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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釋昭慧、江燦騰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世紀新聲——當代台灣佛教的入世與‧ 出世之爭》——代　序

釋昭慧

　　天下之種種文鬥武鬥、明爭暗鬥，依佛所見，不外乎是「欲諍」與「見諍」：為權、為名、為利、為色而爭，是名「欲諍」。世間各家言論相爭，佛教與外教爭，大乘佛教與聲聞佛教爭，聲聞佛教部派相爭，大乘三系學派相爭，禪、淨、密、律宗派相爭，漢傳、南傳與藏傳相爭，是名「見諍」。

　　唯獨一種「千不該爭，萬不該爭」之論諍，是為大乘佛弟子之間的「入世與出世之爭」。

　　為何「千不該爭，萬不該爭」？原因是：

　　一、名實不符：既名「大乘」，就不應該又要裡子又要面子││一方面要獲證無上菩提，祈願為天人師；一方面又藉口凡夫無能，不肯行利生事。退一步言，好樂隱遁，一意尋求自我解脫，而無心從事利生事業的修行人（以下簡稱「隱修僧」），既然聲稱需要專力修持，就應做個名符其實「放下萬緣，不問世事」的隱修僧，倘不此之圖，反而向世間探頭探腦，說長道短，本身就已違背「隱修」之名了。

　　二、自我顛覆：這些隱修者，聲稱要傾全力以修持，所以無暇行利他事，既然如此，理應交出一張「修持成績單」來證明：他們比不隱修的人有更好的自我觀照能力。但他們竟然無法覺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於出世、入世之議題上大動干戈，有的甚至以極端挑釁的語氣，辱罵主張入世利他的高僧大德。這樣一來，豈不是更加減低了隱修的正當性嗎？世人難免要從他們的言行來質疑「隱修無效」的。

　　三、有違教證：隱修僧若自認屬於「大乘」，卻迴避了諸大乘經明文規定的「六度四攝」利他功課，而單單挑選了「定慧」二度，就正當性而言，原是極其不足的。於是，他們最常出現下列遁詞：「我不是說『不要廣度眾生』，但凡夫位時尚無把握，勉強利他，也只不過是『淪為煩惱與業力的手下敗將而慘遭蹂躪』而已。要利他，也要等成了『聖僧』以後再說。」

　　乍聽之下似乎有理，但是，且不說「菩薩是否異生（凡夫）」在部派時代還大有爭議（上座部就認定菩薩只能是「異生」而非聖者），就算是大乘經論，也無不說：資糧位的凡夫菩薩應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所以隱修僧的說法，實在找不到聖教量的根據，只能說是「純屬個人意見」。

　　四、有違理證：退一萬步，就算不談部派與大乘經論的教證好了，這種「只有證聖才能利他」的言論，在理證上也大有問題。我在本書的〈立敵共許辯證兩則〉一文，就做了反駁，茲不重贅。

　　五、有欠厚道：隱修僧常讓僧伽因他們而面臨著世間諸如「寄生蟲」、「不事生產」、「逃塵避世」、「消極悲觀」、「不知民間疾苦」之類的羞辱責難。

　　即使如此，筆者個人還是不忍責備隱修僧「拖累佛教」，只是傾全力從事正面的弘法利生事業，意圖改變世人對僧尼的不良觀瞻，從而洗滌前諸汙名，以利僧眾「令正法久住」之大業。不祇是筆者，台灣還有眾多無私投入佛教慈善、文教事業的僧尼，功績卓著，有目共睹，這才使得社會對僧尼的刻板印象改觀，辱僧風氣稍斂。

　　這樣一來，隱修僧也無形中蒙受大利，得以有尊嚴、有奧援地繼續他們的隱遁生涯，而不似上一世代的僧中長輩，卑微存活於社會之中，默默隱忍著世人紛至沓來的羞辱之語與鄙夷眼光。

