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臺灣佛教的榮景與隱憂（下）——與聽眾雙向交流

德發、德淨整理

印悅　潤稿

 　　問：昭慧法師剛才所說關於大陸佛教廟宇收門票的事情，我的看法是這樣的：現在大陸的廟宇分兩派來管理，一派是宗教局，一派是旅遊局，很多地方主要歸旅遊局管理。廟宇開始收門票，最先是源於中國大陸財政制度的改革，旅遊局要發展當地的地方經濟、旅遊事業，於是旅遊局所管理的廟宇，因為投資的同時要得到回收，所以收門票，而那些完全由宗教局管理的廟宇是不收門票的，所以從管理層面來說，是有很大區別的。¹

　　另外，大陸目前佛教發展的現狀有它的歷史淵源、政治因素，如文化大革命。我覺得目前大陸的佛教不是窮途末路，還是很有希望，只不過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不可能站出來公開露面；我們沒有台灣那樣寬鬆、自由的宗教政策。但大陸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菩薩道的行者仍然是不少的，他們兢兢業業，完完全全不計較個人得失地付出與奉獻，這種人我見識了不少。

　　台灣由於歷史的原因，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宗教政策沒有毀滅性地打擊宗教，在這種情況之下，總的來說，它的宗教確實有比較好的環境可以發展。宗教政策肯定是左右宗教發展的原因，我希望大陸宗教政策能寬鬆一些，能夠讓大乘菩薩道的行者更加發輝自己的作用，有一片更廣闊的天空，我相信有一天大陸佛教界會讓台灣佛教界非常非常地看得起。

　　答：我先謝謝您的回應。我必須告訴你，我很瞭解你那種心情，但你必須瞭解到一點，我是以一個出家人愛護佛教的心腸在看待大陸佛教，所以我希望你能減低一些自衛的心理。

　　今天我並不是站在台灣佛教的立場，看不起大陸佛教，我不是這樣看待問題的。況且我已把台灣佛教那麼多醜陋的面貌也告訴各位了，你又何必如此自衛呢？我當然知道：大陸佛教有些人正默默在做，如果我對大陸佛教完全絕望的話，我今天會完全不想踏入大陸。現在我只是在分析一個大結構、大方向。誠如你所說，默默無名在做的人太多了，如果我認為大陸佛教所有的出家人都非常荒誕，都不守戒，都搞經懺，那我還來大陸做什麼？我只是看到台灣佛教的發展有某些利基，而這些利基的部分大陸目前容或欠缺，我為此而替大陸佛教擔憂。況且宗教政策是外在的，如果它不合理，也必須要有一群很勇敢的佛弟子，敢站出來向政權爭取合理待遇。如果這些都不具足，那還有什麼指望？所有的權利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過去我們在台灣的奮鬥也是這樣，曾經也同樣地受到政權的打壓，我們罕見政權會毫無自身利益考量地對待宗教。

　　問：挑戰政權的行為是危險的。

　　答：如果每個人都只顧著不危險而很安全，那又由誰來做危險的工作呢？

　　問：昭慧法師，您對小乘佛教也應平等，僧俗平等，男女平等，小乘佛教與大乘也平等，小乘佛教有其價值。

　　答：這個題目很好。應該這麼說，我一向都很謹慎，從頭到尾的演講，我都不敢稱呼人家為「小乘」。也就是說，我不認為自己叫大乘，人家叫小乘。自居於「大」而把別人當「小」，這是我從來就避免的語彙與心態。就如同對於大陸佛教，我絕對沒有要在言語上刺傷大陸佛教的意思。

　　所以演講伊始，我就告訴大家：我希望有一天大陸佛教能夠強過台灣。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這麼一天；佛教在大陸有希望，不正是佛弟子「令正法久住」的共同希望嗎？

　　同樣地，我對於聲聞佛教審慎的善意，是無庸置疑的。我之所以會於演講中一再談到「修證是個人的事，而且理所當然，無須誇耀」，這來自於我自身近時所接觸到的一些背景。第一，我剛才之所以會談到「保護傘」，是因為最近海峽兩岸，有一些人指責「人間佛教」不事修證，這些人自居大乘，卻認為必須先自利才能利他，認為一定要先得聖位，才能開始從事利人的工作，那些人對「人間佛教」和印順導師，做了一些言詞上的羞辱和批判，所以我在演講中，也順道帶出了對他們的看法的一種回應。

