學講授「佛教倫理學」。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哲學課題——筆者教佛學院十餘年來，還不曾聽說哪個佛學院有「佛教倫理學」課程的安排。但由於前述實務經驗與蘊釀思維的個人背景，使得筆者毫不遲疑地答應接下這門「沒有現成中文教科書」的課，而且於當年七、八月例行性禁足期間，寫出一本體系性論著《佛教倫理學》，一方面作為學生的教科書，一方面也向一般讀者與佛教徒提供有關佛教個己倫理、群己倫理與環境倫理方面的系統知識。

說來好笑！在撰寫該書之前，對於「倫理」二字，雖不覺得陌生，卻也還從未關切過它的精確定義。在儒家意識掛帥的國中、小教育之中，「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早已成為必修科目，高中階段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學習的正是整套儒家倫理觀。待筆者出家後，更是因學習佛陀教法，而接觸到許多豐富的「倫理素材」，有的是思想、觀念，有的是規範、制度，更有許多豐富而精彩的故事，散見於經律之中。

東方哲學的主流思想，不論是佛學還是儒學，都有非常豐富而多元的倫理學說，而且佛教對僧尼，儒家對「士」，都有高標準的道德要求。可是，「倫理學」（ethics）這門課程，卻是在西方建立起來的，所以對筆者而言，原是極其陌生的一個學術領域。也就是說，作為實踐的倫理規範或道德教誨，這在東方、西方都有，可是，要在佛教倫理規範或道德教誨的背後，建立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理路的思想體系，而自成一「佛教倫理學」之學門，這是筆者在過去的佛學訓練中，所沒有閱歷的嶄新經驗。所以為了撰著該書，筆者於禁足寫作時，開始閱讀少量西方的「倫理學」以及「倫理神學」相關論著，並擺脫前人「文獻學進路」的著述形態，嘗試著運用「哲學進路」的方法，撰為新著。

也因為寫作的背景如此，所以該書之出，經常會很自然地拈取一些當代關切之議題，例如性解放運動、政治參與、動物倫理或生態哲學，而作佛法觀點的「對話」。它容或欠缺一些「科班出身」的學術規矩，卻多了一重「人間佛教回應普世價值、引領社會思潮」的時代意義。此所以嚴於作學術規範之要求的江燦騰教授，竟還能寬容地稱讚該書。[１]

從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出版該書迄今，一晃眼已七年有餘，《佛教倫理學》前後已印行三版，五刷，共八千冊（含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與蘇振輝董事長所助印推廣的三千冊）。七年來，筆者不但在輔大宗教系、玄奘宗研所與佛教弘誓學院，開設「佛教倫理學」或「宗教倫理學」課程，而且法界衛視也於兩年前（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將筆者於弘誓台北推廣部的授課內容，全程錄製，用供「法界空中佛學院」作空中教學之節目。此一節目甚得空中聽友之熱烈迴響。

另一方面，由於著作與教學的因緣，無形中在基礎倫理學方面，有了較為嚴謹的學術訓練，筆者由是擺脫了一般「散談」倫理議題的慣例，開始撰寫一些「應用倫理學」的學術論文或短篇時論，議題範疇涵蓋安樂死、器官移植、幹細胞、複製科技、代理孕母，……大都與當代醫療科技之發展有關。

撰寫《佛教倫理學》時，正值暑假。為了讓輔大學生在開學後就能拿到這本教科書，筆者乃於有限的兩個月時間內，閱讀部分與「倫理學」或「基督宗教倫理學」相關的書籍，礙於時間迫促與禁足期間不便外出蒐尋資料的限制，所以參考資料極其有限。此後七年，基於教學的需要，筆者參看了更多相關書籍，並時常將此二學門之中所涉及的議題，拿來用佛法的觀點加以思維。這樣長期下來，教學內容也就跨越了原本在佛學領域建構價值體系的範疇，而多了與「倫理學」或「基督宗教倫理學」作建設性「對話」的色彩；這樣一來，對於原先初步建構的「佛教倫理學」系統，也就有了更精緻、更深刻的細部建構。