　　其實，不祇是在中國，普世（包括西方也一樣）對於隱修僧都有一種隱微的敵意，認為他們不知民間疾苦，忽略社會責任。中國文化更是以「兼善天下」為主流思想，對於「獨善其身」的隱士，從未給予太高的評價。隱士若不安份隱遁，更被譏以此做為「終南捷徑」。因此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一開始就傾向於大乘佛教，從而獲得了廣大人民的信賴與接納。憶昔梁漱溟先生，以「此時、此地、此人」，對隱遁氣息濃厚的佛教給予責難，甚至因此而棄佛入儒，這何嘗不是促使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的重大觸媒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正因為歷代以「行菩薩道」自期的僧尼，共同撐開了一把巨大的保護傘，緩和了社會對隱修僧的反感情緒，抗拒著政治與異教勢力對佛教的刁難與迫害，並積極宏法度眾，而造就出大批護法居士，得以張羅隱修僧的四事資糧，有了這些「利基」，隱修僧方能如願避居山林，專力修持。

　　這就是「千不該爭，萬不該爭」的第五個理由││矢志「出世」（或是主張「凡夫先求出世，證聖以後再行入世」）的隱修僧，既然深蒙其利，不知感恩也就罷了，竟還對「行利他事」的凡夫菩薩指指點點，不是抹黑其動機為「討好群眾」，就是貶抑其事行為「徒勞無功」；當凡夫菩薩為佛教、為眾生忙得席不暇暖，「不修深禪定，不斷盡煩惱」時，隱修僧還要譏刺他們「欠修行、沒深度」，這種行事作風，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大乘佛弟子之間的「入世與出世之爭」，最常卡在「凡夫有沒有資格行菩薩道」的焦點上。在此筆者姑且跳開前述五項理由，直接就著與自己有緣的幾位師友，勾勒三幅「具煩惱身，行菩薩道」的圖像（由於印順導師是筆者常常提及的典範，茲略）。

　　圖像一、帕奧禪師：他老人家行菩薩道，但也無私地把共世間的四禪八定、聲聞行的諸階觀智，以及南傳阿毗達磨，一一傳授給有心尋求解脫道的學人。為了弘傳禪法，他不辭辛苦，國內外奔波不休；前年，他積勞成疾，受大病苦，在台大醫院住院接受治療。

　　基於南傳上座部論義，他不祇一次堅稱：菩薩必然是異生，入證初果就得直趨解脫。隱修僧們老是以帕奧禪法為例，強調「不證聖不足以利生」，以譏刺太虛大師或印順導師的「人菩薩行」不足為訓，殊不知，帕奧禪師本人正是南傳佛教中，「以凡夫身行菩薩道」的最佳典範！

　　圖像二、性廣法師：他早年向筆者學法，有著善財童子般的純淨心靈，有著禪師的資稟與經師的歷練。他原本就有些禪觀經驗，但總覺得次第不夠清晰完整，於是在民國八十六年暑假，放下萬緣前往緬甸毛淡棉，親近帕奧禪師。於帕奧叢林精進禪修期間，他足不出寺，在簡陋的環境裡夙夜匪懈以加功用道。禪觀中的無限光明，讓他足以忘卻屋頂遍佈的蜘蛛網，臥具中令人頭皮發麻的蝨蚤，以及緬甸國土上處處可見的窮苦童工。當他在禪法上有了重大進展之時，周遭道友紛紛向他道賀，他反而不知怎的，只要一想到「這樣用功下去，聖果指日可期」，內心就湧生無限蒼茫的悲切之情。他自忖：這大概是「不忍眾生苦」的菩薩習性在「作怪」吧！

　　幾經反思，他毅然決定返台，與學團師友共同扛起弘誓建校的重擔。當其時，帕奧禪師慈悲挽留：「依你進步的情形，只要再於此間用功三個月，當可修完全部課程。」但他依然選擇了歸途，直至新校舍竣工之後，才有了第二次的帕奧禪修之行。他回到台灣的最大貢獻就是：第一、二年分別與新竹壹同寺、月眉山靈泉禪寺合作，襄助禪師來台教授帕奧禪法；第三年，弘誓新校舍業已落成啟用，正巧提供了良好舒適的禪堂、寮房、齋堂與經行庭園給禪修學員使用。直至第四年由傳道法師接辦禪修營，他才稍歇了一口氣。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三年期間，他犧牲了自己精進禪修的良機，但是三年「帕奧禪修營」辦下來，成就了四百多位僧眾的禪觀道業。