　　我以上所說，並非針對南傳佛教，主要是與前述這些人的觀念在對話，因為您可能不知道那個背景，所以誤以為我在指責聲聞佛教，抹煞解脫道的價值。今天我帶來了一本書《世紀新聲——當代台灣佛教的入世與出世之爭》，書中即是針對這些挑戰，提出比較全面與細膩的回應。

　　當時他們全面批判印順導師與人間佛教，標榜修證，認為須先證悟後才能談利他行；他們依然自認為是「大乘」，而不屑以「小乘」自居。當時我回應他們幾點，請他們注意：

　　第一、如果真正那麼重視「要先自利才能利他」，就應該只在山門裡眼觀鼻鼻觀心，注意到自身的「五蘊皆空」，而不宜對外面的事指指點點；如果今天你還對別人說長道短，那表示你對修持不認真，竟然能注意別人在做些什麼。

　　第二、如果你說長道短，是為了對方好，這也表示你自相矛盾，在「自利」事尚未完成之前，就想要行「利他」事。因為你明明主張，必須利己之後才能利他，依此邏輯，那麼你必須等到自己成為聖者，才有資格站出來為利益眾生而說話。如果是惡意毀謗，那就更糟糕，因為這不符合修持者的道德要求。

　　第三、今天在漢傳佛教的土地上，如果沒有大乘菩薩前仆後續，默默地在做紮根的工作，甚至因為忙於弘法利生的事業，而不得不把自身修持的時間縮短再縮短，請問漢傳佛教在重視現實功利的漢民族社會裡，能受到尊敬與重視嗎？因為他們的努力，所以今天隱遁僧才得以在這個保護傘底下，安安穩穩地辦道。如果今天廣大的人民唾棄佛教，政權也把佛教當成不存在的實體，甚至縱令異教徒透過政權以打壓佛教，你還有可能安安穩穩地在山門裡唸佛或坐禪嗎？

　　也許長江大河難免夾雜大量泥沙而下，它不像涓涓細流那麼清澈，但是長江大河的氣勢，不是涓涓細流所能類比的；所以，縱使有些人間佛教的行者是敗壞菩薩，但是人間佛教安慰苦難眾生的事功，畢竟還是偉大而暇不掩瑜，不容任情醜化與抹黑的。所以我認為，所有人都可以譏笑污泥，只有蓮花不能譏笑污泥，因為蓮花的清徹，是建立在污泥養分之中的。

　　今天一個菩薩行者如果沒有那個心胸度量，來包容乃至成就解脫道行者的修行，而一定要把他拉出來說：「你不能夠修行，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工作。」那是霸道，是不知善觀緣起、不知觀機逗教的表現。可是相對的，如果一個自認為重視解脫修證，大過重視利他菩薩行的人，却站出來用不公允、尖銳而不厚道的方式來批判「人間佛教」，他其實是在砸自己的台，他不知道，如果這層保護膜消失了以後，他在漢民族社會裡，是無法尊嚴立足的。

　　此外，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看，不祇是漢民族社會對於隱修僧有重大敵意，西方社會看待那些修道主義者，也都是非常嚴苛的，一樣認為他們是社會上不事生產和不知民間疾苦的一群自私之人。可是為什麼西方的教會總的來說還能被西方文化和西方社會之所接受呢？這是因為他們還是交出了慈善、教育、文化的亮麗成績單，包括神秘主義者與其他重視文教慈善的修會，他們實際上做出了很多事功，那些事功都是貼近苦難群眾的。

　　若一個宗教要立足於社會，它不但要有「屬靈」的部分，也要有「屬世」的部分；也就是說，它不但要有入世的部分，也要有出世的部分，這兩者不能互相輕慢，而要互補互重。今天在台灣所發生的諍事，並非一群菩薩行者主動指責對方的隱遁，而是隱遁者主動挑釁，表達他們對人間佛教的種種批判，認為這些都是不務正業，不顧修行；認為出家人的本業就是修行，其它的都是打閒岔，也因此我才會對他們提出如上反擊。因為這部分的背景我沒有時間交代，所以你聽起來，好像是在推翻聲聞佛教的價值，其實不是的。