前幾年原擬就舊作以重新修訂，但考量到：原書本身已有完整的論述體系（包括基本原理、道德原則、行為主體、三種層級之倫理實踐），若依此一原有章節架構而插入新的議題，反而會導致結構鬆散之病；而且有的議題已無法於原章節中置入，這樣一來，勢必要大費周章，更動章節結構。再者，當時寫作，設定的閱讀對象，以對佛法基礎知識尚不具備的大學生，以及對倫理學完全陌生的佛教讀者為主，所以雖不能完全免於運用專業術語，但也儘量讓詞彙淺白一些，以利讀者理解。現在如果要再添加新的內容，倫理學或戒律學方面的術語難免增多，討論的內容也更為專業，這對初學者是否會可能產生閱讀障礙呢？

於是考慮再三，於去年九月以後，決定保留原書樣貌，讓它成為一本初階入門的「佛教倫理學」教科書，異日改版發行時，再作小幅度的修訂即可；在原書之外，筆者擬另行撰著《佛教規範倫理學》，一方面章節內容自成體系，讀者即使沒看過《佛教倫理學》，也可以直接跳過前書而單獨閱讀它，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針對前書而作延續性討論，或作更為周延的分析，成為一部《佛教倫理學》的進階讀物。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筆者開始於相關教學過程中，將蘊釀在胸的點滴思維，向學生作一系統性介紹，好讓新書的內容逐漸浮現輪廓。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日，應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所長之邀，於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作專題演講，筆者即選定〈緣起中道——從佛教倫理學到戒律學的思想體系〉作為演講題目；回台之後，又依學生所整理的錄音講記，將其中之半數內容，先行整理成一篇論文，題為〈宗教倫理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層原則——以基督宗教與佛教為主軸的一個探索〉，作為《佛教規範倫理學》的部分章節，發表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台灣哲學學會」之年會上（台北：台大哲學系館），並將全稿交由《法光學壇》先行刊載，以饗教內讀者。至於書稿，則擬於寒假期間完成，並計劃在三月二十九日（慶祝印順導師九秩晉八嵩壽的第四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之首日），發表這本新書。

這原是給忙碌的自己一點進度壓力，「強迫」自己能於月餘假日放下萬緣，專力寫作。不料事緣仍然無法全免，寒假期間，先有林建德居士與現代禪就印順導師思想產生論諍，這是師門的一樁大事，使得筆者不得不花費許多時間，關注整件事的發展，並作了一篇較為鄭重而完整的回應。[２]

其後又因二月七日，「慈濟一灘血」事件，證嚴法師遭人誣告之刑庭判決法師無罪，還了法師一個公道，但是當年原住民陳秋吟女士難產送醫遭拒，而在診所地上流了一灘血，身死異鄉的血淚故事，竟然全被翌日的媒體忽略，筆者不忍袖手旁觀此一歷史公案，竟被相關人士顛倒黑白，一筆抹煞，於是協同性廣法師與傳法法師，立刻趕工發出當期（第四十六期）《弘誓電子報》，將《中時晚報》陳世財先生情文並茂的相關報導全文轉載，自己並於翌日親撰〈菩薩行者永世的哀傷〉。為了將這些資料編入，連已編好準備送廠印刷的《弘誓雙月刊》都臨時大幅改版，編校同學空寂、印悅法師，因此而一團忙亂。

即使等著編排本書的學生，眼看月底已到，催稿聲已急促起來了，但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夕（二月二十七日），筆者還是應長期為流浪動物而奮鬥的劉威良小姐之邀，趕赴中正機場參加「送流浪狗到德國」記者會，為聲帶慘遭無情割截的大量流浪狗而請命，呼籲政府嚴禁獸醫師施行此一不人道的手術，臨時並應邀寫了一篇〈二二八動物和平宣言〉。前後兩篇拙文，連同該記者會消息〈失聲前的哀號——人有言論自由，我們連發聲都不可？〉，都蒙《自由時報》總主筆劉永昌先生義助，即時刊於「自由廣場」[３]。

可以想見，這樣「管閒事」下去，撰作計劃如何能不延誤？到頭來吃苦的必然會是最後幾天熬夜趕工編校的學生們！但是這些點滴近事，無私地義助其事的可敬友人，以及默默支援筆者的可愛學生，更讓筆者得以確證本書的部分觀點：心理利己主義（psychological egoism）認定：所有人類的行為都是出自於「自我關懷」（self regarding），倫理利己主義（ethical egoism）則據以進一步認定：每一個人都應該提昇自己的利益，人們有義務做任何有利於己的事。這種「全稱命題」的觀點是偏頗的。世間自有菩薩根性的人，老是為了別人，而把自己的事放在一邊；他們無法忍受別人受苦，而且認定自己「應該為了他人而無條件地犧牲自己的利益」。這些人奉行的正是「利他主義」（altruism）的信念，他們的所做所為，甚至是「超義務」的。

