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05年5月25至26日，Peter Singer教授與筆者在南投霧社深山禪林──菩提院，展開了「哲學與宗教對話」的新書對談。同行者有輔大張瓈文教授（擔任口譯），與Singer教授進行另一本書之合著的波蘭哲學家Lazari-Radek教授。我們清晨從桃園出發，中午抵達霧社，菩提院住持性廣法師與住眾全程悉心接待。
佛學與哲學的山中會遇
105.5.25，初抵霧社深山，在聳立的杉林道上合影。左起：輔大張瓈文教授（口譯）、波蘭哲學家Lazari-Radek教授、筆者、Peter Singer教授。
第一天晚餐後，我們從「爭取動物福祉的立論基礎」，談到「胚胎幹細胞是否可以利用」，討論個中的佛法與效益主義觀點，以及「眾生平等」如何證成，內容非常豐富多彩。原訂晚間9時結束，竟然延到10點40分，講者欲罷不能，聞者法喜充滿。
第二天上午舉行第二場對談。接續討論前一日的議題──胚胎幹細胞利用之倫理爭議，然後討論安樂死與自殺、倫理學的立論基礎，以及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Singer教授很敏銳地問了許多問題，並專注聆聽著我的回應──佛教的倫理觀點。
第二天下午及晚上繼續兩場對談，討論基礎理論與終極關懷、婚姻、同志、情欲等議題。Singer教授以哲學家的敏銳，提出許多犀利的問題。我當時告訴他，效益主義接近佛法，因為佛法也重視離苦得樂，至於如何為「樂」？那就涉及質與量的問題。樂的量，是效益主義一直被攻擊的點。樂的質，則隨各人生命境界而有不同的要求。而佛陀也隨根機施以不同教學，是多重教材而不是單一的教導。（以上行程，詳見《佛教弘誓電子報》第343期中之「學團日誌」）
慈藹而睿智的哲人典範
這項與Peter Singer教授對話，大約在半年內就已完成了中、英文聽打的初稿。這份初稿其實相當粗糙，要修改成為嚴謹的文章，其實是相當費時而吃力的。
這項工作，原本應該由哲學界晚輩的筆者先行完成，再傳送給他進行增補與修潤，然而Singer教授見我因公務繁忙而久久未有進度，於是在翌（106）年初，他將如此費時而吃力的工作，攬到了自己身上，將聽打初稿整理而成二修稿（並於旁註中，就著初稿提出許多問題與修訂建議）。
筆者雖能直接閱讀英文，但為了審慎起見，還是希望先有人將這份二修稿翻成中文，筆者再來進行三修。這段期間，張黎文教授與康筠玲居士都給筆者許多翻譯上的協助，但因她們本身事忙，無法進行全書的中、英對譯，於是三修工作不得不繼續拖延。
一直到106年11月，精通佛法且具足中、英翻譯專業的袁筱晴居士接下了這項翻譯工程，我終於可以有效率地進行三修，並回應Singer教授的問題與見解，再經Singer教授、筆者與筱晴交互校閱後完成四修稿。
照理說，在筱晴接手並正式啟動翻譯工作後，我們應該在一年後，也就是107年底，就要完成這部書的四修稿。奈何筆者的行政職在身，諸事繁冗，中間還花了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將被筆者拖延了將近九年，歷經扁、馬、蔡三朝的兩厚冊書（國史館口述歷史訪談稿）先行完成並予出版。於是筆者把這部大約一年內可以完工的書稿，硬生生拖成三年。
而Singer教授，這位慈藹而睿智的長者，總是在筆者每一次的抱歉聲中，報以高度的理解、寬容，給予溫暖的回應。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安慰筆者：不用著急，不要感到愧疚。其實就筆者所知，作為蜚聲國際的哲學家，Singer教授周遊於澳、美、歐三洲，工作與行程也幾乎滿檔，他的忙碌絕對不亞於我，我實在沒甚麼臉皮老是以「忙碌」為理由，拖拖拉拉下去。強烈的歉疚感，使得筆者痛下決心，於本年6月間向校長辭卻所有行政職務，挪出較多時間來進行新書的撰寫與修潤。得知此事，Singer教授欣喜回函，期待年底可以完工。
如今，書稿的增修、潤稿以及中英對譯工作，終於漸近尾聲。我也終於可以回應他的期待，於年底前完成最後一部分（第二章）的三修稿。
算一算，這部書從105年5月下旬的對話開始，至109年12月下旬完成階段性工作，竟然長達四年七個月。
並非「二選一」的倫理命題
全書共分六章：
對話1：倫理學的基礎理論