問：中國佛教的情形相當複雜，您看不清楚，了解也不夠。「人間佛教」在大陸不能盛行有其背景，您對這些背景的了解也不夠。台灣的佛教能夠那麼興盛有幾種原因：

　　第一、主要是台灣出了幾個豪傑，隋唐佛教興盛，也是因為出了幾位豪傑。

　　第二、台灣佛教所做的這些工作究竟怎麼樣？要評價我看還早，因為台灣佛教是從八十年代以後才開始發展，抱負太大了，還不知道今後是向好或向壞的方向發展，現在評價還是過早，我們還要再觀察。此外，台灣佛教的任何行為，只不過提供他們的經驗、教訓，給我們做參考，成功了就是我們的經驗，失敗了就是我們的教訓。現在提出來討論台灣佛教正在做的事情是福是禍，評價還太早。

　　第三、關於中國大陸佛教的現況。中國民族過去被欺凌，在社會支持下，宗教才能發展；但由於政治因素，過去像一盤散沙。佛教在這個轉型期的社會當中，如何適應並建立他的世界觀、民主觀？是很重要的，未來佛教的慧根絕對還是在大陸，而不會是在台灣。

       答：第一點，您說我對大陸佛教瞭解不夠，這是正常的，就像你們對台灣佛教瞭解不夠一樣；如果你們對台灣佛教的了解超過我，我就不需要站在這邊談台灣佛教了。今天我若告訴你們：我對大陸佛教的了解超過你們，這叫做「胡說」，沒有自知自明。

　　剛剛宣教授問到我對大陸佛教的看法，回答時，我特別聲明：這是就我所看到的片段來回應。對各位所提出的問題，我應該老實回應，而不要只講客氣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同樣地，佛教的復興，也不是請客吃飯。所以我很真誠地告訴大家我所看到的隱憂，這是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至於台灣有豪傑出現，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典範型人物的出現。我熱切希望看到大陸也有典範型人物，能帶動大陸佛教的復興。

　　第二點，您認為目前評價台灣佛教還是太早，須要再作觀察，但到現在為止，我還未對台灣佛教作出總評價，我不認為它的發展都很正面。演講的時間有限，我所看到的「台灣佛教的隱憂」，事實上還不祇上面所說的部分。

　　我可以告訴大家，台灣佛教最大的隱憂不是「抱負太大」，而是典範型的人物沒有具足高度威望的接班人。若沒處理好這個問題，那麼，這種龐大教團的金字塔，會是堆積在沙灘上的。一旦典範人物過世，縱使權力可以轉移，但聲望卻不能轉移，這樣，後繼的接班人如何攝受這些動輒數十萬、數百萬人的大團體，而讓它維持良好的運作？這才是台灣佛教令人擔憂的地方。一旦典範人物走了，接班人還沒有準備好接班的工作，事情就麻煩大了。有錢、有權的地方，就容易出現罪惡，所以很難保證接下來不會出現紕漏。

　　在台灣，其他的小師父容或可以犯錯，但大和尚或知名法師，卻是不可以犯錯的。因為大和尚或知名法師一旦犯錯，給社會的觀感，就等於是「佛教犯錯」；而小師父犯錯，一般只是把它當做茶餘飯後的花邊新聞。所以萬一某大團體出現了風波，它會危及整個社會對佛教的信賴與觀感。我不覺得他們所做的是力所未逮的工作，事實上今天他們能夠開展出這番事業，就表示這些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今天他們已攝受了幾十、百萬人，這就表示他們的確有辦法攝受到這麼多人。然而，在這些團體因典範人物的特殊魅力，而快速成長的過程中，反而不容易栽培同具高度聲望的頂尖人物。

　　以佛光山為例，星雲大師算是非常有眼光的，他持續努力栽培各方面的人才；即使是縮小範圍看他們的教育程度，你都會發現他們人才濟濟。佛光山的師父有許多碩士、博士，也有好幾位教授。這個班底算是非常卓越的了，但後繼者又有誰能具足星雲大師的聲望呢？星雲大師很早就從「佛光山宗長」一職退位，讓信眾適應他的接棒人，但直到現在，國際佛光總會會長的位子還是交不出去，必須落在老人家身上，而他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也愈來愈差了。