　　圖像三、弘誓學僧：當日犧牲自己的修道權益來成就他人道業的，又何祇是性廣法師。帕奧禪修營每年一個半月或兩個月，報名參加禪修者極其踴躍，但是義工來源的問題可就棘手了。猶記得第三年（民國八十九年），禪修營在弘誓新校舍舉行，對學院師生而言，身處「近水樓台」，原是精進禪修的大好機會。畢竟前兩年，他們已發心扛起了繁重的護持工作，筆者身為主事者，也不忍要求他們再一次犧牲自己，以成就他人的道業，所以一視同仁，鼓勵他們統統參加。然而現實難題就擺在眼前：統籌發落，服務學員，張羅四事，帶領義工，在在需要人手，倘若大家都要學禪，此類外護工作又要誰來做呢？可敬可愛的共住學僧們，看到筆者與性廣法師如此為難，竟然主動棄權，甘為後勤部隊。

　　隱修僧慣常譏嘲人間菩薩不事修行，卻罔顧一個難以迴避的現實課題：個個都愛坐轎，又有幾人願意扛轎呢？坐轎人在坐享其成之餘，難道還忍心摀鼻嫌惡扛轎人的汗酸味嗎？就算是人間菩薩因事忙而疏於禪觀修行，難免夾帶著貪瞋癡煩惱的汙濁，隱修僧也應謹記：潔淨的蓮花猶要長養於淤泥之中，旁人猶可對淤泥產生嫌惡之情，但蓮花本身卻最沒有資格譏嘲淤泥的惡臭。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菩提資糧」。在護持禪修營的月餘時日裡，學團師友寓修行於工作之中，忙得法喜充滿。間或有貪瞋癡相互觸惱之時，卻也談不上是「淪為煩惱與業力的手下敗將而慘遭蹂躪」（如石法師語），反而多了一些如法如律以滅除諍事的學戒經驗。漸漸地，他們在人與事中磨除了身上的銳氣、躁氣，待人更見柔軟、慈悲，遇事更能耐煩地善巧應對。

　　從旁觀察，我們也發現到：部分禪堂學員，因為有全心、全力、全時段可以起煩惱，所以貪瞋癡煩惱不但不遑多讓，而且猶有過之。諸凡自己禪境是進是退，較量他人禪境是勝是不如之類情事，都容易令其生惱。不但如此，連窗子是開是關，食物是鹹是淡，蒲團是高是低之類芝麻綠豆大事，也可以令其大動瞋心。惡形惡狀，不一而足。還有部分禪修者，也許因為他們只關心自己的修行進度，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言行舉止往往很自我中心，從而招致一些義工的微詞。

　　發心護持他們的學僧，這一切看在眼底，卻能謹守「觀德莫觀失」的教誨，隱惡揚善，不忍見義工或護法居士因他們的表現而退心。

　　經過這樣的「近身觀察」，我們終於確認一項事實：禪堂裡與禪堂外，隱修僧侶與凡夫菩薩，不起煩惱則已，煩惱一旦生起，同樣是面目可憎的！既然如此，彼此又何必互相譏嘲呢？以寬厚感恩的心互相包涵，互相成全，不是更符合「緣起中道」的智慧嗎？

　　儘管「千不該，萬不該」在入世與出世的話題上起諍，但畢竟修行人就不等於佛陀，不夠圓滿的心靈，不論是在山林隱遁，還是在塵世奔忙，由於煩惱作祟，總是不免無事起諍。「入世與出世之爭」，於是成為一個兩千年來「不退流行」的古老話題，而且它就像打擺子（瘧疾發作）一般，久不久總會發作一次。