以證嚴法師為例，她於三十六年前（民國五十五年），有感於「一灘血」背後原住民卑微婦女的悲苦無助，而發心創建慈濟志業，至如今已在全球匯聚了四百萬忘己為人、救苦救難的龐大力量。即使為「一灘血」公案，而於近年受到嚴重的誣陷與侮辱，但她本人卻完全釋懷，而且對攻訐她的人士，不但沒有任何責難，言談之中也還是千萬般的「不捨、不忍」。

筆者雖與證嚴法師風格迥異，但同樣地，對人對事老是「不捨、不忍」，而致令本書的撰作計劃嚴重耽擱。直至二月中旬，寒假將近尾聲，方才開始整編（應用倫理學之）舊作，並撰為新篇。而且為了配合美編、校對、印刷，本書勢必要在三月十八日以前竣稿。也因為在如此匆遽的時間內成書，所以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鑒諒，並不吝予指正！

印順導師在佛法的思想與制度方面，業已建構了博大精深的「人間佛教」理論，他的研究方法論——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與涅槃寂靜之三法則來研究佛法，更是給予筆者在治學方面的極大啟發。這些都是本書的活水源頭。更精確而言，本書是在導師思想的基礎之上，針對「佛教倫理學」與戒律學而作進一步的闡述。

性廣法師兼通教、觀，原本志在宏闡禪法，撰著禪學專書，卻因不忍見筆者孤軍奮戰，乃暫時擱置了她的「最愛」，義無反顧地投入了護教與護生之行列。近時更是重新「背書包做學生」，進入以「應用倫理學」見長的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而作倫理學之研修。在筆者構思本書之際，她還蒐羅了許多中、西倫理學名著，讓筆者得以減除許多「尋找資料」的時間；而當筆者草擬本書大綱之時，她更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讓筆者大幅調整了內容順序。

在此還要感謝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李瑞全所長。經性廣法師推介，筆者拜讀了他的大作《儒家生命倫理學》，該書消化西方現代倫理學，吸收「原則主義」（Principlism）為主的生命倫理學，旁及各種重要的倫理學和生命哲學之要點，會通原則主義所提出的中層原則，再結合並發展中國儒家特有的中層原則，而確立以儒家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的）生命倫理學。這整套的理論建構模式，筆者深感興趣，於是按圖索驥，尋出「原則主義」的英文原著，並單就其中所論證的四個最基本的中層原則，用以檢視佛教倫理學，讓筆者在早年所寫「因果律」與「護生觀」的兩大原則之外，進而依「緣起」論以作「自律原則」與「公正原則」方面的深層探索，而於本書之中加強了有關「自由意志」與「分配性公正」問題的論述。

應該一提幾位學界前輩與友人——黃宗樂教授、古登美教授、葉海煙教授、陳德光教授、黃運喜教授，江燦騰教授，媒體友人劉永昌總主筆、梁玉芳小姐與陳世財先生，以及幾位社會友人——前立委林瑞圖先生、教育部范巽綠次長、賴浩敏律師、張章得居士、李元松老師、李重志先生、郭建盟先生，倘若沒有這些風雨故人對筆者的義助，筆者可能不會再有興趣撰寫任何與倫理學相關的論文，遑論本書！

感謝本書美編空寂法師、總司校對的印悅法師，參與校對的慧昭、文玲、惠曼居士，發行本書的彩虹居士，以及承擔起學團生活之運作，而讓我們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從事著作、編校工作的其他學團住眾與義工。感恩長期給予筆者諸多護助的諸位師友，以及與筆者一齊為台灣的社會正義而奮鬥的社會友人！

[１]　如說：「釋昭慧法師所著《佛教倫理學》一書，是當代臺灣新佛教倫理學的原創性和集大成之作，其思想源自釋印順博士的人間佛教及戒律思想的啟發，但在實踐面和詮釋體系上，已自成一家之言，堪稱亞洲地區新佛教倫理學說的代表性著作，亦為推動當代臺灣新佛教變革運動的指導書之一，其影響力正方興未艾，是必須鄭重加以肯定者。」江燦騰：〈昭慧法師著《佛教倫理學》：亞洲地區新佛教倫理學說的代表性著作〉，《弘誓雙月刊》，第四七期，民國八十九年十月，頁一四。

回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