　　即使是有這樣的隱憂，我認為還是不至於無可挽救。要防止台灣佛教出現無可挽救的負面狀況，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監督與批判機制。有監督、批判機制，即使出現了問題，還可以防止它進一步惡化，若沒有監督、批判機制，等它惡化到底而整個爆發出來，那時往往已不可收拾了。

　　您不用擔心我對台灣佛教的評價，比大陸佛教來得高。基本上，佛弟子要學著放下自我愛與我所愛。當我談佛教問題的時候，並沒有夾雜著對台灣佛教的「我所愛」，我不會認為：台灣佛教最偉大，台灣佛教最了不起，台灣佛教是世界第一。一開始我就已經告訴大家：台灣畢竟有它的局限，大陸佛教若能強盛，將更具足華人社會在世界宗教領域裡的標竿性意義。大陸若有十億佛教徒，這對國際佛教而言，會是極大的鼓勵。今天即使我說台灣佛教非常之好，但當大陸十億人口都紛紛選擇了其他宗教時，台灣佛教又有什麼好得意的？我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告訴各位我對大陸佛教的熱切期待。

　　台灣佛教當然還要再觀察，如果它的現況是「一百分」，我就不會告訴大家我所觀察到的隱憂。所以請各位務必要瞭解我的誠意，不要用自衛的態度來反擊我。張新鷹教授曾說：「今天的台灣佛教，也許是明天的大陸佛教。」我希望大陸佛教在復興的過程中，能夠避免我們曾犯下的錯誤，避免我們復興佛教的迂迴過程，並能快速地與時代接軌。若能減低犯錯的機會，也就可能縮短復興的時限。要知道，時不我與！昨天那位司機先生的話，猶如一記警鐘！我不希望看到那麼一天，大陸已有十億人口選擇了放棄佛教，屆時，你的「未來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大陸」之論，要等著應驗也來不及了！

　　還有，也許我們沒有辦法立刻改變宗教政策的現狀，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先從能做的部分做起？比如，放棄一些既有的偏執。如「僧事僧決」，原是健全的社團自主機制，但不可錯會為「出家人的事情，白衣不可聞問；比丘事比丘尼不可說」。我們是否可以先改變這種「階級意識」，聽取各方的諍言呢？

　　有些學者向我說，他們想提一些對佛教的看法，卻不願讓佛教中人覺得被干預與被侵犯。我覺得，如果僧眾不能放下身段，平等對待所有群眾（包括白衣與比丘尼），如果僧眾不能意會到：承擔如來家業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種特權，必須接受善意的監督與批判，以促進自我反省的機制——如果沒有這些自覺，只有被迫害意識，只能負氣告知：「你憑什麼管我！總有一天我會比你更好。」若果如此，則佛教真的會「沒有明天」。

　　此外，我不喜歡預言式的東西，「未來佛教的慧根絕對還是在大陸，而不會是在台灣」，這種宿命論式的說法，是違背緣起論的。慧根在不在大陸，得看大陸佛教徒的努力。我真誠希望慧根是在大陸，更希望您的預言成真，但我不希望那是宿命論式的自我安慰與自我防衛。謝謝

         問：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是救苦救難的精神，但是大陸佛教界對社會苦難卻視而不見，我們缺少佛教典範型領袖人物。

　　我想請問昭慧法師兩個問題，第一，從佛教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台灣佛教界對環保方面做了些什麼工作。第二個問題是題外話，台灣人民也是炎黃子孫，來自同一祖先，也都是吃黃河水長大的，台灣現在好像是獨派佔了大多數，他們有什麼理由可以不認同大陸，常常在那裡興風作浪？（另一位聽眾順便問道：昭慧法師，好像您也有幫他們站台，可不可以請您解釋一下。 ）

          答：這兩個問題都非常重要。第一，關於佛教的環保工作方面，在台灣，慈濟功德會做了不少。例如，它帶動慈濟人做資源回收，儘量減低紙張、免洗餐具與塑膠瓶的用量等等，這些方面他們卓有所成。而法鼓山提倡「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等，提倡不燒紙錢、資源節用，或是提倡心靈上的少欲知足，這些也做得很好。但屬於「改變政策面向」的環保運動部分，還是民間的NGO（非政府組織）做得比較多。在抗拒政商勾結的環保社會運動方面，台南妙心寺的傳道法師，算是佛教界開風氣之先的人。