　　當代台灣佛教的「入世與出世之爭」，隨著「印順學」之研究，圍繞著「人間佛教」的主題，就這樣熱辣辣地展開來了。

　　印順導師可能要深深歎息他「生不逢時」吧！在他還「講得動、寫得動」的年代裡，所有批評他的看法都只流諸口耳相傳，不敢正式表諸文字，以資互作法義上的「無諍之辯」，對此，他總是深感遺憾。諷刺的是，到了「講不動、寫不動」的耄耋之年，他竟然「很巧」地開始面對著紛至沓來的批判文章（以下簡稱「批印」文章）。縱算他有再高深的「立破無礙」智慧，「講不動、寫不動」就是他的最大罩門。

         於是，緘默，成了老邁的他面對所有挑戰時，唯一的回應方式。

　　然而，作為以「人間佛教，薪火相傳」自期的弟子門生，難道也可以保持緘默，而不為自己所服膺的真理作些辯白嗎？還有，作為一位有良知的佛教學者，難道忍心看著人多、勢眾、篇幅大的口水戰，淹沒了真理與實相嗎？而這樣的考量，就是江燦騰教授與筆者無法保持緘默的最大原因了。

　　同樣的，縱然我們有再淵博的知識或「立破無礙」的智慧，也依然有我們的罩門——「時間有限」就是我們的罩門。江教授雖無暇回應，但基於研究台灣史的需要，還是會瀏覽相關群籍，至於筆者，面對那些冗長的「批印」文章，連閱讀都沒時間了，哪有可能一一回應呢？

　　回想起來，面對這些「批印」文章，筆者個人的心情，也隨著生理年齡的成長而有所轉折。誠如筆者在本書〈昭慧聲明啟事〉一文所言：三十幾歲時，常常看到人胡說八道以傷害佛教、正法或師長，立刻披掛上陣，鏖戰不休。一轉眼，筆者已四十好幾了。生命忙碌而短暫，愈來愈覺得：要做有意義的發揮。於是不再「有響斯應」，面對一些不入流的，或只有情緒謾罵的「批印」作品，往往來個相應不理。

　　即使對方「敝帚自珍」，頻頻郵寄大作上門，筆者也還是原封不動予以退件，或者轉手就棄置於資源回收筒中。筆者深信：讓它們自動成為「歷史的泡沫」，就是最省事的方法。

　　然而，厭戰並非畏戰，有些人偏不信邪，「老虎不發威，被人當病貓」，得寸進尺，尋釁不已。偶而筆者給「騷擾」得不耐煩了，也會在私下給他個小小的「馬威」，讓他知難而退。至於公開應戰的部分，為了避免抬高對方身份，正中其下懷，所以總是「能省則省」。

　　厭戰之心雖切，本書依然被「催生」了，催生它的人，就是強調必須成聖方能利他的隱修僧如石法師。

　　也許有人會質疑：「批印」之人既然如此之多，你為什麼單挑如石法師而作回應呢？筆者的回答是：一、如石法師是一位勤懇真誠的修行人（兼學者），其大作在「批印」群文之中，還算是最有程度，而值得筆者相與交鋒的。二、正因他隱遁山林，不問世事，所以有極多時間可以張羅窮盡所有的「批印」觀點與資料。這樣一來，回應如石法師的同時，就幾乎等於對所有重要的「批印」觀點，做了一個「總回應」。

　　質是之故，本書之出，無形中就成了「對印順導師思想質疑的總回應」。有的法師、居士告知：在一些佛學院與讀書會中，將筆者回應如石法師的文章取來共同研討，以作為「人間佛教」面對挑釁時的「教戰手冊」。

　　本書題為「世紀新聲」，為的是凸顯在「此時、此地、此人」的情境中，當代人間佛教行者與台灣佛教學者，對諸圍繞著「印順學」的重大議題││特別是「入世與出世之爭」，表達吾人的至誠關切。

　　回想起來，早年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知卯上了多少教界前輩與學界賢達。但是真誠為法的心，還是禁得起時間的檢驗，到頭來，筆者竟然還是獲得了這些教界前輩的護念與學界賢達的道誼。此中，與筆者共同編輯本書的江燦騰教授，以及極力護持筆者的李元松居士，就是兩個極好的例子。

