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的文化中我選擇了────小邊的西瓜

林鳳飛 

昭慧法師在訪談中，明朗、無礙的口才表露無邊，他熱切的解說自己的看法，不避諱的表達自己參與政活動的原因，並闡述了自己三年來走向社會及政治參與的心路歷程：

問：您熱心於社會事務原因何在，與受新式教育有無關係？

答：是不無關係的，受過高等教育，使我比較不會去做無謂的容忍，而會想如何去糾正社會的錯誤，「思凡」事件是一個起點，我希望扭轉傳統社會對僧尼的「輕賤與誤解」。

問：「思凡」事後，您社會參與的角色和層面也逐漸增加？

答：在「思凡」事件之後，我才自我檢討，社會上許多看起來像在鬧事的人，有些確有難言的苦衷，在媒體上被誤解，才有了上街頭的行為，我開始去聆聽他們的說法——為什麼他們也會做出和我在「思凡事件」中一樣受社會側目的事情？

問：這樣的想法似乎和傳統上許多人對佛教的期待不同？

答：是的，過去常有人把佛教僧尼界定在弱勢，如今佛教已經有了自己的力量，應該不再以弱勢自居，要多去關懷社會上出問題的角落，和其他宗教合作，以形成生命的匯通，而不是各宗教開個宗教聯誼會談一談了事。

問：您對政治基本的看法如何？

答：我在馬曉濱案之前，也曾想要把政治與宗教完全分開，不要混淆。可是後來覺得，許多老一輩教界人士當年和國民黨關係深厚；當年的環境可以諒解，畢竟要先保護佛教，不能被大力壓制。但是在民主時代，只要避開政閥和財團既得利益的掌握，宗教人士還是可以形成第三力量的。只要有人做了對眾生不道德之事，可以用宗教力量矯正他，或透過發起輿論的方式，來照顧各個弱勢的人員與團體。這些事情有些由宗教方式，如慈濟功德會方式進行也不錯，但更重要的是：透過政治方式在制度面找到徹底的解決方法。

問：您參加新憲助演團，有沒有受到什麼壓力？

答：到目前沒有受到什麼壓力，承許多長輩厚愛，困難不大。

問：新憲助演團牽涉到統獨的問題你如何看待？

答：基本上我沒有統獨問題的政治狂熱，去為國號這種圖騰象徵捨生捨命，但是「主權獨立」的觀念我認為應該要去推展，而且，不能盲目就「統一」，想想看，中共目前還會有什麼自由的社會參與呢？

問：新憲助演團也有他特定的政黨認同，你如何看待？

答：老實說，我也不會十足相信：那一個政黨上台社會就會變好，但是，如果要比起來，我是寧願選擇新憲助演團，而不要選擇國民黨。過去國民黨總是把宗教當成籌碼在玩，這樣不好，我支持多元的文化觀，反對經濟上的剝削，同意應有政治上的本土認同，這一些「新憲」這邊說的比較明朗，而且從政黨政治來看，讓社會多一個政治力量是好事，你可以說我是「西瓜靠小邊」吧！

問：參加「新憲助演團」的緣起如何？ 對施明德先生是否有特別的交情？

答：我參加「新憲助演團」，主要是因為詹鍚奎先生的介紹。在「思凡事件」時他給我很大的幫助，我感念在心；後來，施明德先生透過他約我參加。而施先生是一個我向來尊敬的人，他具有宗教家的氣息，不但做到「威武不能屈」，還可以在敵人攻擊他，或身邊的人背棄他時保持愛心。因此，我就擔任了文化組召集人的工作，但是不加入演講行列。

從護教、護生、到新憲助演團　昭慧法師走出自己的路

自由時報／林鳳飛

　　昭慧法師，一個受到印順導師感召，佛學基礎完整的年輕尼師，從抗議「思凡」事件、聲援「馬曉濱案」，以至於參加施明德倡議的新憲助演團。一步步把自己的社會參與從護教、護生，推向政治爭議地帶，他的角色也彰顯了佛教在台灣近年來因青年僧尼居士引動的新氣象。

　　昭慧法師一如眾多青年僧尼，在剃度出家前擁有高學歷，理性思惟與辯論能力強，反應敏捷而自信，這正是新一代出家眾引領風潮的基本要素，他們是中國佛教在二次大戰後，在台灣掌握宣教主導權後，首批在台灣養成而力求改革舊有佛教習性的一代。

　　昭慧法師大學畢業之後，受到一代宗師印順的引薦，在福嚴佛學院教書，而印順人間佛教的信仰也深刻影響了昭慧，使他具有了一般僧尼所沒有的淑世氣息。

　　「思凡事件」算是他初試啼聲之舉，當時藝術學院學生演出「思凡」一劇，他即以中國佛教會護教組的身份提出抗議，引發了言論自由與傳統文化上歧視僧尼兩項爭議。

　　隨後在馬曉濱死刑上，他與其他宗教人士聯手，呼籲給馬曉濱自新機會，並衡量其動機，而免除一死，雖然沒有成功，卻使他與諸多社運人士得以熟識。

　　今年他參加新憲助講團，更是引起了宗教界的側目，由於在傳統上佛教界親國民黨勢力較大，他的行為凸顯了一般僧尼少有的政治方向，對佛教界是少有的突破，對反對運動則是可喜的起點。

自由時報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七日 星期六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