　　至於我個人，成立關懷生命協會以後，某些環保議題，我願意加入，以共同呼籲政策的改變。例如，「是否興建核能發電廠」，這是個重大議題，不但牽涉到許多科技專業，核幅射等潛在問題，也牽涉到台灣人民乃至福建、廣東、浙江沿海一帶人民的安危。在種種考量下，我們呼籲不要蓋核電廠。但由於這牽涉到強大的政商勾結力量，他們還是要蓋，於是就形成了官方與民間的拉据戰。在這種時候，佛教徒通常是「退出現場」的，為了要明哲保身而不敢吭聲。但是我認為，佛教老在這些涉及爭議性的場合就一定缺席，這也不妙。萬一有一天發生了核電事故，人們會質疑：佛教當年為什麼都不發出一點「正義」的聲音？今天佛教在台灣社會是舉足輕重的，擁有一、兩百萬信徒的出家人，站出來針對環保政策講幾句公道話，真的是會「大地震動」，讓政治人物忌憚三分的。但是佛教太重視自身的「安全」了，總是默不吭聲。

　　大體上，我也並非做得很夠，因為我自己能力微薄，而且一人身兼多職，所以只能重點地選著做，其他則是隨喜贊助各種NGO團體，針對一些環保議題，與社運人士共同奮鬥的。有時在演講場合或其他場合，他們請我發表相關言論或擔任總召集人（或副總召集人之類），我也不會有所忌諱而刻意迴避。

　　我個人在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任內，極力提倡「動物保護法」的立法。過去台灣沒有動物保護法，對於「凌虐動物」之事，只能訴諸「道德」，但倘若對動物沒有法律層面的保障，還是讓「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終於在我任內的最後一年，動物保護法通過。在此之前，我發現到賽馬（賭馬）對馬匹的危害很深（這中間所牽涉的許多邪惡，我無法於短時間細表）。由於一些政治人物與特定財團一搭一唱，想在台灣開放賽馬，於是我不但透過媒體以呼籲「不宜開放賭馬」，甚至直接訴求立法——在動物保護法草案中加入「不得作動物的賭博性競賽」的條文。

　　這中間經過了很多轉折，與政商勢力間對抗的張力很高，幾度落敗下來，又幾度贏了上去，終於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年），立法院通過了動物保護法，並且在該法之中，正式列入了「反賭馬條款」，這可說是對政商勾結勢力的一大勝利！這是在民主社會裡，第一個透過民主法治的程序，禁止賭馬的條款。雖然今天歐美、香港、新加坡各地的民間，也有「反對賭馬」的聲音，但官商勢力盤根錯結，已無法撼動賭馬存在的事實。我們是唯一透過民主立法程序，而達到了「禁止賭馬」的效果。

　　還有一點，當年我們提出民間版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要求更嚴格限制野生動物被繁殖、飼養、屠殺、賣買，該法案在部分修正之後獲得通過。

　　這兩個與動物保護相關的法案，並不夠周全，依然有向利益團體妥協的成份；但這已不是我們的理想性不夠，而是我們的力量不夠龐大。我雖然在台灣社會有點清望，但並沒有刻意組織群眾，也因此，當局對我所提出的訴求，即使不得不予以重視，但還不至於擔憂「群眾力量」的威脅。我當然也在觀念傳輸的過程中，結合了部分佛教界有心人士的力量，但您剛才說得好，佛教界對社會苦難往往視而不見。有的甚至還幫倒忙，例如，台灣有許多所謂的「放生」，經常不顧環境生態（如把海龜放到陸地，把陸龜又放到海裡），活生生地將大量的鳥魚蝦蟹「放死」。

　　也許台灣社會有個錯覺，以為「昭慧法師站出來，就表示佛教界有很多人站出來」，其實我應該很謙卑地說：我也算不出來我後面有多少人，因此不敢說我代表著「佛教界」。但是我看到了一個前景：民主政治如果沒有很強大的監督系統，經常只不過是「有錢人在玩遊戲」而已，這就是所謂的「金權政治」。在金權政治中，縱使人民選出了他們所喜歡的領袖與民代，但是很快地，這些領袖與民代就會被財團收編。在與財團利益一致的情況下，試想他們到底會聽命於誰呢？是聽命於人民還是財團？如果沒有強大NGO團體的監督力量介入，他們是很有可能會聽命於財團，而做出違背良心的事。在立法院裡，常會通過一些有利於財團卻不利於弱者的法案，這是民主政治必須面對的嚴重課題。