對話2：佛法的核心概念：業與涅槃
對話3：殺死胚胎
對話4：動物福利
對話5：安樂死
對話6：婦女與平等
對話7：情慾
在撰寫順序上，我們是先完成對話四（即第四章）「動物福利」，並刊登於《哈佛哲學論評》，接著處理第三、五、六章，回過頭來再處理第一、二章（基礎理論與核心概念）。目前僅剩第二章的中文稿「業與涅槃」，尚待筆者進行修潤。
誠如《禮記》〈學記〉所述：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105.5.26，背對雲霧繚繞的中央山脈，與Singer教授合影。
透過這次對話，彼此真的是「相悅以解」－－Singer教授更全面理解了佛法，筆者也更全面理解了效益主義。許多原本對彼此理論的誤解，都在相互問答的過程中獲得了澄清。而Singer教授的提問，也宛若撞鐘一般地，激發筆者作出了更深層的思考，以及更周延的回應－－「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以昨晚所處理的第一章為例，討論到佛法與效益主義的基礎理論時，筆者提到：
「在許多情況下，佛教與效益主義比較接近，因為佛陀時常提到『自他饒益』，也就是自己與他人的利益。他為了令有情『離苦得樂』而出家修道，成佛後也同樣為了這個目標而四處弘法，毫無疑義的，追求『效益』，這是他修行與弘法的動力。
「而義務論所強調的金科玉律（Golden rule），有時也被吾人用來進行對與錯的抉擇。後者似乎是倫理判斷的根源。在類似的處境下，我不希望別人對我做的事情，我就不會對其他人這麼做。因此，在佛法的系統理論裡，佛陀並不在這兩套理論之間二選一。
「您剛才提到的例子是：為了拯救許多無辜的生命，是否可以勉為其難地殺死一個人。這是相當困難的抉擇。若是基於金科玉律，我可以理解，被害者可能不想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其他無辜的生命，因此，除非我自己也願意為了拯救多數人而被殺害，否則，即使是為了拯救很多人的性命，我也不應該殺害這個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佛弟子判斷一個舉動的善惡，又似乎是基於金科玉律。
「然而如前所述，佛陀明確地強調『離苦得樂』，他不但描述每個階段、不同層次的饒益，且還具體提出獲得該層次的效益，所應具足的觀念，以及正確、有效的修行方法。這時，佛教似乎較貼近效益主義。
「因此個人的看法是：佛教的倫理判斷，同時包含效益主義與金科玉律的核心元素。
菩薩本生：兩難情境下的倫理抉擇
「其次就一般人的倫理抉擇來看，人們似乎會在兩者之間游移，有時候他們做決定時可以替他人設身處地著想；但其他時候他們也不排除以最大效益作為倫理抉擇的考量。
「若檢視佛教文獻中的所有例子，我們可以將之分為兩類──被動與主動兩種。當議題與『不傷害他人』相關時，我們會選擇採用第二種方式，就是採用金科玉律。但是當談到『與他人分享資源』時，我們可以覺察到，文獻中大部分的態度，是傾向思考這些資源如何為共同的群體貢獻最大效益。」
在此，筆者以「割肉餵鷹」的釋迦菩薩本生為例，說明：當考慮所有人的最大化效益時，菩薩可能會選擇犧牲自己，而非犧牲無辜他者。
而另一則菩薩本生──為了解救五百商人，菩薩不惜殺死準備謀財害命的船長，筆者作如是分析：「為了悲憫船長、悲憫這五百人及其家庭，也因為別無他法，最後，菩薩決定把船長推到海裡去。他知道自己必須承擔殺業，但他願意作如是承擔。這則故事透露，菩薩行為的判準，也是眾人的最大化效益。」
此外，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社會運動大都強調正義，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經常會比較強調最大化效益。而且，即便是一個強調正義的社會運動者，一旦從政，角色立即轉換，做出政策的權衡時，他往往會成為一個效益主義者。」
Singer教授的回應，把義務論者所重視的「正義」（justice），以及作為判準的金科玉律，一併納入效益主義的思考框架下，同樣不讓它成為「二選一」的命題：
「非常感謝妳有趣的回答，特別是菩薩殺人的故事。
常見的誤解與效益主義的回應