　　熟悉教界狀況的人，對於我們之間「大戰數回合」的情景，大概都不會感覺陌生！江教授當年對導師冒出一句「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以及現代禪刊物上時不時拋出一、兩句對佛教或導師尖銳無禮的批判之詞，總是讓筆者火冒三丈，忍不住提筆上陣，與他們「捉對廝殺」一番。然而曾幾何時，教界、學界心目中「張牙舞爪」的江教授，以及教界視作「魔頭」的現代禪掌門人李元松老師，都與筆者相交莫逆！在筆者為護教、護生而打拚之時，他們總不忘適時從旁協助；當筆者被小人暗算而承受著精神折磨的時候，他們也不吝伸出援手，來函為筆者打氣，或是公開撰文，為筆者平反冤屈。

　　近數月間，看到如石法師對導師施以凌厲攻擊，江教授雖非導師的弟子門生，但是深富俠情的他，路見不平，立刻拔刀相助。他於文章中直呼如石法師俗名「陳玉蛟先生」，筆者曾勸其改稱對方以法號，他百般不願意，理由可真令人匪夷所思：「我不願意批評法師，但我是學者，以批判學者的心情來批判他，感覺比較沒有負擔。」但是筆者在編輯本書的過程中，怎麼看都覺得不妥，於是再度去電，央請他無論如何改變一下稱謂，以示禮貌，最後，他終於勉為其難同意了筆者的要求。從這一件小事之中，筆者在「張牙舞爪」的表象之下，體會到江教授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赤子天真，也感受到他對出家法師那股「恨鐵不成鋼」的殷切情懷。

　　在教界極具爭議性的李元松居士，在筆者的心目中，是一位謙和理性而極具俠情的禪者。他早年對印順導師思想，在感恩受教之餘，總不忘記強調自己「有不受教的成份」。為了在這些「成份」上的意見不同，筆者與現代禪中人也曾「大戰數回合」。到如今，李老師年歲漸增，也就愈益敦厚，前些時日還告知筆者：那些「不受教的成份」現在看來已沒有那麼重要了，他自我認定是「廣義的印順導師門下」，願傾餘生之力，弘揚受教於導師法乳深恩的思想。

　　月前某位現代禪門人受託撰寫「慈濟一灘血」的翻案書籍，書稿將成，為他所悉，他乃痛責此君，要此君在「停止撰稿」與「退出現代禪教團」二者之中擇一。此君思之再三，終於恭謹受教，停止了所有撰寫、出版的工作，但李老師也因此而被部分學者指責其「控制門生、壓抑學者尊嚴」。他這樣暗助佛教正派團體的善意，未必為教界之所知悉，所以至今一般佛教中人，還是視他為「對僧伽極不友善的大魔頭」。

　　筆者與楊惠南教授之間，也是一個「不打不相識」的案例。早年筆者對他批判僧伽的文章極不以為然，也曾披掛上陣，迎頭痛擊。還記得有一次，佛青會在師大國際會議廳為印順導師舉行祝壽研討會，藍吉富教授、楊惠南教授與筆者都受邀為發表人（或講評人）。午宴之時，藍老師半開玩笑地說：「印老早年筆鋒非常犀利，愈到老來愈見溫厚；我看昭慧法師等到老年，下筆一定也會溫柔敦厚起來。」筆者當即回答：「惜乎屆時楊惠南教授也垂垂老矣，領受不到我的改變了。」兩位教授聞言皆啼笑皆非。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沒料到後來彼此間竟也成了理念相同的益友。

　　依過往的這些經驗，筆者相信，只要兩造都是出於「真誠為法」的動機，那麼，論諍將只是個探索真理、磨合意見的過程，縱使在爭辯當時，難免因詞鋒銳利而互相挑起一些情緒，但在情緒沉澱之後，彼此反而可以成為學業或道業上的「諍友」。

　　筆者確信因果：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衷心祝福：圍繞著本書的種種因緣，包括思想源頭的導師、《世紀新聲》的作者、編校者、讀者、助印者，提供意見的友人，乃至催生它的論敵，都能真誠為法，而在論諍、共事或互助的過程中，學習到心性的成長，那將會是不動不壞的菩提道種！

九十一年四月九日，于尊悔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