　　當前台灣佛教所要面對的，已經不是大陸佛教所面對的問題，而是台灣人民更進一步的要求了。他們常會質疑：在通過這些惡劣政策時，佛教難道都儘是缺席的嗎？例如，當水泥產業要移到東部設廠時，環保團體請某位提倡環保的著名法師表達反對意見，但那位法師卻因其「不碰觸與政治有關的事」，而致令環保團體非常憤怒，他們向我說：該位法師既然口口聲聲說要「打造人間淨土」，今天東部美好的「淨土」，即將面臨大片開挖，而成為「惡山惡水」，該法師竟然毫不吭聲，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他的「人間淨土」，是說著玩的嗎？

　　顯然無論是為了「自保」，還是為了「護生」，未來台灣佛教在「政教關係」方面，還是要在「攀附權貴」和「畏懼政治」的兩極之外，尋求一個建立台灣佛教主體性意識的中道。

　　所謂台灣佛教的主體性意識，並不是指成立政黨、參與選舉，與人奪權，而是基於佛法理念，隨份隨力過問攸關國計民生的政策與法律。這是西方宗教在慘痛的政教關係拉据戰中，所獲得的歷史教訓，但西方宗教很強勢，他們向來只有斟酌介入政治要有多大多深的問題，而沒有被政治「邊陲化」的可能性。台灣佛教在這部分，政教互動的主體意識，顯然還是過於薄弱，東方宗教數千年在政治文化薰陶下，「順民」的心態太濃，這點比較可惜。否則以台灣佛教目前的總體力量，只要佛教領袖人物的腳跺地一下，都會引發「大地震動」，我相信絕對可以使台灣的法律與政策，獲得更良性的轉換。

　　在這部分，我覺得星雲大師很有眼光，如1994年的觀音像事件，針對大安森林公園中所矗立的觀音聖像，某些基督教派結合政治力量，必欲除之而後快，許多知名法師不敢吭聲，但是星雲大師（還有許多長老法師）卻站了出來。佛誕放假運動也是如此，大師發動佛光會系統，全力動員簽署，給政權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他站出來支持，這表示背後有一股驚人的群眾力量。所以幾度交鋒之後，台灣的異教徒與政治人物，已不太敢侵犯佛教了。

　　我最擔心的不是政治的嚴苛。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歷史法則？宗教往往是愈被打壓就愈興盛的。一貫道過去被打壓的時候，道親的人數節節暴漲，但是合法化了以後，它的成長反而轉緩。因為政治迫害，經常會激起人們的憂患意識，使他們更為自立自強。這就如同將青蛙放在冷水裡燉，在水溫逐漸增加之後，青蛙會不自覺地在逐漸沸騰的水中死去，但若一下子就將青蛙丟到熱水之中，牠反而會掙扎著彈跳出來。所以我覺得，宗教政策不良固然是佛教無法復興的部分理由，卻不能將佛教的盛衰，全盤歸因於政策。我們還是要想想：即使無法打破既有的「框框」，但在這個「框框」之下，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無論如何，倘不涉及政策面，那麼，有關環保的工作，台灣佛教界目前還是持續在做，而且功不可沒。但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總不能因為人家做，我們就跟著做，這豈不成了「應聲蟲」，或只是為了獲得掌聲？這是不夠的。我們要做，一定要有佛法的思想基礎，來促使自己如此地做，這才有教理上的正當性，也才能促發參與信眾的理想與熱情。為此，我於1995年寫了《佛教倫理學》，把整個佛教倫理的思想體系化。最近我還想寫一本進階的佛教倫理學新書，介紹並分析從佛教倫理學到佛教戒律學，彼此環環相扣的思想體系。佛教徒做任何「社會參與」的事情，都應有佛學角度的反省，而且應是自發性的，不能因為人家的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所以不得不做，這樣實在是矮化了佛弟子護法護生的宗教情操。