「首先我想要確保讀者們確實理解效益主義的本質。我想要先回應妳對效益主義的定義，特別是效益主義尋求『最大化效益』這點。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解，其根源可以追朔到邊沁（Bentham）的名言：『以多數人的最大快樂為原則。』這句話不完全對，因為效益主義的精髓，在於要我們採取能夠導向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而有時候，這個目標讓我們必須幫助那些被影響的少數族群，因為多數族群僅需承受些微損失，就能讓少數族群獲得大量的幫助。
105.5.26，新書對話第二天早上，於對話開始前合影。
「我們常看到反對效益主義論點者，用前述（邊沁的）論點質疑：效益主義認同羅馬競技場上殘酷的鬥爭。意思就是，如果觀看鬥爭的一萬名觀眾，享受十個犯人的身體被獅子撕裂，這樣就將利益多數人。但是效益主義者會說，即使犯人只有十名，而觀眾有一萬人，這一萬個人莫大的樂趣，絕不值得這十個人如此痛苦犧牲，我認同這種說法。……
「當我們的正義感告訴我們『事情不公不義』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它視為一項警告，它在告訴我們：『回頭確認效益主義的計算方法。在某些狀況中，你會忽略無法替自己發聲的族群，犧牲他們的利益，或許現在正是那種狀況。』……」
這樣的提醒，讓我受益匪淺。Singer教授讓人們在作倫理判斷時，必須面對「數量」的要素，但這不必然是指「犧牲少數」（這是我過往對效益主義最大的疑慮），相反的，有時必須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照顧少數人。
同樣不是「二選一」的倫理命題
此外，他也提醒筆者，效益主義同樣重視同情共感（Sympathy），但是會將這種道德感情，從「面對他人（單數）」的情境，拉到「面對受到影響的眾生（複數）」層次，來作出理性的權衡：
「如果這件事只牽涉兩個人，譬如說妳和我，那我可能會自問：『我喜歡別人這樣對我嗎？』如果我不喜歡，那我也不應該這樣對待妳。但是在很多狀況下，牽涉到的人數不只是兩位，往往是為數龐大的人口。
「剛才妳舉了一個例子，談到一台火車如果不選擇走另一條軌道，撞死一個正在玩耍的孩子，就會撞上另一台載滿乘客的火車。在這種牽涉多數人的狀況下，可能還是得對一個甚至幾個人做出某些事。這些事情，如果我是當事人，也不願承受。就像如果換成我是那個小孩，我當然不希望自己被撞死。……我們必須盡力在這些選項之間做出公正的判斷。不論從效益主義或是金科玉律的觀點看來，這都有可能是個正確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是把所有被影響的人考慮在內而做出來的。
105.5.26，以遠方綿延而高聳的中央山脈為背景，菩提院學眾與Singer教授合影。
「哲學家哈爾（Richard Mervyn Hare）是我在牛津大學的老師。他建議我們，在下決定前先問自己，如果今天受到這個決定影響者的生活，換作是我的生活，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這樣就可以得到正確答案。這個答案巧妙融合了金科玉律及效益主義。」
是的，「換作是我」的易位思考，是金科玉律，「生活」的舒適與否，則必然涉及「效益考量」。這樣精準而簡潔的陳述，讓筆者對效益主義有了更為全面且更深層的理解。如前所述，筆者強調：在佛法中，效益考量與同情共感，未必是「二選一」的倫理命題；經Singer教授澄清之後，我明白了：原來就效益主義而言，效益考量與同情共感，也同樣不是「二選一」的倫理命題。
Singer教授將書名取為Meeting of Minds—Dialogues in the Mountains（心靈的交會──山間對話）。「心靈的交會」，讓筆者剎那間想起徐志摩的〈偶然〉：「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佛法理論與效益主義的這番會遇，時時閃動著清澈而晶亮的智慧之光，讓筆者的心靈，湧現起無與倫比的法喜與感動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