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選擇高端疫苗？
──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是中醫藥學的良好傳統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九三五）
110.7.28

　　前天清晨，收到一封來自【英國醫學期刊the BMJ】特派記者的來函，問我：
「最近食藥署表示高端的COVID-19疫苗通過EUA了。您對此事有何批評？」

由於當天上午我必須參加一項會議，事前須修訂當日會議的議程，沒時間細想此一涉及醫藥專業的問題，因此匆匆回函云：「抱歉，我對此事外行，所以礙難接受訪問。」

事後想想，疫苗的醫藥專業雖非我之所長，但EUA（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涉及動物實驗與人體實驗，這屬於生命倫理學範疇，是個人研究領域的一部分，照理我也可以說點自己的看法。但既然已回絕了這項訪談，就讓我在臉書上公開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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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得知，疫苗施打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已經重新開放意願登記，也已將高端疫苗列為選項之一，我立刻上網登記，並將施打地點選在玄奘大學附近的新竹市香山區。

我知道有眾多指責聲浪，指高端疫苗的產出，不符合美國的FDA或歐盟的EUA。而高端的EUA審查引發的爭議，在於只強調藥效，但未見安全性資料，只能保證二期人體試驗三千多志願者安全無虞，但沒做三期人體測試，所以提不出安全無虞的證據。

弘誓學眾大都施打AZ，我的同事則各有AZ或莫德納的不同選擇。我個人則一直在等待著高端疫苗的產出與施打，這與「顏色政治」無關，也不是對誰「情義相挺」，而是，我希望自己能在這一波人類疫情災劫中，承擔類似三期人體試驗受試者的角色，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

西方疫苗的產出，同樣有無以計數的熱心民眾，自願充當人體實驗的白老鼠，其中有的受試者，事後承受了許多身心痛苦。沒有人不害怕痛苦，沒有人不愛惜生命。台灣人若一味期待由別人來擔任人體實驗白老鼠，自己只坐享其成，等著收割安全成果，這樣的倫理思考，是有盲點的。

更何況，我對動物實驗與人體實驗的繁密程序（當代醫藥界的SOP），無論在實然還是應然層面，都有諸多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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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實然層面，這套SOP即使跑完流程，也不代表沒有意外。台大葉力森醫師所著《動物與法律》，特別提到：

「數年前由安眠藥Thalidomide所引起的新生兒畸形悲劇，就是過度相信動物實驗的結果。Thalidomide只是許多種經動物實驗證實為安全，但事實上卻對人類有害的藥物之一。相反的，人類常用的阿斯匹靈，在動物實驗中卻會致貓於死，而通常無害的盤尼西林也會對天竺鼠產生極大的毒性。」（URL: https://www.lca.org.tw/avot/258）

其次，在應然層面，我強烈反對動物實驗納入SOP。我強烈質疑：「動物實驗」作為醫藥研究必要條件，背後隱藏著一套西方「人類沙文主義」的思考邏輯。

拙著〈動物保護的兩大依憑——動保良知與動保論述〉（刊載於中央大學《應用倫理評論》，100 年，第 51 期，頁 123-131，URL: http://in.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51/12.pdf）曾有如下個人觀點：

「標準西方規格的生命科學（含醫學）研究流程，使得『動物實驗』幾乎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環，否則那些研究的正確性將被強烈質疑，其研究成果也經常被拒絕採用。例如：在政策上只要規定：『任何新產藥品的推出，都必須經過一定時期與一定數量的動物實驗，再進入人體實驗的階段，最後才能上市』，那麼任何新藥的研發者與製造廠，就不敢不完全照辦。
「東方醫藥學界原本重視感同身受之冥契經驗（望、聞、問、切的功力培養），及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如『神農嚐百草』的良好傳統），如今在中國大陸的中醫藥大學與中醫醫院，竟也被課以『必須經過動物實驗』的『標準規格』，並且引起自豪。
「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它說明了『思想殖民』的殘酷事實。在西方強勢科技文明的主導下，東方從西方輸入的，絕對不止是許許多多的『科技』，而是科技深層的一整套『思維邏輯』。他們將動物視為『活動機器』，而高推人類『理性』的尊勝。這是西方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思維邏輯有以使然。因此即使是在東方科學界的實驗室裡，那些視動物保護為『良知良能』之類的東方哲學，也毫無立足之地，因為它已接受了『全盤西化』的思想訓練與標準作業流程的嚴格要求。」

「人們言之鑿鑿地敘述動物實驗的諸般人類利益（或整體的最大善），卻從不逆向思考：是否可以找出動物實驗的替代方案？這實在是受限於西方主流思想的視野，亦即，人們早就已經在科研過程之中，隱藏了西方主流價值觀，認定動物沒有神性、靈魂或理性，因此可以在牠們身上為所欲為，毫不思索替代方案。
「忍見動物受苦而無動於衷，必將導致良知淪喪的危機，從而對待動物與對待人類，往往也只是一念之間、一線之隔而已。人體實驗慘劇，催生了紐倫堡守則（Nuremburg Code） 與『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試問，科學家何以無法依於素樸的良知，而形成對人體實驗分際的道德自覺，卻必須仰仗剛性法規的限制？
「答案很顯而易見！這些身居要津的『君子』（昭按：『君子』在此指上位者或社會菁英），一旦對動物的苦難可以無動於衷，則自他互換而對他者處境感同身受的能力，勢將大幅限縮，對人之苦難變得冷酷無情，也就絲毫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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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選擇高端疫苗，是因為，作為新冠疫苗開發的可能受惠者，我希望在倫理層面，回溯東方醫藥學界的良好傳統，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

我更期待有一天，所有未經「知情同意」且具高風險的人體實驗，以及所有會遭致痛苦的動物實驗，都能予以廢止。我們應該正視那些西方規格的醫學研究流程所帶來的倫理爭議，並作後設性的哲學批判，而非一味跟著這套SOP團團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