　　我是一個愛護佛教的人，時節因緣促使我不敢停留在學術象牙塔中，而必須瞻顧全局。以我個人重視學術工作的心情，不會傻到不知道，做這些事情將會浪費我的時間，讓我不能專心致力於學術；但是，我不忍佛教在台灣社會被譴責和被質疑，所以願意站出來補這麼一點點缺角。最起碼佛教有我這樣的人站出來，會讓人覺得，佛教在這部分，是沒有「交白卷」的。

　　最後，從「佛教主體性意識」，來談兩位朋友不約而同關切的「統獨」問題。我先解釋一下，我為什麼會應邀而幫一些獨派朋友站台？這也是我常自我檢視的一個問題。我非常重視「政教分離」，去年台灣佛教有一位不上道的比丘，竟然披掛上陣，準備競選立法委員，我還寫了一篇文章《穿袈裟太沈重》，登在台灣最大的報紙——《自由時報》，我公開告訴他，如果非參選不可，請他脫下袈裟。我個人「政教分離」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並沒有什麼改變，但是我為什麼在台灣會幫一些政治人物站台呢？

　　記得我第一次站台，是為了施明德先生，他那時在競選立委。施明德先生曾經為了台灣的民主運動，而坐牢二十五年，半生都在牢中度過。他是天主教徒（這些過去為台灣民主奮鬥過的人，以基督徒為多，而佛教在過去都被看作是政權的羽翼，不順便踹他們一腳就夠好的了）。這些民主鬥士為了政治理念，不但身陷囹圄，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具有政治家偉大風範的林義雄先生，他的母親與兩個小女兒被殺死，大女兒重傷。林先生的母親是個佛弟子，他在母親的墓碑上寫的是《華嚴經》句：「我願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眾生有惡悉能容受，不以一惡眾生故捨一切眾生，但勤修習善根回向一切眾生，皆得安樂。」在監獄時，他讀《大般若經》與《華嚴經》，並且勤於打坐。他對佛教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是現在他們全家人都是基督徒了（大概只有林先生本人除外）。為什麼？因為在他們苦難的歲月中，在他們為台灣民主而奮鬥的時候，佛教缺席了，佛教沒有人陪伴在他們身邊撫慰他們，反而都是基督徒陪伴著他們，為他們禱告、唱聖歌，帶著他們渡過了無比痛苦的歲月。身為佛弟子，我對佛教界在當年對他們的冷落，總有一種內疚之情。

　　另一方面，我意識到，佛教界大老一廂情願地靠攏國民黨，這無異是「把全部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不但對民主志士「不義」，而且對佛教前途也做了「不智」之舉。我已經看到，台灣未來的政治趨勢，很有可能會政權轉移。我很擔心有一天，政權轉移的時候，佛教將會非常難堪，有很多地方會受到干擾，某種程度的發展也會受到阻礙。

　　當施明德先生請我站台時，我很猶豫，性廣法師勸我說：「人權、環保，你在這些方面的表態，我都可以體會；但要幫政治人物站台，對你的形象是絕對不利的。」當然，我也不是笨到不知「愛惜羽毛」的人，今天如果能像提倡環保或動物保護一樣，完全站在超黨派立場，要求每一個政黨都支持某些政策，這不是更好嗎？但是我當時還是選擇了站台，一方面，我身為一個佛弟子，對人格典範的民主志士，理應公開表達自己對他們的敬意，而不能顧自身利益以保持緘默。另一方面，我這樣做也是為了佛教，我很擔心佛教在緊抱國民黨大腿的情況下，將來不知如何自處？這已不是「中立」而置身事外就能解決的。置身事外當然可以自保，但對整體佛教，「矯枉」已必須「過正」，所以我寧願站在「在野」的這一邊，以達成佛教界在政治立場方面的「生態平衡」。

　　此外，為誰站台？我還是有選擇性的，我所為站台的人，都是像林義雄、施明德這等人格潔淨，而且對台灣有過重大貢獻，付出血淚代價的人。我最起碼要讓他們知道佛弟子也有像我這樣的人，如此他們也比較不會因誤解而疏離佛教。

　　我太愛護佛教了，其實公允而論，整個台灣政治環境的良性改變，是以基督徒為主的民主人士所打下來的基礎。我為了佛教的緣故，願意站在「在野」的這一頭，跟他們一起奮鬥，即使「漟渾水」，我也不怕。

　　後來我還幫陳水扁先生站台，這是另有「社運」理由的。早在1994年市長選舉時，我反對開放賽馬，國民黨的市長候選人黃大洲先生卻堅持開放賽馬，而陳水扁先生卻同樣反對開放賽馬，作為關懷生命協會領導人，基於社運主體性意識，我支持反賽馬的候選人，不願支持促成賽馬的候選人，這就是在他市長選舉時，應邀助選的最大原因。

　　既然助選了，一次跟兩次就沒什麼差別。等到總統大選時，我發現佛教大老們熱心為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先生站台，為此而非常擔憂，我知道連戰不可能當選，當時宋楚瑜先生民意居高不下，所以預測當選者不是宋楚瑜先生就是陳水扁先生。我不是腳踏兩條船的人，也不喜錦上添花，陳水扁先生陣營找我助講時，是在他的選情還很低迷，遠遠低過宋楚瑜的時候。

　　除了不希望佛教一廂情願「押錯寶」之外，我也不希望佛教被政治勢力邊陲化，我不希望任何政黨候選人都無視於佛教的存在，根本不屑與佛教徒談他的政見或政策。只要佛教徒擺明了對這些都不過問，政治人物就可以無視於佛教的感覺與立場，甚至寧願向其他教派勢力妥協，接受他們的要求來打壓佛教，因為他們知道，佛教反正不敢碰觸政治，犧牲掉這樣的族群比較沒有後遺症。這是我從「觀音像事件」中學到的重要教訓。所以，在這種種考量之下，我公開支持陳水扁先生。

　　我個人並沒有很強烈的「統獨」色彩，但是我也不怕人誤會，如果還擔心人家誤會，怕被貼上政治標籤，那麼，早在十幾年前，我就應該要擔心這一點，我就應該當一個「純學者」，而大可不必漟渾水。但既然漟了一次渾水，我也就不怕多漟幾次，所以我不會介意被貼上任何一種政治標籤。

　　觀音像事件中，支持我的人原先是統派，後來獨派的人也加入了。所以在台灣社會裡，我是少數被人當作獨派，但又被統派、獨派的人所共同接受的人之一。即使今天站在這裡，我也不會刻意表態，與獨派劃清界線，因為獨派人士已經把我當作好朋友，若我特別標榜中立，好與獨派劃清界線，那麼，對佛教而言，我的努力是前功盡棄，對獨派的朋友而言，我等於是背叛了他們。

　　就佛法的「緣起論」來看，所有絕對化的意識型態，都不符合緣起智慧。公允而論，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成長背景、歷史情懷及所遭遇到的一些事件，這些經驗不可能互相替代，所以只能以同理心來同情共感。我能夠理解為什麼台灣很多大陸籍的老兵，看到獨派人士，就痛恨到了極點；我也同樣地能夠理解，為什麼獨派人士一講到國民黨政府或大陸政府，就充滿著疑懼之情，因為他們經歷過許多不愉快（甚至是痛苦、悲慘）的經驗。今天雙方如果在這些議題上永遠互相對立、互相殺伐，台灣是沒有明天的；只有在一個「疼惜對方」的共同點上，大家互相同情、互相理解、互相傾聽，然後緩慢地共同改變現況，這才會是未來漢民族的前途與台灣的光明前景。

　　對於各位的「統獨」問題，我簡單答覆如上。

        引言人（宣方教授）結語：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已見證了一個歷史事件，至少從中國人民大學來說，建校以來，恐怕沒有一位比丘尼走入大學的殿堂來，用一種正信的佛教智慧來跟大家演講，這是第一次。就大陸整個高教系統而言，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非常感謝大家，週未來聽這一場跟大家實際生活可能沒有直接關係的演講，但我相信這應有益於大家瞭解佛教、實際的生活與工作的態度。謝謝大家！

（二○○三年二月十四日，修訂完稿於尊悔樓）

[1] 宣方教授按：根據各自不同的歷史沿革以及具體情況，大陸佛寺分屬三個部門管理：宗教局、文物局、旅遊局。後兩個系統的寺廟一般

都收門票，宗教局管轄的寺廟有的不收門票。另外，根據有關規定，出家人和有皈依證的在家居士進寺院不收門票。